劉仲敬：抗日戰爭爆發歸根結底是蘇日遠東博弈的結果

 2015-07-30 18:29:00

劉仲敬

本文系2015年7月26日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沙龍第二期，是由客戶端主筆劉仲敬擔任主講嘉賓。

嘉賓簡介：

劉仲敬：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一位史學奇才，他1996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某公安局擔任法醫長達10年，於2012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目前是武漢大學世界史博士候選人。他譯有大衛·休謨《英國史》，著有《民國紀事本末》。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對劉仲敬評價為「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難得的大見識」。

他這次演講的主題是「蘇聯與日本：20世紀遠東的博弈者」，在演講過程中他主張整個20世紀遠東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蘇聯與日本博弈的過程，這這個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都是處於一個配角的地位。作為世界革命計劃的一部分，蘇聯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顛覆19世紀以來形成的國際秩序。但是這期間付出犧牲最大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像現在的黎巴嫩人一樣，用處是替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充當人肉盾牌。而作為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遠東部分秩序維護者日本，為了維持舊有秩序，為了不讓蘇聯破壞這個體系，日本對蘇聯在華的每一項活動都進行了反制，但是日本的報復，全都打在了中國人的身上，沒有打在蘇聯的身上。這就是國民革命和後來蔣介石政權的全部意義。

以下是他演講全文，由於篇幅過長略有刪節。

一、20世紀遠東秩序是英國人建立的世界秩序一部分

劉仲敬：我們要理解歷史，首先要理解歷史的各個作用主體在整個格局中的相對位置。如果你把所有主體的相對位置搞混了，那麼你把史料堆積起來是不能給你清晰的理解的。首先要把層次格局搞對，把相應的比例感調整好，然後才能懂得各個角色之間的相互位置。

這種做法照陳寅恪的說法就是各族政權盛衰之連環性，這個說法的意思是你不能用從漢到唐的王朝政治邏輯考慮中古時代的歷史演變，而要把整個亞洲北部的各個種族和政治勢力的連環互動考慮進去。

因為隋唐也不是亞洲北部真正的主人，在某一段時間內，它在突厥面前是被動的。而許多歷史學家故意的忽略了隋唐中原以外的其它政治勢力對中原的重大作用，因此喪失了適當的比例感。所以僅僅把視野放在中原內部，就會對中原本身的政治發展做出非正確適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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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隋唐，就要理解隋唐的來源，他們毫無疑問是鮮卑人的後裔，直接秉承了五胡十六國以來蠻族南入中原的整個格局。所以中古史的問題，是整個中亞到內亞的歷史格局演變造成的被動和附帶的結果。他的看法比其他歷史學家高的地方，就是因為他的眼界更廣闊一些，所以理清線索比較容易。

近代以來的遠東也是類似的情況，不能像在春秋戰國時那樣將其看成一個相對孤立的整體。而近代世界的國際體系中心，毫無疑問在歐洲，無論是拉丁美洲、中東、南亞還是遠東，他們的內部的小體系或者是子系統的運動，都是歐洲國際體系運動產生的餘波。

所以如果你把近代史的中心放在東亞大陸，那麼你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程度，有點像湯因比曾經描繪過的一種東非中心的歷史。據他說在坦尚尼亞或者肯亞一帶，德屬坦噶尼喀的某一個黑人部落，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這樣的解釋：由於英國登山隊員和德國登山隊員，在敬拜山神的過程中有所差異，結果得罪了山神，於是山神決定，把坦噶尼喀從德國人手中奪過來交給英國人，作為這件偉大事件的附帶效果，德國人在歐洲也被英國人打敗了，這就是他們描繪的「東非中心論」的世界史，是當地某一個黑人部落提出的世界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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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因比是一個多元論者，所以他說這個話的意思是，哪一種中心論史觀都是不正確的，所以我們最好什麼中心論也不要搞。但是在我看來，他的意思實際在說明，歐洲中心論是比較接近於正確的看問題的方法，而「東非中心論」的歪曲程度，比「歐洲中心論」大得多。對於遠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雖然比東非更接近於中心，但是它遠遠沒有像歐洲本身一樣接近中心。

也就是說它對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衝擊力度，是遠遠次於歐洲的。所以你不能把主要的動力源和次要的被波及的輔助原因混為一談，那樣的話你就把格局搞混了。我們的近代史無論是屬於或傾向於哪一種結論和流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其實都跟坦尚尼亞的黑人部落講究「東非中心論」一樣，講究「遠東中心論」。比如著名的抗戰在中國勝利，就是這種中心論的產物。

實際上我們如果撇去這些無聊的虛榮心，首先討論任何具體問題都要有一個基本前提，無論是抗日戰爭也好，中國式革命也好，八國聯軍也好，還是以後的直到現在的種種事件也好，它的根本動力源不在東亞內部，而在歐洲。

東亞的所有政治勢力，都是在應對歐洲產生的整個歷史衝擊波的過程中，做出各種不同的選擇，然後施加了次要的歷史影響。如果你有哪一本書，包括我們的中國革命史，或者說反對中國革命史觀或其它的中華民族史觀或其它種種史觀所產生的歷史，之所以不正確，不在於他們在史料方面有什麼不正確。

因為史料方面，大家都有正確的地方和不正確的地方。但是一般來說正確的史料在你沒有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以前是發揮不了作用的；錯誤的史料一般來說僅僅是出於疏忽意料的史料，跟錯別字差不多，是不會影響整個格局的。能夠影響格局的不是史料正確多少，而是在於有沒有把不同分量的史料放對位置，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基本邏輯問題。

所以我在談論遠東格局之前，必須首先談論19世紀的歐洲格局和20世紀有什麼不同。背景問題就不詳細說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19世紀國際體系，首先是維也納體系確定的，然後經過1878年的《柏林條約》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最後遠東、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是這個基本格局調整過程中的一些附帶反應。

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定的基本格局用簡單的兩句話說是這樣的：在歐洲大陸內部，列強應該是實行勢力均衡；在歐洲以外的海外事件，皇家海軍就是最高法院。英國在這個體系中，屬於超然的仲裁人地位。歐洲大陸不允許再出現拿破崙或者菲利普二世這樣的霸權統治者，不允許任何人統治歐洲。

這個體系保護了歐洲的小國，不像我們遠東的小國一樣，很容易被暴秦這樣的大國吞沒而變成統一帝國。英國人負責維持歐洲的平衡，列強內部的博弈只要沒有超出平衡的限度，英國人就不管。如果有一方嚴重越出平衡的限度，可能產生第二個拿破崙的時候，英國就要進行斷然干預，不允許任何一方再利用自己的優勢。

在大國和小國發生衝突的時候，英國人盡力維護小國的獨立，因此歐洲保留最多的小國。但是這個平衡體制僅限於歐洲，海外是皇家海軍說了算。這個體系成功的維持了100年和平與繁榮，我們所謂的自由主義的世紀等諸如此類的說法，其實是對英國統治下和平的一種政治哲學性的描繪，沒有英國皇家海軍的霸權是無法維持的。

19世紀末葉，這個體系開始有局部的鬆動，局部鬆動就主要體現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列強開始進入海外世界，對皇家海軍的仲裁權提出了挑戰。英國對海外世界的統治對於遠東來說，就體現於李鴻章時代英國對東亞的代理人統治。因為英國皇家海軍在獨霸海外的時候，是不希望建立直接統治的，它的標準政策是：只建立若干個中繼站和皇家海軍的基地，再控制幾個要害的貿易港口。在貿易港口以外的內地，儘可能的扶持對英國友好、能夠維持自由貿易的本地統治者，而不對它進行直接統治。

英國的殖民主義跟我們有些人的想法相反，它不是英國人的主動擴張，而是英國在維持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間被迫、不得已對那些實在不守規矩的統治者實行司法仲裁的結果。一般來說那些統治者犯的錯誤就是侵犯私有財產，沒收扣押外商財產，或者因為揮霍浪費弄到自己破產，牽累到外商而還不起債務之類的。像埃及、印度和印度的許多邦國、許多土邦之所以淪為殖民地，不是英國想占它的土地。英國如果真想占它的土地，它就直接派官派兵去守。那增加額外的費用，對於一個自由貿易帝國來說是錯誤的做法。

只有在這些土邦，像埃及的副王一樣，花光了自己的錢以後，就想去抄沒外商的財產，就去賴債欠外國人的錢不還，這種情況下由於影響了整個國際貿易體系，英國才被迫出兵干涉，強迫它回到英國人所認為的自由貿易的正路上。如果它實在回不來，英國人採取派員監督實行間接統治，這是英國殖民主義起源。如果按照英國人這種做法搞下去，它是根本不用占領那個地方的。

對於大清來說，這個體系就體現在香港的殖民地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李鴻章的清廷內部統治地位。對於大英帝國來說，占有香港和上海這兩個貿易體系，跟內地進行廣泛的貿易取利就足夠了，他根本就不想占領大清帝國的內地各省，只要大清帝國願意遵守條約，好好搞自由貿易，英國不但不會侵略你，而且會積極扶持你。這就體現於赫德對海關的改革和琅威理對北洋艦隊的改革。

李鴻章在清廷內部的統治地位，主要也是因為他抓住這個機會窗口，變成大清和大英帝國之間的主要聯絡人和代理人。這個體系開始出現問題就是因為法國、德國和其它國家開始介入了海外殖民事業，而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慾望不如英國。首先最嚴重破壞自由貿易的是法國，它把本國的歷史傳統帶到了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尼羅河上游，它要求直接占領海外的領土。在這些國家內推行法國式的官僚制度，給阿爾及利亞的每一個村落都配上法國的警察，讓阿爾及利亞每個孩童都學會講法語。

