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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民|文 

为中国社科院翻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АЛЕКСАНДРЯКОВЛЕВ/ИЗБРАННЫЕИНТЕРВЬЮ： 1992-2005，以下简称《访谈录》）犹如苦熬“精神炼狱”。

 

全世界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公开性”、“新思维”、“改革”，却很少有人知道“公开性”的开创者、“新思维”的“灰衣主教”、“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1923年-2005年）。两者虽然都是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叛逆者，但前者更像是替罪羊，后者才是掘墓人。

 

雅科夫列夫

 

一部《红楼梦》早就告诉我们，荣国府的衰败既怨不得“总经理”王熙凤，也怨不得“董事长”贾政。那个造就薛蟠，也造就贾宝玉的腐朽制度，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实质是带有奴隶制遗传基因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发人深省的是，像雅科夫列夫那样一个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出生入死的人，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下从权力金字塔底层爬到顶峰的人，一个曾经真诚信仰马列主义并为苏维埃政权尽心效力的人，一个既享受过一切“党内特权”又经历过“高处不胜寒”的人，怎么就从苏共宠儿变成了苏共的掘墓人呢？

 

《访谈录》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访谈录》选录的100篇谈话，是作者从1992年到2005年对俄罗斯各新闻媒体谈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所提供的有关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档案信息，在数量、广度和深度上都令人震惊。尤其因为雅科夫列夫既是苏俄的著名历史学家，又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主导“民主改革”的政治局委员，还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国师”，且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接触大量已经解密和尚未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所以，他所披露的档案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你可以对他的观点说“不”，但你无法对档案袋里现身的历史真相说“否”。

 

令人震撼的首先还是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的暴行。笔者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还在那里先后当了10年多的常驻记者，算得上是对苏共历史并不陌生的人，但《访谈录》披露的许多内幕仍然让我不寒而栗。斯大林及其体制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和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妇女、儿童、旧官吏、旧军人及其家属、被俘的红军官兵、少数民族普通百姓……受害者总数达3000万之众，占战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无法用任何“扩大化”可以解释的。

 

据《访谈录》引述的苏共秘密档案记录，斯大林本人曾亲手签发366份枪毙名单，直接剥夺4.4万人的生存权利，这还不包括被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数百万牺牲者。他“既不认识他们，又不看他们的立案材料，就签发枪毙名单”——显然，这与“政策失误”风马牛不相及。

 

“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批准杀人”，例如，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就批准了12份死刑名单，合计1352人；同年12月7日批准了13份名单，合计2397人，其中2124人被枪决；1938年1月3日，上述三人加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批准了22份名单，合计2770人，其中2547人被枪决；2月份——28份名单，合计3699人，其中3622人被枪决；3月份——36份名单，合计3286人，其中2983人被枪决；4月份（伏罗希洛夫没参加）批准了29份名单，合计2799人；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29份名单，合计2750人，其中2371人被枪毙；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批准了38份名单，合计6013人，其中4825人被枪毙（《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在涉及41391人的361份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在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上有莫洛托夫的签名，在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上有日丹诺夫的签名，在包括18474人的186份名单上有伏罗希洛夫的签名，在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上有卡冈诺维奇的签名。“卡冈诺维奇喜欢一边骂娘一边挥笔批示：这个娼妇，这个骚货，这个败类——统统枪毙。”（《访谈录》，№84） 

 

受迫害的“祖国叛徒”和“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计达40056人。1938年8月2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了叶若夫提供的一份名单，对15名“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提起“一级”诉讼，她们全部被枪毙，其中10人是家庭主妇，2人是大学生。她们的丈夫在稍后的1939年初统统被枪决。

 

令人发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员竟然把签署“枪毙”名单当作“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闭着眼睛签发枪毙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弗里诺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车去远东，带了3名助手和所谓“相册”——装订成册的3000幅“照片”。他们边喝酒，边听留声机，边搞竞赛：看谁签署——就是在判决书上写上字母“р”（俄文расстрел即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笔者注）的案卷最多。他所带的全部案卷所涉及的人悉数被枪决。在内务部三局和四局之间也搞了社会主义竞赛。竞赛结果写道：“四局抓得多，三局杀得多”，四局胜出（《访谈录》，№82）。

 

杀人是有指标的。一份地方长官给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请求补充指标。”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枪毙指标”，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对3000人执行枪决。

 

