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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近平先生的个人集权行为，关于当下已颇为成型的习氏个人集权体制，中外政治观察家们已经作过许多生动的描述和精彩的分析。
三项党政军最高职务，一堆“小组长”头衔，既是皇帝，又是宰相；既是三军统帅，又是作战总长。这种稍显特别的集权形式既与毛、邓集权形式有别，更与胡锦涛时期集权薄弱、威权离散、“九龙治水”的寡头式“集体领导”体制形成鲜明对照。
有一种分析说，习近平集权是一件好事，多种权力集于一人之手，也就等于所有责任归于一人之身。譬如一间工厂，厂长是习近平，副厂长是习近平，工程师、技术员、车间主任、保卫科长、财务科长、工会主席、妇联主任都是习近平，那么，工厂业绩优良，自然是习近平治厂有方，但工厂出了问题，无论问题大小多少，也全归习近平一人负责。权责清晰，对应分明，习集权好就好在这里。若是集权不足，责任不明，政出多门，有利则来，有责则躲，这样的“集体领导”等于无人负责，只有利于投机者、贪渎者滥权渔利，倒不如痛痛快快一人独裁、一人负责的好。
还有一种分析说，集权、分权在政治上均属于中性行为，本身无所谓对错，朝哪个方向走都无可厚非，端视他集权、分权之后做什么、怎么做，集权之后做好事则是好集权，分权之后行暴政则是坏分权，反之亦是。如果习近平先生集权完成之后能够还党权于国、还国权于民，实行政治民主化、军事国家化，即使其仿效普京、埃尔多安长久执政，做完主席做总统，做完党国独裁总统再做民选宪政总统，这样的集权，我们也是举双手拥护还来不及。有人说他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为的是振衰起弊、推陈出新、复兴民族、造福苍生，偏偏还有一些不服输的“野心家、阴谋家”棋手捣乱、搅局，还有一些重要的棋子不受摆布，那么，使其集中生杀予夺大权，以便重整棋盘、重开棋局，让这盘“很大很大的棋”得以完成，有何不可？
但是，以上两种分析都经不起分析。第一，集权与负责没有任何关系，集权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意味着原先对其掣肘、制衡的权力遭到削弱以至消失，此时，独裁者的责任便无从谈起。权力必须由权力来监督，也必须由权力来追责，而独裁者掌控了所有的权力，谁来监督、追究他失职、乱政之责任？可曾有人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追过责吗？毛泽东可曾为大跃进、文革负过责吗？
第二，的确，手握大权的集权者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世上也的确有好的集权统治者和坏的集权统治者，大凡功业非凡的“大帝”，或穷凶极恶的暴君，都是集权主义者，但是，历史上的昏君暴君远多于明君“大帝”，好的集权者寥若晨星，坏的集权者比比皆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共产生了近二十位总统、主席、总书记，但以巨大的个人威权改专制为民主、改训政为宪政的，只有蒋经国一人（而且蒋先生成为好独裁者也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此前并无资格晋身好集权者之列），赌习近平成为中共蒋经国者，赢率比中彩票高不了多少。
而且，在互联网时代的专制政体中，先集权、后民主，这样的故事已不大可能再度产生。因为这个时代的个人集权已不大可能局限在宫廷、在高层悄悄进行，集权的过程只能在网民、社会的默然围观中以某种摧毁公众信任的方式进行，而如此完成的集权在其集权完成之前就将丧失与民间社会开展合作以推动民主转型的一切机会。也就是说，无论习近平的个人威权是否超过当年蒋经国，其个人意愿是否倾向实施民主化，他注定做不了中共的蒋经国。
二
在拙作《强人与弱主》中，我曾经比较了强人慈禧与弱主光绪，强人袁世凯与弱主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强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与弱主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结论是：光绪强于慈禧，后袁时代北洋政府诸君强于袁世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强于毛、邓、江、习。
关于六十七年中共统治，我的结论是：凡弱主在朝时期，几乎总是党内政治气氛比较轻松、社会宽容度比较高、思想学术界比较活跃的时期；而强人当政时期，全都是政治气氛沉闷、社会控制严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时期。
关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结论是：虽然政令不出中南海、军令不出本派系，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均诞生于此际。那时也是近代以来思想最解放、言论最自由的时期，一时间涌现出近百位彪炳后世的思想文化大师。那时更是有史以来结社最容易、组党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时期，建党立派，议政谤政，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后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势领袖，其实都是道德素养很高、民族气节极其坚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对三？一八惨案死者当街长跪、终身素食：“贿选总统”曹锟面对日本人威逼利诱“喝粥也不当汉奸”，这群弱主之中，没有一个投苏附日的卖国贼。
为什么弱主之治优于强人之治，是因为弱主留给下属、地方政府的发挥余地更大，留给对手、民间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强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绩。近代各国的君主立宪体制要么最终取消了君主制，要么转向虚君立宪，说明旧式集权主义的强人政治不适于现代民主政治。