這種統治方式是很昂貴的，設立官僚機構是最貴不過的事情，特別是你要在殖民地建立像本國一樣的官僚機構，那是非常昂貴的事情。英國人控制印度這個相當於大清帝國全部領土的地方，它有多少軍隊？6萬軍隊，英印帝國6萬軍隊控制著北到帕米爾高原，南到印度洋這塊巨大的、擁有3億多人口的土地。而且這6萬人中還有一多半是廓爾喀人和本地的土著部隊。

英國參加八國聯軍到北京的時候，雖然號稱是英國軍隊，其實來的只有幾個軍官，絕大部分士兵都是在威海衛招募的山東人。英國軍官把他們訓練出來以後，帶著他們到天津然後一路殺進北京，然後這就算是英國人的軍隊。這是英國人搞的極端省錢的殖民主義，其實這種東西與其叫殖民主義，不如叫自由貿易的監督體系比較合適。

但是英國人最後還是不得不擴大它的殖民地，主要是因為法國、德國也加進來了，他們直截了當的不守英國人定下的規矩，他們想要直接統治。他們如果征服了一塊土地，把它變成殖民地以後，就在這塊兒土地上實行貿易保護政策，通過貿易保護的高關稅政策，把英國貨物排斥在外，用徵收到的稅收養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它們是這種殖民的模式。

按照英國人的看法，第一，它是武斷專橫的，損害了殖民地各殖民地的原有習俗。英國人在香港和上海，都是不破壞本地的習俗，英國人按照英國人自己法律行事，華人要娶小老婆照樣娶，要纏足照樣纏。中華民國廢除纏足多年以後，威海衛的婦女照樣纏足，因為英國人不會強迫干涉，無論是強迫你纏足還是強迫你不纏足，這都違反英國人對自由的理解。

像大清帝國強迫你不要留辮子否則砍你頭，這是違反普通法所規定的自由的。像中華民國那樣，派警察去非要剪掉你的辮子不可，你不剪辮子就抓進派出所，這同樣也是違反英國的制度。英國的制度就是什麼也不管，你愛咋咋的，愛纏足就纏足，愛留辮子就留辮子，愛剪辮子隨你，愛胖子也隨你。

這種做法對於英國來說，一方面是他們的法律傳統，另一方面是成本最低。但是法國人駐華，要教你們統統學法語，學啟蒙運動的理念，把你們統統變成法國人，這種層面是非常高的。從英國的角度看，最好各國都不要搞殖民地，只搞自由貿易，搞自由貿易是對英國人最有利的。英國人不用占領大清就能得到大清的自由貿易。

但是如果各國各占一塊土地，把大清挖空了的話，英國人即使分到最大的一塊，其實比起占有全部自由貿易還是吃虧的。因為誰都不分殖民地的時候，等於全世界都是英國的自由貿易區。如果列強瓜分了殖民地，即使有一半或者40%的殖民地歸於大英帝國，但其實大英帝國所占的份額由原來的將近百分之百，也就降到現在的40%、50%了，19世紀末的情況就是這樣。

大英帝國在其它後進國家的驅迫之下，很不情願的直接占領殖民地，這是雙重損失。一方面擴大了殖民地占有區，也就增加了行政費用，這是它不高興支付的。另一方面，別人占領殖民地使它本來可以利用的自由貿易區縮小了，意味著維也納體系確定的國際體系日趨衰落。

英國的應對方法不是直接反對，而是跟後進列強搞協商，第一個協商其實體現在美洲，就是門羅主義。美國人對美洲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美洲列強幹涉南美洲的弱小共和國,美國當時的實力是不足以支持這一帶，能夠實現是因為英國的暗中支持。在英國人看來，它本來就不打算兼并南美洲的任何領土，所以美國人禁止歐洲列強進入南美對它沒有損害;美國又沒有禁止它搞貿易，實際上是在幫它的忙。美國人出個頭，其它國家，像法國這樣有野心的國家進不來了，但是大家搞自由貿易還是照樣搞，只要搞自由貿易，總是對英國有利的。

1904年的誠信協議是跟法國簽署的，主要就是解決了尼羅河上游和非洲的長期爭議。1907年的英俄協約解決了著名的大禁忌問題，就是俄羅斯向中亞的推進對英印帝國造成了威脅，這個威脅就涉及到希臘和新疆的問題。英國對希臘和新疆的干涉也是保護性的，它主要目的是在這些地方樹立緩衝國阻止俄國南下，如果大清國能夠封閉這些地方，英國也其實並不想要這些領土。

在遠東地區，它採取同樣的代理人政策。甲午以前，它選擇主要代理人是李鴻章，希望李鴻章像南美的巴西帝國或者是中東的奧斯曼帝國一樣，能夠替英國人阻止俄國南下，同時能夠維護英國在遠東的貿易利益。但是甲午一戰證明大清帝國完全不中用，戰爭以前英國支持袁世凱和李鴻章把俄國人趕出朝鮮的擴張性政策，反對美國人維護朝鮮獨立的企圖。戰爭一結束它已經看清楚大清帝國是扶不起的阿斗，唯一能夠阻止俄國南下，能夠充當東亞代理人的角色，就是原來很不起眼的日本，於是甲午戰爭產生了第一次英日同盟。

大英帝國改變了它代理人的選擇，於是大清的國際地位急速下降，本來它像奧斯曼帝國一樣，只要做英國的代理人，那麼英國會極力維持你的領土完整，但是今後就沒有這個必要了。隨著英國在在世界大戰上採取集中精力保衛北海，而在全世界採取後退政策，遠東只是世界一個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在世界體系中不僅不如歐洲，而且比起中東還要更次要一點，只是比非洲稍微強一點。

所以英國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英日同盟簽署的時間都要比它在歐洲簽署的時間晚。1911年，第三次英日同盟奠定了20世紀初葉的遠東體系，實際上意思就是:英國授予日本在遠東的行動自由，希望日本能代替它擔負起維持遠東秩序的任務。

這四個基本協議，第一個是門羅主義；第二個是英法協議；第三個是英俄協議；第四是英日同盟。等於是大英帝國作為總公司的老闆，在年老力衰的情況下，決定進入一個半退休狀態，在半退休以前，它把它原先的四個分公司分給了四個比較信得過的好朋友，美洲歸美國管，非洲歸法國管，中東交給俄國，遠東交給日本。

在這個規劃當中，奧斯曼帝國和大清帝國都做了犧牲品，這是他們後來遭到歷史厄運的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代表國際體系的最後解體，我們可以看出，英國簽署的四個分公司協議，漏了一個最主要的新興強國就是德國，這四個協議簽署，德國就應該是釜底游魚了，它無論從哪個方向走都沖不出去。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英國人在戰前就對各國做了一系列判斷，它判斷法國、俄國以及其它列強的要求是具體而有限的，只有德國人是希望推翻整個國際體系。別人都是具體要點好處，比如法國人無非也就是要摩洛哥或者是蘇丹的領地，那麼我們分一下，分一部分給你，分一部分給我就解決了。俄國人也無非就是要中亞，那我劃一條邊境，規定阿富汗以北歸俄國，阿富汗以南歸英國也就解決了。

日本人的要求沒有超出遠東範圍，這個更好解決。美國人也不可能在美洲、太平洋以外發生作用，唯一問題是德國，德國如果要求剛果的領土或者其他什麼地方領土，英國人是很願意給它的，願意把英國自己和葡萄牙一些用不著的殖民地劃給它，但是德國人實際上要求改變霸權的秩序。這一點特別要在海上跟英國爭霸，這個是英國不能容忍的。因此早在大戰前英國已經做好了全球布局。而德國知道自己在被包圍的狀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他首先採取了犯規措施。

二、20世紀革命化縱火者是威廉二世

20世紀的革命化，從根本上講有一個縱火者，這個縱火者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國。19世紀維也納體系確定的列強外交是一種紳士的外交，紳士外交顧名思義，大家都要像宋襄公那樣行事，大家誰也不能把事情做絕，雖然總是有勝有敗，但是勝利者要點到為止，不能斬盡殺絕，不能採取太下作、太陰暗的做法。

比如說，德國打敗法國，割地賠款是可以的，但德國不能支持法國的巴黎公社起來推翻法國政府，這樣一開始事就亂了。因為我可以支持你本國的叛黨，你也可以支持我本國的叛黨，大家一起搞起來，那么正規戰爭和秘密顛覆的區別就要完全消失了，各國沒有必要派軍隊打仗了，我可以派秘密情報組織在你們國內搞第五縱隊，用第五縱隊顛覆你，這種做法在19世紀外交中間極不體面，是基本上沒有被採用的。

第一次開始採用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進入一種快要民窮財盡的情況下，於是它做出了以前列強誰都不肯做，為體面而所不為的行動，支持俄國和伊斯蘭世界顛覆分子，來顛覆大英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它在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穆斯林當中扶持代理人，展開了以反帝反殖為主的殖民革命外交。這個政策後來被希特勒繼承了，現在的比如阿爾及利亞共和國開國之父本·貝拉，巴解組織第一批反對猶太人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教黨最初的資助者就是德國人。

在以前，任何列強相互衝突的時候都不會採取這種做法。1916年以後支持俄國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瓦解沙皇俄國軍心，從內部破壞俄國戰爭努力的也是德國參謀本部。列寧是坐著德國參謀本部的列車，穿過敵國領土，回到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靠的是沙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給的5000萬金盧布，這些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落到英國人手裡面，不知為什麼英國人直到冷戰以後才公布。