杀人无需理由。雅科夫列夫说：“不久前我读到一份个人案卷——吉娜伊达·阿德米拉尔斯卡娅。她是伊万诺沃的纺织女工。上面指示要从工人中提拔一名做共青团工作的干部。她被选为伊万诺沃州共青团第一书记。克格勃把她叫去，向她出示一份名单，说：你听好了，这些人依你看正在策划一项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你来充当他们的头头，向我们揭发他们都是你的阴谋同伙，然后我们把你从这个案子中摘出来。她拒绝这样做。结果她被抓起来枪毙了。临刑前她要了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以便死得有尊严。这件事太让我震撼。这些替身后面，这样被枪杀的人，不计其数。”（《访谈录》，№83）

 

鲜为人知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沦为牺牲品。他们有罪仅仅因为他们是贵族、“富农”、神职人员和所有被列入“人民的敌人”大名单的人的子女，是德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所生的孩子。

 

数百名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参加者的亲人，包括孩子，被抓为人质。其中就有科兹洛夫将军的孩子：17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1918年彼得格勒契卡下令枪杀500名人质。1918年-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使用把孩子扣为人质的手段，对付反对当局农业政策的农民。从1918年秋季起，开始建立集中营，被关押的囚犯大多数都是被抓为人质的“暴乱分子”家属，其中包括怀抱婴儿的妇女。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富农分子”，统统被从肉体上消灭。三四十年代全国被消灭的农户计约700万。当时每个农民家庭平均六七口人（以六口之家计算，就是4200万人），其中半数是孩子。

 

从1941年8月末开始驱逐德国人。1943年到1944年这一悲惨命运又落到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身上。1944年被逐出格鲁吉亚的有梅斯赫金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和阿塞拜疆人。

 

到1949年7月“特殊村民”即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居民总数达2092527人，其中16岁以下儿童为755278人。总体死亡率达27%，其中儿童死亡率比成年人要高（《访谈录》，№53）。

 

《雅夫科列夫访谈录》俄文版

 

雅科夫列夫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6000万人的生命（包括卫国战争中牺牲的3000万），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崇尚权力的统治者和崇尚暴力的专制制度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法西斯暴政之实，这与真正的gcd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能有什么关系呢？

 

《访谈录》披露的另一重大历史事实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隐瞒了数十年的两个秘密备忘录。这些文件虽然在西方早有爆料，但在苏联却半个世纪讳莫如深。在1989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雅科夫列夫做了关于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附属秘密备忘录签署后果的报告。代表大会首次做出承认秘密备忘录存在的决议（原件直到1992年秋天才找到），并对这些文件的签署进行了严厉谴责。

 

“条约”及其附件是二战前苏德勾结，合谋瓜分波兰和欧洲的铁证。正是根据这一“条约”，德国从北、南、西三面入侵波兰，苏联从东部占领波兰（包括制造屠杀22000名波兰军人的卡廷惨案），同时并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和芬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又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变成苏联的缓冲国。斯大林还以盟友的身份向希特勒提供石油和粮食援助，甚至命令欧洲共产党不得支持本国政府抵抗德寇。

 

由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希特勒的“友谊”，使苏联对德国“背信弃义”发动闪电战猝不及防，从战争一开始就溃不成军，致使500万苏联红军在短短100天内全军覆没，一半被歼灭，一半被俘虏

 

（据苏军总参谋部的资料记载，在4年卫国战争中被俘的苏联官兵总数为405.9万，而在头两年被俘的就有333.9万人，占被俘总数的82%），进而导致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的巨大悲剧（《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许多关于“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都是马屁文人的异想天开。作为卫国战争老战士，他本人没有也从未听到过别人在战场上高喊什么口号，“生死关头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一定要抢在被敌人消灭之前消灭敌人”。所以，用3000万祖国优秀儿女（其中多数是健壮的青年）的生命换来的最终胜利为斯大林编织桂冠是苏共的耻辱。

 

《访谈录》对1917年“十月革命”真相的爆料是颠覆性的。我们从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原来“十月革命”竟是一场未放一枪的宫廷政变：既不曾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也不曾有工农武装“攻打冬宫”，有的只是列宁的卫队长带领十几个人，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像抓小鸡一样地抓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列宁挥动手臂说“一向所说的工农革命实现了！”的场面只不过是“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家们的“艺术想象”。

 

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从宫廷政变出发的。政变的续篇是国内战争，1300万人死于战乱和饥荒。接着是强迫集体化，数百万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人民的敌人”。后来是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战后是“医生案件”、打击“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大规模“肃反”……1500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从1923年到1953年苏联监狱关押过的“犯人”超过4000万（《访谈录》，№16）。

