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2012年10月的一天，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松本盛雄请我在沈阳伊势丹商厦的日餐馆吃饭，想听听我对中国各地发生反日示威、甚至有人打砸日资企业汽车的事件的看法。
〔 二 〕
松本先生是主张日中友好的外交官，积极帮助中国对日招商引资。2010年春天，我与他在现代建筑产业园的奠基仪式上认识。之后不久，他专门到公司来拜访我。
松本先生第一次来拜访我，是因为有个谜他解不开。他奇怪我怎么能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两家日本建筑业和建材业的龙头企业，位居世界五百强的鹿岛集团和骊住集团引进到中国。他说，日本企业是非常保守的，建于1840年的鹿岛又是保守中的保守，你们是一家成立只有几个月的公司(2009年10月注册，当年12月与鹿岛签订合作协议)，注册资本金也很少(只有1亿)，你是靠什么把他们引进来的？
我告诉松本总领事，我与鹿岛主要谈了三点：
第一，以沈阳为中心2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圈，每年建筑面积相当于日本全国的建筑量；
第二，中国建筑品质与日本建筑品质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装配式建筑方面，中国是零，日本是世界第一。日本装配式建筑技术进入中国有优势，能获得市场的青睐；
第三，我们公司虽然很小，但老板都是白手起家，在市场上摸爬滚打锻炼出来的，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种懂市场的合作者。
我的三点其实就是一点——市场、市场、市场。
所有做企业的，最关心的要素就是市场。日本企业是奔着中国市场来的。我们与鹿岛谈成了合作，鹿岛带来了骊住，还带来了17家关联企业考察中国市场，准备随之进入。
〔 三 〕
在伊势丹的日餐馆里，松本总领事说，在中国反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许多日本企业对在中国投资的前景产生了疑虑。他请我从中国企业家的角度判断一下未来中日企业合作的趋势。
我很乐观地说：
第一，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今后也离不开开放；
第二，消费者是最实际的，好东西不愁没有市场，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与实用主义的购物选择不是一回事；
第三，抵制外企产品上街打砸汽车的行为绝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
松本先生认可我的分析，他从政治高度谈到日中友好的意义，向我解释了当时日本政府对日中友好的诚意。松本先生说要打消日本企业的疑虑。他还策划在沈阳浑南建一条日本街，为驻沈阳的日商提供合意的环境，邀请我们投资日本街。
〔 四 〕
那次吃饭后不久，西安砸车的一个青年被判刑了，验证了我的乐观分析。但日本企业很敏感很现实，也很保守，乐观分析对他们影响不大。几个月后，鹿岛集团与骊住集团决定退出中国市场，17个关联日企进入中国也泡汤了。
当然，鹿岛与骊住退出中国市场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太高，不被市场接受。
问题是，我们作为合作方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两次要求举行三方高层会谈研究产品在中国适应性的问题，解决经营困难。但他们拒绝会谈，对方案连听都不听，宁可承受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也执意退出。这显然不是基于成本因素的决策了，而是对中国市场秩序与前景失去了信心。一个企业对市场有信心，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解决困难，而不是关门不干，更不可能连解决方案都不听。
鹿岛和骊住走了，我们虽然接手了他们的技术和团队继续干，但早期几千万元招商引资的投入很难得到预期回报了，我们的团队几十次去日本艰苦谈判的成果(也是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成果)基本归零了。把中国住宅建设得像日本建筑一样安全、抗震、精致的理想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了。
受损失最大的是我们。
我也理解他们，因为资本的信心是建立在“可预期”的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不是被“稀缺性”这个经济要素决定，而是被一些不确定的其他因素经常性地干扰，被政治因素、外交因素和民族主义情绪经常性地干扰，就会动摇外来资本的信心。没有资本愿意投放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客户资源是财产的一部分，是投资回报的唯一来源。鼓动抵制企业产品，实质上是鼓动对企业财产权的侵犯与剥夺。如果一个社会经常出现非经济因素抵制，而且这种抵制被认为具有正当性和正义价值，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社会的市场经济根基。
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只抵制某个国家的企业，但其他企业看到的是整个市场环境和秩序存在问题。一只蛆在房间的角落里，人们不会认为这只蛆不卫生，而是认为这个房间不卫生。
一个欧洲企业家无法预知他们的政府是否会接待某个敏感人士“窜访”，一个日本企业家也无法制止其首相上台、无力影响其首相的政策。企业家对此类非经济的动态变化的因素无能为力。当这样的因素经常起作用时，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躲避。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些有钱人站在英国一方，甚至有资助行为，他们的财产在战时被作为敌方财产没收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被没收的财产又归还了。
从政治角度看，归还敌对者的财产难道不是鼓励敌对方？但从财产权角度看，连敌对者的财产都能得到保护，这样的社会下，财产是最安全的。所以，二百年来，资本、人才向美国集中，教育水平美国最高，美元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货币，美国国力最强大。历史证明了美国建国之初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近代史上，许多国家发生过没收外国资本、把外企收归国有的事，做出这样决策的领导人往往会赢得民众一片欢呼。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不付出了远比没收所得高出千万倍的巨大代价，无一不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行车甩下。
重视财产权，重视每个人的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和客户资源，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根基，是好的市场秩序的最重要的根基。
〔 五 〕
最近几年，许多外资企业撤资，松本请我吃饭的那家伊势丹也“黄”了。各地招商引资的成功率大幅度下滑。当然，这里有多重因素，我只是以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把抵制外企视为爱国，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我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应当有足够的智慧、手段和耐心解决国与国的纷争，而不能任由一些人今天鼓动砸“外国车”，明天抵制“外国超市”，后天不准吃洋快餐。这样做，是在破坏开放的大局和市场经济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