臨時政府在7、8月份之間，大致上已經發現這個問題，對托洛茨基提出起訴，列寧也不得不逃到芬蘭邊境上。但是這時發生科爾尼洛夫叛變，於是克倫斯基覺得需要依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來對付軍隊。於是他把托洛茨基重新放回來，依靠赤衛隊去對付軍隊，這個決定毀了他自己。

軍隊一旦落入托洛茨基的手裡面，他再也不會交出來。下一步就是紅色的水兵進攻東宮，臨時政府徹底倒台。布爾什維克在掌握政權的初期，因為它沒有財源和兵源，依靠的就是逃兵政策。也就是說，因為其他的政黨都希望遵守協約國的約定把戰爭打到底，只有布爾什維克十分願意結束戰爭，一方面能讓德國人高興，另一方面又要它主要支持者，就是害怕繼續作戰的前線士兵感到滿意。

這些前線士兵，很願意回國殺光那些強迫他們作戰的軍官和資產階級，而不願意面臨德國的優勢火力，這個是有情可原的，因為就當時興登堡的估計，大概德國人的一個師，可以打俄國人一個集團軍。俄國人用劣質步槍和武器，驅使大陸為數眾多、出身貧困的農民士兵越過壕溝去衝鋒，其實跟送死沒有什麼區別的。德國人靠著他們的優勢武器，在射程之外把他們成批的掃倒。實際上俄國士兵根本沒有獲得殺傷德國人的機會就徹底完蛋了，戰爭已經變成和單方面屠殺差不多的情況。所以這些士兵可想而知非常痛恨送他們去死的本國統治者，覺得回國殺了這些人比起攻擊根本無法打敗的德國人還要容易。

布爾什維克依靠這些人解散臨時政府和立憲會議，依靠德國的5000萬金馬克和武器支持，打敗了零零散散的志願軍。這些志願軍主要靠南方高加索烏克蘭地區沒有被殺絕的士官紳和資產階級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主要武力是騎兵，依靠的武器還是沙皇時代留下來的。因為俄國基本上沒有軍工生產能力，在這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軍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非常相似——基本上是送死的軍隊。

布爾什維克占有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既有的軍事資源，又得到德國軍事援助，而白軍基本上是只有沙皇時代留下來的老式步槍，還有他們最為依靠的是騎兵和馬刀。所以俄國最常出現的拼刺刀的情況比拼火力還要多一些。而且白軍是處在完全沒有工業化的條件下，他們依靠驍勇的騎兵，俄國軍官的勇猛精神和不顧一切的騎兵機動性拼刺刀。他們基本上像後來蔣介石的軍隊一樣沒有什麼重武器，重武器全部在布爾什維克那邊。

我們大家都是受同樣教育的一批人，所以很可能相信布爾什維克如何採取英明措施的做法，它確實有英明措施，別的政權都很難搞到糧食，只有它能夠直接派隊伍下鄉去搶糧食。所以在糧食這方面比別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儘管是白軍占領糧食最多的烏克蘭，但是在供應糧食這方面，卻不如占有貧瘠北方土地的布爾什維克。但是這不是決定戰爭的主要因素，因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誰能夠占有極少數的重武器，誰就能贏，而白軍是一點重武器都沒有的。

而布爾什維克能夠掌握重武器，它靠的是出賣本國的利益；靠的是依靠境外敵對勢力給它送的本國生產不出來、到哪也找不到的先進武器。

通過這種手段，總算是在殘酷的1918年到1919年的內戰中，基本上粉碎了立憲會議和高爾察克政府軍軍隊。這時他的下一步就是推動世界革命了，從俄羅斯本身的角度來看，布爾什維克差不多是一個外國政黨，它絕大部分領導人是猶太人、東方人、高加索人和其它亂七八糟的人，純種俄羅斯人很少。

這樣的格局跟俄羅斯帝國採取的「大俄羅斯政策」有關係。因為在這種「大俄羅斯政策」之下，反對沙皇專制的人和反對沙皇民族歧視的人，不可避免的要走到一起來。誰反對沙皇呢？一方面是反對專制的人；一方面就是反對大俄羅斯、大民族主義的人。所以少數民族是天然的反對派，也是最積極的反對派。少數民族當中最聰明的人是猶太人，最善戰的、最野蠻的是高加索的人，托洛茨基和史達林就是他們的代表。

所以在大俄羅斯人及其政黨角度看，你們又拿德國人的錢，又是這些少數民族和外國人，所以你們不是顛覆勢力，誰是顛覆勢力？

而從列寧角度看，他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他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推翻沙皇。他雖然拿著德國人的錢，但我們不能按照白軍的誣衊，去想像他說他就是一個德國人死心塌地的代理人，他跟德國人的關係，也是相互利用的。

只不過因為他處在絕對弱勢的地位上，沒槍沒錢，德國人有槍有錢，造成的效果好像是他為德國出力，而德國人不跟他在一塊兒。其實這是雙方支持力對比造成的，他的根本目的還是在全世界發動世界革命。

俄羅斯是不太重要的，照19世紀社會黨普遍觀念，真正的革命中心應該是資產階級最發達的地方，而對於歐洲來說，毫無疑問歐洲的工業中心在德國和比利時，比利時太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德國。所以共產國際成立時工作語言是德語，最重要的幾個干將也是德國的社會黨的左派。

列寧的想法是把俄羅斯作為導火索來用，引起全世界的革命，俄國革命一旦成功以後，即使資助他的德國人也在他下一步革命的範圍之內，革命勝利以後，共產國際工作中心就要遷到德國國內，工作語言自然也是德語。

俄羅斯是一個導火索，它要燒盡俄羅斯的資源去引起世界革命，而不會對俄羅斯採取保己安寧的汲取財富政策。相反，它打倒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有錢人，要把它的資產全部榨取出來，在極短期內支持全世界的革命。

所謂蘇維埃的暴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蘇維埃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它的顛覆性造成的。比如說你打進一戶人家，目的是把這戶人家的錢和資源拿出來，造出武器，順便把其他鄰居也搞掉。那麼你肯定不會在那個鄰居的家裡面實行長治久安的政策，不會實行休養生息，不會像唐太宗搞休養生息，不會指望20年以後人民更加富裕什麼的，20年以後世界革命早已經爆發了哪還考慮那麼多。

現在是把現有的資源儘可能的榨取出來，然後等整個世界革命成功了以後，俄國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擠乾的橘子，沒有用處了。這個可以解釋布爾什維克在最初幾年，採取的極端殘酷政策。可以說後來，大家後來都說史達林殘酷，其實史達林比列寧應該是放的比較寬的。因為在史達林時代，他們已經很清楚，世界革命不能在短期成功，所以俄羅斯是它唯一的家園，在短期內是他們的家園，必須為自己的未來考慮。

在20年代的時候，根本不顧惜俄羅斯，把俄羅斯的一切資源全部消耗到更廣大範圍的革命當中去。它在這場遊戲中間，面臨的第一個障礙是歐洲和社會黨人，如果讓列寧計劃得以完全實施，歐洲社會黨人應該像是俄國社會黨和克倫斯基一樣落到同樣的下場。

但是這個計劃沒有完全成功。20年代，歐洲激起了廣泛的清黨活動，在瑞典、芬蘭、德國各地社會民主黨都採取了報復性的活動。布爾什維克陣營在這場運動中證明自己是失敗者，而這一社會民主黨的報復活動其實相當慘烈。

比如芬蘭那些所謂白衛軍，布爾什維克稱其為資產階級。但事實上不是這樣，芬蘭的白衛軍其實就是社會黨人。殺布爾什維克的所謂的白衛軍，一般來說是芬蘭的退伍老兵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糾察隊。他們之間關係最近，鬥爭斗的最狠，德國人也是這個樣子。

殺德國共產黨殺的最狠的首先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經過這場可怕的屠殺以後，在可怕的最高潮的時候，瑞典和芬蘭社會民主黨，採取基本上是挨戶搜查，發現赤衛隊和紅軍就要不經審判立刻殺掉，這實際上就是內戰。

雙方行使的都是戰爭權利。因為它殺的比較徹底，所以以後北歐國家的共產黨經過這次元氣大傷以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從而形成了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的局面。最後這段歷史基本上從人們記憶中消失了，大家還覺得社會民主黨好像是最溫和的政黨，其實它之所以後來採取最溫和最文明的做法，正是因為它的最開始，把共產黨殺絕了的緣故。如果它沒有殺絕了的話，以後共產黨一次又一次鬧事的話，恐怕也得反反覆復的像慢性病一樣不斷的殺來殺去。

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斬盡殺絕，到最後反而得到了讚許，被大眾輿論稱讚為溫和的民主的；而如果一開始拖拖拉拉，猶猶豫豫嗎，到最後卻得到了最大的惡名。這就是馬基雅維利政治一個最可悲的地方。

大多數公眾心目中的歷史形象，跟實際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差的太遠了，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你指望人民是公正的，歷史是公正的，想要復原真相，這個希望其實是件很不靠譜的事情。哪怕是在號稱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國家，人們所知道的歷史也是高度歪曲和極不可靠的。