 

雅科夫列夫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十月反革命”（Октябр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说“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

 

《列宁在1918》

 

他认为，“改革”足以确立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改革”的主要功绩是结束了“冷战”，确立了民主方向，制定了民主宪法，实行了总统制、议会制和多党制，承认普世价值观。但“改革”不彻底。戈尔巴乔夫是“国际关系大师”，但缺乏铁腕和警惕性。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复辟的危险随时存在。

 

他称赞叶利钦是“民主斗士”，但认为“别列韦日协定”违法。他始终反对“休克疗法”，但理解和支持“改革”少壮派。他说“改革的永恒敌人”是权贵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各级官吏。他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毫不奇怪，对雅科夫列夫观点的看法在苏俄国内外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从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宠儿转变为掘墓人的心路历程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纵观雅科夫列夫的人生轨迹，说它“超乎寻常”绝不是夸张。根红苗正，从中学课堂直奔战场，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到20岁重伤致残，但因沐领袖阳光、滋党的雨露，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如愿上大学，进党校，赴美留学，从州委宣传部干事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48岁的他距离权力金字塔顶层只差一步，如果不是因为发表那篇捅马蜂窝的倒霉文章的话。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记得1972年11月15日早晨上班后，我按惯例快速“扫描”刚刚收到的厚厚一摞报纸杂志。诚如当时的流行语所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但《文学报》上一个醒目的标题——“反对反历史主义”（《Против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 15ноября1972г.）赫然闯入眼帘。这篇占了足足半版的大块头文章，署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文章激烈抨击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明显挑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气势之磅礴，锋芒之犀利，均非一般文人学者可为。新闻敏感和政治直觉告诉我，作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但，他是谁呢？我依稀记得，好像苏共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人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可我无法确认，也不敢相信那样身份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十分敏感的民族矛盾拿出来晾晒，如果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话。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拨通了《纽约时报》驻苏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的电话。正巧，他刚托苏联新闻社的记者帮助核实过，说作者就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是代部长，四年还没有去掉“代”字的雅科夫列夫。

 

像投入死水微潋中的一枚重磅炸弹，文章捅了马蜂窝，惊动上层，也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抗议信雪片似的飞向苏共中央。《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等主流媒体蜂拥而上，口诛笔伐，连《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苏联文坛霸主肖洛霍夫都按捺不住怒火，给苏共中央写了强烈谴责雅科夫列夫的信。

 

当时，没有人怀疑这篇文章是苏共高层分歧和斗争的反映。但从多年后作者本人披露的背景看，他写这篇文章纯属个人行为，上面没有后台，倒是下面不乏支持者。“我在《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关门会议都讨论过，我处于绝对少数。我曾试图做些解释，但主持会议的基里连科打断我说：‘萨沙，你别把我们拖入理论之争。有人警告说文章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但不会给你处分。’而第二天一早就送来一份通知——决定派我出任大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变成了‘反俄分子’、‘犹太分子’、‘中央情报局特务’等等。”（《访谈录》，№54）

 

就这样，雅科夫列夫被开除苏共中央，体面流放到国外，于1973年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一去就是十年。

 

是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1983年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同雅科夫列夫彻夜长谈，十分投机。在戈尔巴乔夫的保举下，雅科夫列夫很快回国，接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两年后重返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旋即晋升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并于1987年6月进入苏共政治局，迎来了辅佐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辉煌岁月，同时也在政治沉浮中完成了“精神裂变”，从马列主义怀疑者转化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成为苏共和苏维埃制度的掘墓人。

 

他是这样叙述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的：“转变立场——其实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这个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教条在随心所欲地主宰生活。有些人，他们从来就没相信过任何思想，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并且只相信权力。一旦出现可能得到权力的机会，所有的思想就都跑进阴沟里去了。这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随便什么动力——都是排除异己，谋取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夺权、掌权——这是纯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然后再进行意识形态伪装。在这里不值得谈论信仰，除了假仁假义、虚伪诡诈，没有别的。”

 

“苏联历届领导人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水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的重要学说。虽然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简明教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是一派真实的谎言，胡说八道的谬论。”

 