但是，为什么人们的印象往往相反，都认为集权强人成大事、建伟业、立丰功，而集权不足的弱主则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了强人在位时间长、弱主执政时间短之外，某种程度上，这种印象其实也是正确的。强人之所以强，在于他揽权过多、用权过深，压抑了部属、公众、民间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就使他自己凸显出来，成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历史创造者；而弱主之所以弱，在于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甚至留不下什么历史印迹，而他治下的官僚机构、公私组织、公民社会的活力则较大，而众人之创造必定比一人之创造更加丰实，即使他是个“伟人”。
三
我不是胡锦涛的拥趸。实在说，胡锦涛不仅表情呆板、言语乏味，缺乏个人魅力，在领导能力方面，也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对上，不能阻止江泽民和其他退休元老的干政企图；对中，约束不了另外八位政治局常委和两个军委副主席；对下，管不住地方诸侯。但我认为，胡锦涛之治必优于习近平之治——尽管习近平之治仍在进行时，尚未完全展开。
正因为胡锦涛的懦弱、软弱、胸无大志，没有那么多“中国梦”，所以，弱势胡温之治下的地方经济、民营经济活力比较充沛（因为活力充沛，乱来的、腐败的当然也就比较多），言论空间比现在要大，维权律师的处境比现在要好，对外比较克制，与美国相安无事，对台湾比较友善，香港市民反23条立法、反国教运动也被姑息宽容，而没有受到严厉处罚。胡温十年，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这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强人掌舵，没有强势中央对民企、地方政府、官僚体系的强力干预，给中国乱糟糟的政经体系保留了富有弹性的改革空间，是胡温取得这些“政绩”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的政治集权-分权、政策收紧-放活的循环周期。一般来说，政治分权与政策放活对应于改革扩张期，政治集权与政策收紧则对应于收缩调整期。改革成功的基本逻辑是政治分权制衡、经济放权让利，而不可如习近平般反其道而行之。胡锦涛时期虽说谈不上积极有为的集权-分权或收紧-放活，但事实上，他是想集权而无能集权，想收紧而没办法收紧，结果，在“集体领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之下，自然而然让政经系统持续处于一种权力相对分散、政策相对活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客观上是有利于所谓“改革开放”的。
在习近平治下，中央集权无度、个人集权无度，重大政策性权力操于“领导小组”和领导人之手，中共政体迅速失去了邓、江、胡时期的体制弹性，以往的集权-分权、收紧-放活循环周期已经至此终结，从此只集不分、只收不放。政治气氛紧张，地方官员怠政，民间资本加速外逃，中产阶层对外移民，GDP增长跌破6、人民币汇率冲破7、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在即。在此形势之下，过度集权之后的习近平别说政治改革，连经济改革只怕也没条件、没机会了。就治绩而言，习近平之治当然没办法与胡温之治比优。
当然，比起弱主胡锦涛，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有可能做一些大事、成一些大业的。有人说他要恢复中央主席，废除常委制，改行总统制。如果是为了突破任期，长久掌权，这样的大事不做也罢。王洪光中将说中共2020年之前将发动台海战争，以习先生现在的权威，要打台湾只怕体制内已经没人能拦得住他。为了权力终身制，为了实现“中国梦”或转移内政矛盾，为了个人的历史地位、“伟人”形象之类，发动战争往往是独裁者很容易做出的选择，而弱主都是不敢打仗的。习时代真要走到了开战那一步，两岸生灵涂炭之际，再回头看历史，人们一定会发现，弱主胡锦涛时代真是中共难得一见的好时代了。
四
最后，我想抄录几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三卷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的语录。在这几章里，亚里士多德比较了五种王制的优劣，从没有治权的虚君，到绝对集权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是：人治不如法治，一人之治不如九龙治水，绝对集权之治不如适度分权之治，除非这个绝对集权者是圣人，则另当别论。
以下为原文摘编，除了破折号里的一句话是笔者联想到香港铜锣湾事件有感而发而插入。
亚里士多德说：集权统治者即便是国家中才德最高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人之治也不如法律之治，因为人容易受到利害得失、感情亲疏的影响。
一人之治也不如多人之治。一个人会因愤懑或其他相似的感情而损伤判断力——比如因为某位书商所出的八卦书而勃然大怒——但多数人总不至于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有人说绝对集权统治者精于治国理政之道可以造福人民，这样的说法未必切当。集权统治者以一人总理万机，既难免没有失误，而其人执政终身，使一国自由的民众长久处于臣属地位，总非相宜。
凡由同样而平等的分子组成的团体，以一人统治众人的制度就一定不适宜，也一定不合乎正义。除非某地竟出生了一个才德绝伦、远超众人之上的圣人，将绝对权力交给他，这就合乎正义了。
2016/12/26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1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