三、蘇聯與國民黨合作是為打破英國人建立的世界秩序

我們剛才提到列寧在歐洲革命中遭到徹底的挫敗，這時候他不得不把重點轉向遠東和海外世界。在遠東和海外世界中，首先可以滲透的是那些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中國和衣索比亞，因為有殖民地的國家等於是有主人，如果是印度支那的話，那麼法國人管，如果是朝鮮的話是日本人管。這些國家都還有一定的實力，直接顛覆比較困難的。像中國這樣名義上獨立，實際上毫無實力，四分五裂的國家，是最容易顛覆的。

衣索比亞也是這樣，它是非洲唯一的一個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國家，因為它變成青年衣索比亞黨的一個據點。青年衣索比亞黨在非洲發揮的作用，跟國民黨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是一樣的，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白手套，外面是國民黨，但是支持國民黨的目的，是等國民黨成功以後，再從內部推翻國民黨。衣索比亞青年黨發揮同樣的作用，把共產黨藏在裡面，通過青年軍官篡奪皇帝地位，通過共產黨的篡奪青年軍官的地位，從長遠歷史看，這兩個同盟都獲得完全成功。現在我們來講具體內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的主要想法就是恢復戰前的遠東秩序，但是他們力不從心，經過大戰的削弱和革命的衝擊以後，他們雖然形式上恢復了國際秩序的原狀，但實際上已經大不如前了。英國人第一個撤退，其它各國相互觀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儘管通過華盛頓條約加強它的存在，但還是受孤立主義影響不願意自己干涉。於是遠東暫時變成了真空區。大自然是厭惡真空的，政治上也是一樣，如果一個地方變成真空區，原有的主權者有撤退的傾向，那麼新的力量肯定會擁入。

蘇聯在20年代積極干涉中國，是中國內地的主要列強，日本30年代以後才慢慢加入進來。20年代的北伐基本上是蘇聯直接干涉的結果。蘇聯首先是在歐洲搞了一場革命以後，遭到歐洲和列強的集體封鎖，誰也不願意跟它建交，於是它到東方，希望跟北洋政府建交談判，而北洋政府給它提議，如果你能把外蒙古給我們，我們就願意承認你。蘇聯看到這種情況，外交交涉很難搞，再次採取了流氓的做法。正常的外交活動是我只能跟你的代表交涉，不能跟你內部政治勢力交涉。

比如說某個勢力跟美國打交道，不能共和黨上台，交涉不出結果來，我就到德克薩斯州去，給德克薩斯州州長一筆錢，希望德州州長拿了錢以後就跟白宮作對。然後白宮跟德克薩斯打內戰，美國內部打起來以後，就顧不上這個勢力了，這個勢力就可以跟美國爭取更有利的條件了。

現實中如果真的要這麼幹，肯定是德克薩斯州和白宮一起整這個勢力，因為美國憲法體制已經很完善了，這種不講規矩的行動是行不通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可以行得通。中國處在土崩瓦解的狀態中，在北洋政府得不到好處的時候，蘇聯開始分別跟張作霖、吳佩孚、孫文等的相互接觸。

接觸的結果是，其它的各主要軍閥採取比較負責的政策，拒絕放棄外蒙古。而孫文在自從被陳炯明趕出廣州以後，已經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認為蘇聯給的這批資助相當寶貴，於是他接受了這個條件。

這點我們也不能說孫文個人道德特別難看，應該說這符合馬基雅維利政策的常規。什麼叫講原則，講原則是需要有資本的，窮光蛋如果講原則馬上要餓死，有錢人之所以可以當紳士，是因為老子跟你翻了臉，老子下鄉種田還有200畝地。你如果骨氣很好，表現的很有原則，動不動就能拂袖而去，那麼十之八九你鄉下還有200畝地，可以像華盛頓一樣。華盛頓只要吵起架來，他的口頭禪就是：老子不幹了，老子下鄉種地去。他能夠喊出這句話是因為他不是貧下中農，他在鄉下有巨大的地產還有整批的黑奴，回家照樣過好日子，所以他可以理直氣壯的堅持原則，老子回家種地。

中國古代士大夫，能夠堅持原則的是哪些人？其實就是有產有業的地主，在北京城的士大夫可以拂袖而去，退隱田園，不問國事，這個堅持原則的前提是什麼？他老人家有個田園可以退隱，他回到蘇州他的莊園去了。

如果是貧下中農的話，他哪裡也去不了。太監一般是貧下中農，是沒飯吃，如果不是沒飯吃，很難下這個決心把自己小雞雞割掉，哪怕榮華富貴，也不見得能夠做這個犧牲。所以太監和士大夫的鬥爭，其實儒家說是沒有原則的小人和有原則的君子的鬥爭，其實這裡面有無產者和有產者鬥爭的影子在裡面。

有原則的，儘管有產這不是個個都有原則，其中的流氓不在少數，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者，這是一個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關係。有產不是有原則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有產者不一定有原則，但是有原則的人必須是有產。而且無產者無論古今中外，任何時候都是沒有原則的人。

在北洋政府那個年代，孫文是無產者，他並不是一直都是無產者，但是他那段時間非常倒霉，已經淪為無產者了。而張作霖和吳佩孚這些人，家大業大，還比較有產，所以蘇聯不給我錢怎麼樣，老子不是沒有錢沒有地盤，我至少現在還有幾十萬軍隊，所以他可以比較堅持原則。

而孫文已經是被陳炯明趕走了以後，而且年紀又已經大了，以前靠日本黑龍會的支持。但現在日本人自從已經變成遠東的分公司經理以後，覺得沒有必要支持革命方面的勝利，採取維護條約體系的做法對他更有利。這種情況下，他已經找不到支持者，而且自己又處於人老珠黃的狀態，所以他如果不支持蘇聯的話，那麼他恐怕以後國民黨都要從歷史上消失了。我們敬愛的蔣委員長，後半生也只能一直去炒股了。

得到蘇聯支持的結果，就是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我們從廣州國民政府的隊伍就可以看出，蘇聯對中國的干涉已經強到什麼樣的程度了。日本提出21條的時候，只要求在幾個軍工企業和北洋政府幾個部門設立幾個顧問，這個顧問的性質跟袁世凱的朝鮮顧問實際上差不多，並不負實際責任。

但是鮑羅廷在廣州的基地，已經發展到在國民黨開中央委員會的時候，必須有俄國代表出席的地步，季山嘉是直接主持廣州軍隊的。廣州政府的主要武器，在海參崴通過史達林安排運到廣州，廣州政府的主要津貼，通過上海和香港由鮑羅廷籌集，以國際赤色勞工組織捐助名義提供給廣州政府。

在沙基慘案當中，率領遊行隊伍去衝擊英國警察的是俄國軍官，在漢口和九江英租界的鬥爭之間，在漢口主持大局的也是俄國顧問。現在俄國顧問他們和最早期的國共合作，在兩湖地區的居所現在還留存的，大家可以到武昌漢口看一下，那是絕對的豪宅。比起英美各國的富商、教會長老自己住的房子還要寬七八倍，他們菜單現在都是有檔案留存的。當時他們開會的時候，在會上負責送茶送水那些普通服務員，一頓晚飯要吃七道大菜。

就是這樣一些人，聲稱他們是工人和農民的領袖，我想沒有任何工人農民能在漢口住得起這樣的房子。

漢口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的特殊在哪兒呢？在於共產國際在計算東方的津貼的時候發生了一點計算錯誤。因為俄國人對中國內地的物價標準不太了解，所以他們開始的時候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總壇，然後這些總壇到內地發展分壇的時候，第一不知道內地的生活標準。第二，可能覺得工作剛剛開始，多花點錢也無所謂。後來他們大體上按照中國沿海地區的物價標準給他們在兩湖地區的代理人制定工資標準，於是那些人立刻像發了大財一樣。

你自己想想，如果有人按照上海的工資標準發工資，讓你到武漢，你是不是覺得一下子比武漢那些按照本地工資標準發工資的人一下占了無窮的便宜。兩湖地區的那些人，之所以能夠住得上這些豪宅，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犯了小小錯誤，沒有搞清楚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物價差異。

共產國際在遠東設立機構有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們是通過西伯利亞局建立遠東共產主義組織的，在這一階段，他們工作做的很粗糙。比如說西伯利亞局同時負責整個遠東地區共產主義組織建設，因此他們在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同時活動。

而且派出去的人員彼此也沒有打過招呼。以致同時建立了兩個朝鮮共產黨，然後兩個朝鮮共產黨彼此在掐架，一路掐到莫斯科去的，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這一階段是在在冰火倉皇之中，工作是做的很差勁的。

第二階段，遠東共和國階段，工作做的比較好的，這是因為有一部分是有理論依據的緣故，列寧在東征的過程中，首先發現了統戰工作的妙用。統一戰線的妙用是列寧在打高爾察克的時候發現的，他發現直接打的話，因為儘管他有武器優勢，但因為俄國傳統軍官的勇敢，以及俄國農民對征糧隊伍的反感，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的。但是敵人是有弱點的，敵人內部不團結。

白軍理論上在薩馬拉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最初在聖彼得堡召開以後，被列寧帶著布爾什維克水兵衝進去解散的。但是當時列寧剛剛奪取政權，其他機構還不完善，按照後來的做法，他應該既然解散了議會，就應該斬草除根，把那些罪該萬死的人就地槍斃，以絕後患，但是它剛剛奪取政權，要忙的事情很多。讓那些議員中間有很大一部分逃出了聖彼得堡，這些人逃到薩馬拉，在那裡宣布立憲會議復會。