“……怀疑一直在我心里占主导地位。第一次打击犹如当头一棒，是在雅罗斯拉夫尔。那时我刚从前线回来，拄着双拐——浑身软弱无力：身上有4粒子弹，毕竟不少。幸存下来实属偶然，在战地医院躺了6个半月。是这么回事：一列载着我方战俘的闷罐车从车站疾驰而过。您设想一下，我的战友——被关在门窗密闭的闷罐车里！难道这不是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要知道，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被俘的人员有300多万，全部将士的一半都当了俘虏！您很难理解，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心理创伤。”

 

“布尔什维克制度把我们变成了两面派、告密者、社会假卫道士……我们有个很大的骗术、花招——就是偷换概念。共产主义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斗争毫无意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政权形式，它在利用马克思学说中最最讨厌的政治说教部分，首先是我说过的——暴力，外加谎言和投机——用我们俄罗斯老百姓所经历的漫长不幸、持续的贫穷和苦难、无休止的战争、历史性的疲惫进行投机。”（《访谈录》，№46）

 

“全都是虚伪之徒，无一例外——包括我自己。当众像伪圣徒一样祈祷，仪式无尚神圣，而真实信仰——藏在心里。” 

 

“是马克思主义治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病。当我第一次参加党代会并听烦了党内报告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苦恼。我从外省，从雅罗斯拉夫尔来，怀揣神圣的信仰，突然——全是臭狗屎。我当即递交了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学习去了。大家惊讶得很——怎么可以退出中央？我进了科学院，开始阅读第一手资料。我的信仰完全破灭了。”（《访谈录》，№64）

 

“就是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把我最终引向现在的立场。我在那里重新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其中大量矛盾的东西令我震惊。‘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自己，‘是探索真理还是为政治服务？’我明白了：列宁服务于政治。应该承认，他是天才，但也是狂热分子。他染上了真正的政权症。他无情地跟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刀两断。我想，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俄罗斯的悲剧。正是在那时，产生了与共产主义思想相距甚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可以在诸多正常的政治学学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假如它不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否定普世人类价值等意识形态联姻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了所有能为政权服务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念等等。单一政权、单一意识形态、单一所有制和暴力——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起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变了样，所以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封建主义制度……”（《访谈录》，№21）

 

雅科夫列夫说，真正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我33岁，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突然听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了那番话。您可能不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那儿（集中营）去。走出会场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后来，所有的事实都得到了证实。”“它让我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虽然我深信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枪杀、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样，所以产生了要弄清一切，为自己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的念头。于是我再次决定上学。我三次申请去社会科学院学习，第三次才得到同意。这是二十大刚开过后的事。”

 

雅科夫列夫说：“‘看破红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不止一次见到痛哭流涕的妇女，心怀一线希望地夹在俘虏中间，经雅罗斯拉夫尔的伏斯波尔耶车站被遣送到苏联集中营，去见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从闷罐车里丢出的纸团上写着被揉搓得字迹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这个打击太无情，太残酷了。多半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后来从人民-胜利者身上碾过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占绝对地位。”

 

“世界观的转变不会在瞬间突然发生。一切对我要更复杂得多。曾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害怕：我可以决定释放或者关押一个人——只不过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制度斗来斗去？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在走向灾难。事实上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有点不对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孩子在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而当时我们那儿的幼儿园就死了数百名孩子！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径庭。就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样，更不用说像十月政变那样的历史篇章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政府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国家无人管理，军队处于瓦解状态，商店空空如也，群众开大会，捣毁面包铺和酒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带领一伙布尔什维克开进了斯莫尔尼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没有任何反抗，就像没有“阿芙乐尔”的炮声一样。枪声有过，但那只是朝斯莫尔尼宫的天花板开的枪。后来有关攻克斯莫尔尼宫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这样的脚本塑造的……列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变，不过他成功了，在鹅卵石大街上捡了个政权。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访谈录》，№56）。

 

“一切都始于‘怀疑’这个哲学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过着三重生活：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行动上做的更是另一回事……困难也就在这里——怎样才能把怀疑和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变为实际行动。当时我很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同情来自《新世界》，来自同《十月》、《青年近卫军》、《苏维埃俄罗斯》的斗争……我终于明白了，持不同政见者什么都干不成。更有甚者，克格勃开始把他们收揽在自己的羽翼下，招兵买马，派自己的特工打入持不同政见者队伍。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从内部炸开，利用其极权主义发条——党。提出了差额选举问题。许多人当时都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在挖我的墙角，这是不想让我再被选上。有趣的是，整个官僚阶层都非常清楚，他们在自由选举中不会再当选。果然，在首批选举中就有32名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未能当选。而这仅仅是刚刚——刚刚开始。”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驻莫斯科，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