因為有了一個法統的象徵，於是各地的叛兵就風起雲湧的宣布他們響應立憲會議，只有立憲會議才能夠代表俄羅斯政府。但是立憲會議的代表力量是五花八門，包括大量粉紅色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有自由主義分子，也有大俄羅斯民主主義分子，所以你就可以把他們分化瓦解。列寧對這個西伯利亞政策就是，瓦解高爾察克政權內部，通過高爾察克政權內部的社會民主黨來打擊高爾察克，這個做法相當成功的。

在戰爭最緊張的時刻，高爾察克的基地發生政變，社會民主黨掌握當地政權，反過來打擊高爾察克，在他們掐的不亦樂乎的關鍵時刻，紅軍突然進了城。高爾察克本人是比較保守的，他和大多數俄羅斯軍人一樣，他認為社會民主黨也就是比布爾什維克稍微好一點，對這些人是很不信任的。但是這些人既然在立憲會議中占領相當大的勢力，有很大的影響，他不得不在政府中給他一些位置。這一點就是右翼政府和左翼的不同。如果是左翼的話，除了麻痹你以外，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實權的政府位置。但是右翼的獨裁者，在這方面沒有辦法做的像左翼一樣絕，他要搞聯合政府就真得給你一些實權。

而布爾什維克統戰結果，就是使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能夠用他們的權利，從內部破壞高爾察克政權，導致了高爾察克本人及其總理，不但在關鍵時刻沒有辦法打仗，連逃跑計劃都遭到破壞。如果高爾察克能逃到遠東，那他的格局會比謝苗諾夫這些人好得多。因為他是賦有俄羅斯立憲會議法統的，後來的白軍就沒有這個法統了。

列寧經過這次勝利以後，覺得這種辦法可以系統的加以推行，於是他成立遠東共和國，遠東共和國名義上是獨立於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按照布爾什維克的說法是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由聯合政府領導。聯合政府的首腦和一半成員都是資產階級人士，但是那另一半成員中間，包含幾個最為要害的，按照俄國人的說法就是強力部門。槍桿子牢牢的掌握在布爾什維克的手裡面，但是政府首腦以及負責外交和經濟方面的那些需要經常拋頭露面的人。要有舊的資產階級人士，照中國共產黨的說法就是政協，由這些政協人士來擔任，這樣就可以欺騙資產階級，讓他們以為遠東共和國沒有危險。同時可以欺騙俄國國內的反對者，以為這樣一個共和國跟布爾什維克有本質區別，不會受布爾什維克在國內實行的恐怖統治，因此緩解他們的抵抗力量。

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遠東共和國還有一個好處，既然理論上來講它是一個獨立國家，跟愛沙尼亞和芬蘭這樣脫離俄羅斯帝國而獨立的國家一樣。那麼通過它為基地，向日本、朝鮮、中國這些地方派遣滲透力量，就要比從俄羅斯本地派出去要容易得多。特別是當時俄羅斯在遠東還有大量的中國和朝鮮的僑民，如果在這些僑民中間發展組織，訓練特工，派他們滲透比起直接派俄羅斯人效果還好。

如果你現在到上海去尋找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堂什麼什麼的，會發現代表它的二十幾個代表，每一個人都有一段介紹，介紹他如何如何，諸如此類的豐功偉績，只有一個人默默無聞的在後面，什麼介紹也沒有，他的名字就是尼克爾斯基。他的名字在由三個字組成的中國人之間顯得非常顯眼，馬林這個名字看上去很像中國名字，你不會發現他是原名為斯內夫利特的荷蘭共產黨員。唯有尼克爾斯基這個名字，任何傻瓜都可以看出來他不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有任何介紹。

他在中國完成任務以後回到俄羅斯，在托洛茨基倒台後的俄國內部被史達林逮捕，作為帝國主義間諜槍斃了，但他實際不是帝國主義間諜，而是蘇聯本身的特工。在俄羅斯解體以後，蘇聯歷史學家重新把這段歷史挖掘出來予以公布。我想現在遠東研究所裡面，還留著相應的材料。

總而言之，在蘇聯的支持下，國共開始了第一次合作，國民政府發動了北伐，北伐軍隊一路勢如破竹，占領了上海，形勢一片大好。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發動了4·12政變，對中共舉起了屠刀，國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

四、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對各方的影響

而此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決裂，其實是蘇聯外交一個重大挫折。在史達林的設想中國民黨本來應該完成北伐的使命以後才被循序替代。

而對於國民黨的影響就是：第一，加強蔣介石的地位，因為得到上海，就能得到最多的錢，其它地方錢不夠很難養活足夠的軍隊，買足夠的武器。

第二，加強了蔣介石本人的賭徒性格，蔣介石在日記中就曾說他這個人最喜歡用孤注一擲的手段，往往以此致勝，然而也經常因此而大敗。以後他經過這一次重大勝利以後，以後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以後，都不斷用這種做法，這種做法效果是可以看見的。如果這個人有賭徒性格，在他垮台以前，就可以精確預計他的下場。因為只要按照他的這種方式走下去，就不可避免受到賭徒應有的結果，就是不斷的獲得一系列的局部勝利，但最後會在一次可怕的慘敗中搞的全軍覆沒。

從當時的格局看，蔣介石國民政府其實是不大應該存在的東西，因為它其實是得到上海，又通過宋子文的財政改革實現了銀行和中央企業的半國有化。建立資源委員會以後，它的財政基礎仍然少的可憐，大概最初的時候，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總共也只有幾千萬銀元，到抗戰前經歷所謂的黃金十年以後，最多也就搞到四億。

但是蘇聯人僅僅是養馮玉祥那支軍隊，每年給的就是八千萬銀元，這還不用說通過上海印度支那和香港，用來支持南中國各地、粵桂各軍、用來養活汪精衛改組派、國民黨其它派系、養活吉鴻昌等西北軍各將領的巨大開支。

我們公正的說，在這些開支當中，共產黨只得到極少一部分，跟馮玉祥比起來，他們是很小一部分。共產黨在抗戰爆發以前，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拿到幾萬銀元，最多的時候，也只拿到幾百萬銀元，也就是說他們拿到的錢實際上只有馮玉祥拿到錢的1/10。

當時中國法定的疆土財政分布格局大概是這個樣子的：中國有大概2/3到3/4由土地蘇聯人養活，總的開支沒有辦法精確統計，只能根據馮玉祥的比例算。因為南方和沿海地區的普通費用可能更高一些，可以大致估計，維持中國大概2/3領土上的所謂的各路國民黨左派的軍閥，花掉了蘇聯大概八萬億左右的開支。蔣介石依靠上海和天津的海關收入，以及鹽稅和派駐工廠的統稅，拿到了幾千萬到幾億的開支，統治了中國大概1/5的土地。剩下的1/5領土，絕大部分由張學良統治，還剩下一些不值一提的小軍閥。這些小軍閥是用北洋和清末時期用的土槍，能夠拿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淘汰下來的步槍就高興的不得了，他們一個師所能夠支付的軍費，還趕不上蔣介石在東南部的一個營。

像是劉存厚這種在四川算大軍閥的人物，手下理論上的正規軍有十幾萬，但是擁有的槍枝還沒有張國燾手下紅四方面軍一個團的槍枝多，這是當時中國的基本格局。從地圖上看，列強好像承認蔣介石政府，但實際上看，可以說大陸勢力最大的是受蘇聯支持的各軍閥。第二是蔣介石和那些不穩定的國民黨盟友。第三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該投向哪方面的張學良。剩下的那些各路軍閥弱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主要依靠列強的反應，假如國際形勢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情況，你就等不到蔣介石搞412政變。當年北伐軍打進南京開始殘殺僑民的時候，列強就會像對付義和團一樣行事。列強的軍隊會直接開進東交民巷和南京實行武裝護僑，敢於跟列強作對的任何軍閥勢力，都將在極短的時間內遭到粉身碎骨的下場。跟剛毅的下場是一模一樣的。

但這個時候，列強勢力已經衰退了，尤其是當時唯一能夠在遠東採取直接行動的日本和美國兩個新興列強採取不干涉政策。日本當時掌權的是幣原喜重郎，他認為以前中日之所以多事是因為日本干涉過度，現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日本人應該釋放善意，在南京時期不應該出兵。由於日本不肯出兵，英國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才得到一條生路，如果當時列強能夠集體行動，蔣介石肯定是完蛋的。第二，這個就沒有任何權利了，是美國人，美國人儘管是南京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死的僑民中間主要是美國人，而且包括美國外交官。按照當時的國際法，它完全可以狠狠打你一場，但是美國為了維護威爾遜總統以來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美國人一而再再而三從日本的虎口之下救出根本沒有能力自衛的中國。

好人做這麼多年，那不如就做到底，不能為這件小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於是他秘密保衛使館的海軍陸戰隊築起沙袋，不准外出，堅決不能向任何中國人開槍，你們只要龜縮起來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足夠了。

在日美兩國政策的保護之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得以成功。成功以後，美國帶大多數列強又非常主動的交回了辛丑條約以後規定的各項條約特權，最重要就是關於海關權利，因為這是關於金錢權利。國民黨得到海關以後才稍稍有點像個政府的樣子。在以前，他們所謂的革命軍隊，沒有固定的稅源，依靠各地資本家的臨時資助過日子，那時候是沒有辦法長期維持的。

五、面對蘇聯在遠東的衝擊，日本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這種做法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嚴重不滿，因為日本國內憲法結構本來就是不穩定的，國內的泛亞洲主義者和國際協調主義者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那在辛亥前後，北洋時期，大體上講是處於外部省控制的國際協調派控制之下。這一派主要觀點是，我們既然已經通過英日聯盟和各種國際協約加入國際體系，我們等於已經從優等生成為地區分公司經理，這樣大好前途必須珍惜，我們不能跟列強搗亂，列強說維持遠東秩序，我們乖乖維持遠東秩序行了，一切按照條約辦事。如果是有的人違反條約發生衝突，那就通過國際協調解決，解決的基本原則是回到條約體系去，幣原喜重郎就是這一派的主要代表。照胡適的說法這一階段是日本屬於霸權無害的階段，他不能充分使用自身力量，如果按照他自己力量的話，他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例如清帝在退位的時候，張作霖就很想奉迎皇帝回到關東老家，雖然革命黨都要十八省，但滿洲父老至少是忠於大清皇帝的。

日本這時候只要稍稍下手就可以把東北割出去，但他們不肯，他們遵循列強集體行動原則。袁世凱倒台的時候機會再次出現，北伐軍前進的時候機會第三次出現。但是每一次機會出現當權的都是外務省的國際主義協調者，日本放棄了機會，決定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全部統一。這一點在幣原等國際主義協調者垮台之後變成他們的主要罪名之一。因為泛亞主義者可以很正確的說，事情全都壞在你們手裡面，當初如果你們當機立斷，把九一八事變提前十年或者二十年發生的話，無論是中國還是列強，都不會遇到強烈的抵抗，你們錯過最好的時機，把我們害慘了。所以現在我們總算推翻你們掌了權以後，要踩你們一萬隻腳讓你們永遠不能翻身，當然他原話肯定不這樣，但是你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

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民間的理想主義者和軍部的人，他們是一批冒險家，也包括大批軍人，像犬養毅這些人，可以說國民黨就是泛亞主義者扶持起來的。如果不按照外務省的意見，那麼國民黨能不能推翻大清是很成問題的，孫中山到處找革命募捐的時候，是黑龍會給他錢，是日本浪人給他保鏢，康有為要暗殺他的時候是日本浪人救了他，大清要捉拿他的時候是日本浪人保護了他。

日本泛亞主義者養活孫中山的同盟會和革命黨，就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一口奶一口奶的將他養大，沒有黑龍會那樣的日本右派，國民黨早已經餓死過N多次了。孫中山的白骨都不知道被三合會的黑手黨扔到哪個城市的地下水道裡面去了，從他們角度來看國民黨卑鄙的背叛了他們，投靠了蘇聯。黑龍會的宗旨本來就是解放亞洲的兄弟，日本是個老大哥，已經在亞洲第一個解放了自己。

日本泛亞主義者認為它本著理想主義的情懷解放日本它在亞洲大陸的窮兄弟，國民黨是他們的小兄弟，應該團結起來把俄國趕到黑龍江以北，把解放亞洲的事業進一步推向前。

但是國民黨居然要投靠蘇聯，反過來對付他們，這個背叛是再卑鄙不過了。

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官方仍然極其冷血極其不負責任的推行它的國際協調政策，推行那一套國際條約神聖不可違反。中華民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強調日本要遵守國際條約，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於是國民革命軍一路推進，一路殘殺日本的僑民，收回租界，破壞日本的條約權利，

日本泛亞主義者還認為最糟糕的是，現在國民黨掌握那種蘇聯發明的新方法，就是可以利用群眾運動來辦事。如果大清政府或者是北洋政府的軍官或者是政府侵犯了條約，那麼列強可以興師問罪，你們簽署的條約怎麼可以不算話呢？但是如果是革命群眾呢，像是沙基慘案那樣，幾個俄國軍官領導一些革命群眾圍攻英國警察。你說英國警察他就像現在的在伊拉克的美國士兵和以色列士兵一樣，你是打還是不打，你要是不打，那革命的暴力肯定就把你做掉了，順便就像收回九江和漢口英租界一樣，把你得到的租界也收回。

但你要是打了怎麼辦？那就像五卅慘案，你只要打了保證全世界左派媒體破口大罵：帝國主義又在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但是你絕對可以相信真主黨所武裝起來的那些遊行示威群眾絕對不是什麼手無寸鐵平民百姓，以色列士兵只要敢讓他們進入自己十米以內，肯定就沒命了；不先殺他們，他自己保證就沒命。阿富汗的美國軍隊如果不趕緊進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的話，那些手無寸鐵的熱愛和平的抗議者絕對不會像英國衛報的記者說的那麼可愛的。

蘇聯軍官和國民黨黨代表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只要是進了租界或者是進了日本企業，就絕對不可能再重新交出來，不僅如此，日本僑民的人身安全也將得不到保證。

儘管幣原喜重郎暫時還能維持他的權力，但其權力基礎顯然是在不斷的削弱，尤其是在張學良決定歸附蔣介石以後。儘管我們教科書說張學良歸附蔣介石是中國反動勢力的大團結，但是在日本角度上看，這意味著亞洲大陸的徹底赤化，從他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糾紛實際上跟真主黨與哈馬斯的糾紛差不多。如果以色列因為真主黨打倒哈馬斯，那是不是意味著反共事業取得重大勝利，以後以色列可以安心睡覺了？以色列肯定會說：見鬼，這兩個都是我們的敵人，而且都是極端分子，第五縱隊。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打倒共產黨對日本沒有任何好處，國民黨高層充斥著蘇聯間諜。駐守華北的整個西北兵一向都是依靠蘇聯來養活的。這個就是當時基本政治格局，你可以想像日本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可能信蔣介石的，而他跟蔣介石進行的談判都包括有聯合防共的要求。日本之所以提這些條件，就是因為他不放心蔣介石，他知道蔣介石身邊有無數的蘇聯間諜，也看到蔣介石沒有胃口要清洗他們，他們懷疑蔣介石本身的立場問題，他的意思是你跟我合作是可以。但是你首先要把身邊的和黨內的蘇聯間諜給我清洗出去，這樣我才能放心的跟你合作，但蔣介石每次都不干，從蔣介石和宋子文他們統治軍統過程中可以看出，徐恩曾他們基本上是不可能不知道錢壯飛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但他還是要用這些人，因為照國民黨當時的想法，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個反帝反軍閥的政黨，他的主要敵人是張作霖和英國帝國主義。

共產黨儘管也是他的敵人，但是照他看來，在目前的鬥爭階段仍然是可以合作的對象。這一點也並不離奇，像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帝國，當時也曾經跟蘇聯聯合對付英法帝國主義，只不過他在時機成熟以後也搞土耳其式清黨，把蘇聯人給趕出去，反過來跟英法簽訂附屬條約。

如果蔣介石也願意那麼做的話他不一定會滅亡，但是他對第一階段估計的太長了。他認為在現在這個階段，帝國主義仍然是主要敵人，個別的運用幾個能幹的共產黨員，只要不超過他能控制的範圍，危險不大，至少我們要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完成中國統一以後我在整體上再和共產黨算總帳，他打的肯定也是凱末爾的主意，因為二、三十年國民黨是公開的把土耳其當做自己的師父，公開主張按照土耳其的路線改造中國。

國民黨是想利用蘇聯的力量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等到統一了中國以後，再以凱末爾為榜樣把蘇聯做掉，這就看是誰最心狠手辣，誰的策略最高。

在抗戰前，蔣介石還有理由認為他這種方法是正確的，二、三十年代軍統剛剛組成的時候，主要目的並不是對付共產黨人。軍統剛剛成立的時候第一批主要敵人是租界內的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無法控制的東北。當時東北還是張作霖控制的地方，張學良還沒有開始改變立場，北伐的主要目的就是奉軍和上海的帝國主義，這兩塊地方都是國軍沒有力量直接進去的。沒有力量直接進去就只有採取他們從蘇聯師傅那裡學的辦法，派秘密警察、派顛覆分子暗中潛入，但是國民黨在這方面的人才不夠多，誰最擅於搞地下活動，除了共產黨員還能有誰呢？儘管任何公開承認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人很可能是要殺掉的，但是像錢壯飛這樣擅於搞滲透活動的人才實在是不可多得。如果沒有錢壯飛的話，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軍統組織很可能根本進不到東北；如果軍統當時沒有進到東北，進入不到張學良的身邊的話，張學良會不會易幟還很成問題的。

國共兩黨雖然在南方掐的一塌糊塗，但在東北對付奉軍這方面立場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沒有他們在奉軍內部搞的一系列活動的話，張學良和周圍的新派人士很可能會像以前的郭松齡一樣被老派將領和楊宇霆做掉。張學良之所以能夠勝利，勝利以後之所以能夠異乎尋常的改變他國內國外的整個路線政策，用他自己的新派去取代老派，結果一直搞到喪失東北基地，這裡面都跟錢壯飛和徐恩曾負責的東北工程關係極大。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最初的時候並不是很想和蘇聯翻臉的。他很想和蘇聯維持像過去一樣的關係，但最後不得不翻臉，就是因為蘇聯不斷的按照他的一貫做法在奉軍內部搞策反工作，在東北軍內部安插自己的人，兵權是張作霖的命根子。如果長期允許他們這麼搞下去，二十年以後東北軍也要變成紅軍的一個分支了，所以它非得要跟蘇聯翻臉，非要殺人不可。殺人以後，他跟蘇聯再次交涉的時候，交涉內容也是很明顯的，很有意思的，他的要求是最主要的要求不是領土要求，不是中東路糾紛，不是財政方面要求，主要的是他堅決要求蘇聯無論如何要停止對奉軍內部的滲透工作。如果這點做不到談判什麼都沒有用，沒有奉軍張作霖什麼也不是，但是儘管張作霖本身做的算是比較成功，但是完全敗在他兒子張學良手裡面了。糟就糟在奉軍內部新舊兩派是有裂痕的，舊派以楊宇霆為領袖，而新派以張學良和郭松齡這對兄弟為代表，覺得老一輩的東北軍將領思想太陳腐了。他們在北平見過大世面的，年輕人比老人更會辦事，希望做一番大事業。郭松齡兵變其實就是後來九一八事變就是個必然，郭松齡差不多就是張學良的化身，他之所以調動奉軍也是張學良交給他的。但是張作霖父子情深，他殺得了郭松齡，卻沒辦法對付張學良，結果還是把天下交給張學良。

而張學良一旦是幹掉楊宇霆那些人，實際上在東北內部就等於是郭松齡贏了。郭松齡原本的設想是，把奉軍改組為東北國民軍，跟馮玉祥稱兄道弟，站到蘇聯和國民黨的一邊，摧毀舊勢力。而現實中張學良解決楊宇霆等代表的東北舊勢力以後，他馬上就跟蔣介石聯盟，帶兵進關加入國民革命軍，這就意味著日本在遠東的條約全線崩潰。

就日本國內角度來看，這個證明了「幣原外交」的徹底破產，無論你怎麼樣對中國人好，他們都不會遵守諾言，他們無論如何都會把你趕出滿洲。如果說是趕出內地對於日本人還可以不在乎的話，中國人企圖把日本趕出滿洲這一點，日本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從日本角度來看：第一：滿洲根本不是中國本土，滿蒙一向是中國的敵人，當年汪精衛和孫中山在東京鬧革命的時候，每天都向日本政府跪求，乞求日本能解放他們。理由是華夏民族是宋人和明人的後代，跟朝鮮人一樣，跟你們是親兄弟，被滿洲和蒙古欺負這麼多年，只有指望你們日本人派出王師來拯救我們了，這些宣傳對日本來說是記憶猶新的。現在國民黨再來說是東北和蒙古是你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不可能想不到辛亥革命當時孫中山是怎麼樣苦苦哀求。只要日本肯給他區區幾百萬元援助，解放他燃眉之急，他願意把整個東北全部奉送給日本的。

第二點更重要，就是張學良的政策名義上是引進了國民黨，但實際是引進了蘇聯。不僅是在東北，在整個華北，國民黨的組織建立時間比共產黨更晚，可以說是。如果在華南共產黨還要通過寄生國民黨的方式擴張勢力，那麼華北恰好相反了。如果大家去查黨史就可以發現，華北的國民黨統治是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的，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組織前，國民黨除了在北京天津的幾個大城市以外，在整個廣大的北中國內地一個黨員都沒有，北方之所以有國民黨黨組織是共產黨的功勞，東北也是這樣。東北是以地下黨組織滲透的方式建立國民黨黨部的，按國民黨的說法，願意做地下工作的國民黨人，十個有七個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真正的三民主義者，沒有幾個願意離開南京和上海的，願意到艱苦地帶到前線去拋頭顱灑熱血、到軍閥的第一線去、打到黑幫的內部去、傳播黨義的這種人，就憑他的傳道熱忱你就要高度懷疑他是不是共產黨的地下黨了。東北的共產黨組織是錢壯飛建立的，所以張學良後來東北搞的國民外交是由什麼人負責指導的，指向什麼樣的方向。這一點也許有沒有糊弄到蔣介石不好說，但他肯定糊弄不到日本人，日本人對中國情況是最了解的，比誰都了解。

南京事件當中，外媒宣傳的還是說是什麼的國民革命軍搞義和團殺害外僑，群眾排外，但是日本外交部的報告，已經把共產國際在南京的每一個代表的姓名、住址，資金來源都給列出了。蘇聯駐華使館的哪一個武官，在哪一年，某年某月某日下達訓令，這些方面的材料，西方列強還不知道，國民黨還不知道的情況下，在20年代當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日本全都知道了。

從日本的角度看，幣原外相已經知道這些明擺著的顛覆材料居然還要採取姑息縱容政策，實在是不可原諒，對帝國也是極度的不忠，這一套把戲又在東北上演。儘管國民黨可能被瞞住，西方就可能不明就裡。但是日本在東北的情報是經營多年，老謀深算，他們連南京的事情都能查出來，錢壯飛他們在東北搞一些事情他們不可能查不出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張學良自鳴得意搞出來一個東北國民外交協會的偉大主持人。現在這一點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了，這個偉大主持人的名字叫做閻寶航，你只要說出這個名字，我想多餘解釋都是不必要的了。

國民黨和張學良在30年代初期在東北即將推行一部政策，將會是怎麼樣的？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蔣介石不知道的事情，我們都應該很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九一八事件會發生，九一八的發生同時達到兩個目的，他把幣原外相以及靠不住的外務部人員全都趕了出來。從日本角度上，這是個亡羊補牢事情，本來在共產革命滲入中國以前就應該當機立斷，現在已經到了扁鵲手中已經病入膏肓的時代。你們再不當機立斷，整個東亞就要完蛋了，當時滿洲國建立的時候有個口頭禪是，只有日本才能夠阻止蘇聯南下。如果沒有日本整個東亞大陸都會被完全赤化，這句話連美方都不相信，後來美方資助蔣介石的時候也絕對不相信。

但是從蔣介石倒台以後，歷史發展來看，其實日本至少在這一方面是對的，當然他們也是出於自私的目的，自私的帝國主義擴張目的。但是你得注意眼光最敏銳的人都是自私的人，因為外圍群眾不可能有這樣的興趣去了解具體的情況，因為跟他沒關係，他也不會損失一毛錢，他憑什麼要把這事情搞清楚？只有利益相關者的眼睛最銳利，鼻子最小，嗅覺最敏銳。日本之所以能夠在這方面比美國人更加先知先覺，原因很簡單，美國人在東北沒有利益。他只要抽象的講一講，同時打到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要自由要民主，既不要共產主義又不要殖民主義這一個響亮口號。當然沒有具體的利益，他也不想了解什麼，而日本有具體利益，他也非要搞清楚具體情況，所以他們的情況是最清楚的。九一八事變是個轉折點，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東亞國際體系是在明顯的崩潰之中，但是主要破壞就是蘇聯和國民黨。

第一個是蘇聯，蘇聯野心最大，他要整個吃下去，他的滲透範圍包括整個東亞。國民黨的野心比較小，他只要撕碎北洋政府簽訂的各個條約，把中國本部和滿蒙這些地帶重新統一起來，建立一個不受帝國主義左右的新中國就滿意了。但這一點肯定要犧牲清末民初以來簽訂的所有條約，日本人在整個20年代都是跟著英國的屁股走的，採取的是維護條約的政策。這主要是屬於外交部的慣性，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在外交上之所以沒有勝利，主要是因為通過英日聯盟跟定了英國的緣故，他在一次大戰之後，大英帝國勢力不斷衰退。英國不斷撤退的時候，仍然是根據過去習慣，死死的跟著英國人走，結果錯過了他干涉亞洲大陸最好的機會。

從日本角度來看，少壯軍人的暴起趕走了這些老邁的崩潰的自私的外務省的官僚實在是一件大好事。如果讓這些官僚繼續胡搞下去，那麼英國人願意作死你也跟它作死，英國人願意把整個中國交給赤化分子，你也願意這麼幹，英國人交出東亞之後他們可以回歐洲，日本人往哪去？玩到整個亞洲大陸赤化以後還能有日本的位置嗎？無論如何日本人是出於帝國主義的目的，還是反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目的，他都必須強化對亞洲大陸的干涉，這才是九一八事變真正的背景。九一八事變的長期後果就是，他徹底打破了國民黨不付任何代價就能夠重新恢復大清帝國版圖的企圖。

六、抗日戰爭爆發歸根結底是蘇日遠東博弈的結果

事實證明，打破條約體系是可以的，但是仍然必須要由鮮血來換，東北是日本人在日俄戰爭當中用鮮血換來的東西。大清是搭便車，要日本人打敗了俄國人以後免費得還給你的，所以你在東北只能有一個名義上的主權，實際上的權力還是在日本人手裡面，你要想把名義上的權力變成實質上的權力最後你仍然需要流儘自己的血才能夠做到這一點，大自然沒有免費午餐這件事情。國民黨的失敗就是蘇聯的勝利，因為東亞條約體系瓦解的過程中間，舊有的，維護條約的像吳佩孚這一類人都漸漸的垮台，他們的土地和利益被三個條約破壞者所瓜分。三個條約破壞者就是剛才介紹的蘇聯和附屬蘇聯的共產黨、國民黨和他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勢力，以及日本人。今後二、三十年代的東亞就要在這三個條約破壞者手中膠著了，按國民黨在遭到重擊之後，發現自己馬上站不住腳了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了聯合蘇聯反抗日本的政策。應該說蔣介石和孫中山一樣，最初也是謀求西方列強支持，但他們也很的清楚發現，列強既然在亞洲遠東的利益不大，就是變得越來越不願意干涉遠東。

張學良遊歷歐洲，在各國都碰了一系列釘子以後，最後發現還是只有回到蘇聯那裡去，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只有蘇聯才有可能趕走日本，然後回到滿洲，其他的和歐洲國家都根本不想管東亞的事情，甚至有打算和日本做交易。美國人雖然口頭上譴責日本，但實際上也是孤立主義政策，能夠不僅用口頭譴責日本。還能夠用現實的真金白銀和武器來反對日本人的列強只有蘇聯，這個發現不僅僅屬於張學良個人。雖然蔣介石嚴厲的譴責張學良背叛他，但是蔣介石其實是在更高層次、有更大的範圍內重複著同樣的政策，他之所以不把江西的紅軍趕盡殺絕，其實也是為了將來聯合蘇聯送上的一個見面禮。這一點連陳誠都看出來了，陳誠和李宗仁都注意到，蔣介石在江西剿共的時候，軍事部署是很奇怪的，好像是存心留一個出口讓共產黨跑掉似得。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把共產黨從東南部分靠近自己核心勢力的部分趕出去，趕到靠近蘇聯的邊境地帶是很有好處的。第一，這些人如果到了蘇聯和日本勢力交錯的地方，如果是在外蒙古的邊界上，他很可能引起蘇聯和日本的衝突，蔣介石就希望蘇聯和日本人打起來。第二，他們要想到西北，一路上要經過一些地方軍閥的轄區，把這些地方軍閥給打垮了，然後蔣介石可以跟在它後面「摘桃子」，如果沒有「摘桃子」這個過程，將來國民政府能不能夠遷到重慶還是很成問題的。

第三，將來他跟史達林談判的時候，可以和史達林做交易。你看我沒有把他們趕盡殺絕，我留下了相對的餘地，而且如果史達林願意支持我抗日的話，我還可以把最貧困落後，我自己也不能想要的西北割讓給蘇聯。然後蘇聯幫助我們從日本手裡奪回東北，這在他看來是非常合算的如意算盤。盧溝橋事變日本不知道是誰搞的，但是他的人遭到了襲擊很沒有面子，他要求中國方面做出解釋，蔣介石知不知道，宋哲元知不知道，這不好說。

但是蔣介石即使不知道什麼是真相，但是他的處理方法仍然還是有很大的迴旋餘地的。他完全可以重演《塘沽協議》的一幕，尤其是在宋哲元根本不想打的情況下，宋哲元的立場是，不准中央軍開進保定，他對蔣介石也是很有理由不信任的。他知道中央軍無論是為了剿匪也好、剿共也好、還是在抗日也好，無論打什麼旗號，只要開進了你的地盤，你想再把他們趕出去，這個困難比波蘭等東歐國家想把蘇聯的友好援助部隊趕出去是一樣的困難。所以只要他還能夠做得到，他是儘可能的想要請蔣介石不要援助他的，這個立場不僅僅是他個人，偉大的反共分子，堅定的抗日英雄閻錫山同志。同盟會的老會員、辛亥革命的英雄，政治上絕對正確，也是採取一模一樣的方法共產黨打過來的時候他也是懇求蔣介石。不是懇求蔣介石趕緊來援助他，而是懇求蔣介石千萬不要援助他，他完全能夠把共產黨搞定，但是如果國民黨也開進來的話，他不知道怎麼把國民黨請出去。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蔣介石願意採取息事寧人政策，那麼宋哲元和西北軍是很容易再跟日本人再搞第二個《塘沽協議》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是可以維持華北的割據狀態，把蔣介石拒之門外。如果抗日真的打起來，那麼他們都要變成中央軍的俘虜，這個前景是很明顯的。所以盧溝橋事變這把火能不能燃燒起來是取決於蔣介石同志。是蔣介石決定要它燃燒起來，而且也是蔣介石決定這把火不僅該在華北燃燒起來，而且還要在上海燃燒起來。

上海是列強關注的地帶，照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如果在華北打起來，列強可能像是對東北一樣不管不問。但在上海打起來列強應該是不會不管不問的，列強幹預了那麼他就可以得救了，結果他沒有想到在上海打了三個月打到全軍覆沒的時候。列強仍然遲遲沒有干涉，而且緊接著歐洲戰事就爆發了，列強自顧不暇，已經不可能再干涉遠東形勢，這個致命的誤判毀了國民黨，把它在30年代積累下來的全部資產都消耗的乾乾淨淨，犯了這個賭徒式的錯誤以後。蔣介石實際上就已經「死了」，以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吃老本和垂死掙扎，但這件事情你也不能說是蘇聯的陰謀，這只是個試探性行動，蘇聯在亞洲、非洲各地搞這樣試探性的行動多了去了，能不能產生效果關鍵是在於你自己怎麼處理，你自己能不能沉得住氣是最關鍵的問題，以色列人在同樣情況下一般都是能沉得住氣的。

而抗日戰爭一旦開始，就產生了兩種效果。

第一，在中國內部，各地軍閥陷入走投無路，註定要改成蔣介石的俘虜了。閻錫山無論怎麼樣老謀深算，還是無法阻止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同時開進他好不容易經營了多少年、專門修建窄軌鐵路來保護的山西省，以後他就走投無路了，他只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選擇其一。最後他無可奈何還是選擇國民黨，因為他畢竟是辛亥革命的元勛，再加上共產黨成功地拐去了他不少的軍費，他對共產黨有切膚之痛，相比呢蔣介石可能還算是比較老實的。

但是這個格局是一個比較小的格局，在更大的格局上，正如宋哲元和閻錫山變成了蔣介石的俘虜和人肉盾牌，蔣介石也變成史達林的俘虜和人肉盾牌。抗戰一旦爆發，列強無力干涉遠東局勢，蔣介石唯一的希望就落在蘇聯頭上了，只要他跟蘇聯結盟，那他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採取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

第二次國共合作這意味著國統區重新為周恩來同志重新打開大門，八路軍代表又重新回到重慶。我們必須承認資產階級人士是不大會搞情報工作的，不僅是國民黨，連美國都是這樣，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以前是根本沒有任何情報機構的，照史汀生陸軍部長充滿紳士風度的高尚宣言說。如果你是個紳士的話，你是不會想要去投拆別人的信件的。但是別人投拆你的信件怎麼辦，這個紳士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

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他就很無可奈何的發現美國的信件早已被別人投拆了個遍，於是非得成立戰略情報局不可，美國成立戰略情報局和國民黨成立軍統的過程非常相似。其相似處就是在於，除了局長以外，第一批核心工作人員和最能幹最出色的情報人員全都是地下黨，要說國民黨後來完蛋。到底是重慶那些共產黨地下黨員發揮的作用大還是華盛頓的地下黨員發揮的作用大，這是很難說的。從格局上來說，恐怕是後者發揮的作用更大，因為這些人中間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例如美國當時的財政部長懷特，蔣介石一直到死的時候始終搞不清楚羅斯福、杜魯門和馬歇爾為什麼如此殘忍的玩弄和虐待他，但是他如果知道戰略情報局是怎麼成立的，他可能就會有另外一種看法。如果他真的了解這麼多，他是絕對不敢在1946年就發動內戰的，因為我們得承認，儘管國民黨把自己描寫的非常委屈，但是1946的內戰是他首先發動的。

七，各自的結局

在抗戰期間，三方的計劃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從日本這方面來看，日本人在清朝末年以來就已經提出來，但是被壓抑了很久的泛亞洲主義政策總算可以實行了。這個政策認為，日本雖然搞明治維新，但是這個並不表明西方文化是最優越的，西方文化是功利的、現實的，只講利益不講道理的，比起我們高貴的日本文化來說並不是最優越的。我們儘管現在出於形勢要搞明治維新，要加入西方國際體系，但是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我們最終的目的不僅僅是要解放日本而是要解放所有有色人種。現在戰爭爆發以後，最終撕破臉，從他們角度來看，他們已經解放中國，然後又通過太平洋戰爭即將徹底消滅整個殖民主義，解放整個亞洲，儘管挨了原子彈投降了。

但是日本國內始終是有戰勝派和戰敗派的爭論，戰敗派就不用解釋了，戰勝派就是我剛才說到的意思，就是說形式上雖然是投降了。但因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長期來解放亞洲的有色人種，他打甲午戰爭是因為這個目的、打日俄戰爭也是這個目的、打蔣介石也是這個目的、打太平洋戰爭還是這個目的，他最終還是達到那個目的，他成功的消滅了歐洲人和白種人的霸權和殖民主義。無論未來發生什麼情況，亞洲人民終於獲得解放了，而且日本在將來的適當時期並不是不可能恢復原有在亞洲的領袖地位的，這點是非常現實的。因為你如果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這些地方去，你完全你就可以看出當地的領導核心，就是在二戰時期由日本扶植起來的一些反殖民主義勢力。翁山蘇姬之所以能有勢力就是因為她爸爸昂山將軍是專門負責給日本人帶路的。

有朝一日比如說中日關係在嚴重惡化的情況下，美國對日本鬆綁，日本人重返東南亞的情況下，你就可以看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做出的犧牲還真不是徒勞的。當年播下的種子真的在以後是會有收成，從日本角度來看，你真的不能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泛亞主義者從日本國內角度來看是目光遠大敢於犧牲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像外務省那些職業官僚和現實主義者只盯著眼前的蠅頭小利，只講現實利益不講理想。我們不要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的終結，歷史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終結。從泛亞主義這角度來講，這只是一個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就，也付出了一定的犧牲，在將來這些犧牲還是有回報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抗日戰爭終於實現了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最後目的，收回了所有租借，至少在法理上來講，收回了除外蒙古以外的所有大清遺留領土。國民黨幾十年奮鬥的理想最後是要瀕臨實現了，新中國的復興迫在眉睫。今後的新中國不再是條約體系中間一個非常次要非常被動的一個小兄弟，而是和偉大的歐洲國家一起並列於世界四強之列，為了這一切美好，難道冒一點風險、付出一點犧牲不是很值得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