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那几年

作者：婉豆

    前言

    2016年的春节，我回到了阔别几年的农村老家过年。我的老家是中国鲁西南地区一个偏僻的小乡镇驻地，谈不上繁荣也谈不上穷困，十几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村镇边农田里刚刚封顶的一栋栋六层居民楼，在昭示着这里没有与这个浮躁的社会脱节。这一栋栋六层居民楼是政府进行土地流转，赶农民上楼，中国式圈地运动的农村城镇化“惠民工程”。

    大年初四，母亲提醒我：“今天是大年初四，人都犯忌讳，别去走亲串门了”。37岁的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更不愿与儿时的发小一块打麻将，当然关键是我这样漂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的夹心人，已经无法再融入农村社会，我们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话题可谈。我顺着乡间小路，漫无目的的走着，寻找着儿时的记忆。我很怕几年后，那些深印在脑海的乡村记忆和童年童趣，随着一窝蜂的城镇化运动，给我掩埋掉。那我还能到哪里去纪念我的童年。

    人们都忙着过年，田野里空旷无人，清冷的风刮在脸上，让我暂时忘记那令人窒息的、陀螺式的城市生活节奏。走在乡间，不时捡起小石头抛向远处宣泄心中块垒，忽然发现一草坡处躺着一个人在懒洋洋的晒太阳。一开始我还怀疑，在这样的节日气氛里，不在家里呆着的人，一定是农村的拾荒者或流浪汉，走近一看是远房的一个舅舅。他是在新疆一所大学当大学教授的，是一个身上有着太多八九印记的人。

    我礼貌的喊声舅舅，说着过年的客套话，也躺在了草坡上。我们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个舅舅可是我们村走出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小时候父母教育我好好读书、学习的榜样。这个远房舅舅今年也应该快50岁了，清瘦的身体以及与年龄不相符的一头白发，很让我吃惊。这几年他的生活状况，我不甚了解，但我隐隐的感觉到：当年罩在他身上的才子光环、热血风趣的高大上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剥蚀在渐行渐远。

    “舅舅你还在新疆教书吗”，我问道。 “谈不上教书，照本宣科的念罢了，老师念书本，学生混日子，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勉强维持着，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你看头发都白了”，远房舅舅回答到。“你和财经专家郎咸平一样，头发白点更好看，更有型”，我急切的安慰道，生怕大过年的，我的问话引起他的伤感。“你写的一些文章我都看了，还不错，对社会的认识比我们这一代人深刻，也比我们拿的起，放的下，”舅舅夸奖我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抽去脊梁的人，是吃政治地沟油长大的，拿什么和你们比”我正色道。“对了，舅舅，你们当年经历的那些事也可以写一写呀，要不再过几年，就没有人能记得起了”，我试探性的问道。舅舅转过头足足凝视了我半分钟，自嘲的说到：“忘记了不是更好吗，忘记了反而减少一些内心的煎熬和痛苦”。“ 二十多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被打了一个心结，再也无法释怀……”,舅舅喃喃自语到。

    一九八九年夏季发生的事，许多亲身经历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想再去提起，或为了自身既得利益，或不愿去搅动内心的那份伤痛，在这里我对他们没有太多的责备和埋怨。一九八九年夏季发生的事，是中国走向民主，无法迈过的一个节点；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绕开的历史心结。一九八九年夏季，我12岁，上五年级，在那个远离北京的偏僻乡镇，在那个躁动火热的年代，一个懵懵少年对那几年发生在身边的事，却有着自己的视角和感受……

    一九八八年：躁动亢奋的一年

    一九八八年，我11岁，是四年级的一名小学生。农村的孩子早当家，我每天除了上学，给家里喂的牛割草以外，就是跟着比我大几岁的孩子王疯跑，看电影、钩蝉蜕，逮蝎子，要不就从小青年那里借一些看不很懂的武侠、侦破小说，这些活动构成了11岁孩童的全部生活。

    1988年春，我们镇上建了一座崭新的“百货大楼”，说是大楼，也就是只有一层的比较高的大厦，里面是环形的，两边陈列着柜台，还有了国营的饭店，当然这些都是农村供销社建设的。“百货大楼”开业那天，十里八村的人都到了，那真是人山人海呀，“百货大楼”里第一次有了14寸的黑白电视机、带走马灯的双卡的录音机、自行车。在逛“百货大楼”的时候，我们还与别的村的孩子打了一架，当然我们胜了，因为我们是乡镇驻地的孩子，人多势众。不过他们也放了狠话：别到他们村看电影，去的话，小心点！

    镇上新开的饭店，农村人从来没去吃过饭，不过到88年夏季的时候，多了许多稀奇。饭店竟然卖起了啤酒，还是散装的，不是镇上的饭店赶时髦，而是因为县里建了一个啤酒厂，当时老百姓都喝高度的地瓜干酒，很少喝啤酒，啤酒卖不出去，但饭店是国营的，当然就少不了担当消化这些库存的重任。啤酒1毛5一斤，是用大罐车从县城送来的，还要用长长的粗管子，放到饭店里大玻璃缸里。啤酒下午卖1毛钱一斤，卖不掉的，只能坏掉。有些带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花衬衣的十八九岁的小青年花上一块钱，用十斤的塑料桶去打上一桶，就在大街上喝，很是让人侧目，不过他们身边没有双卡的录音机，也不会跳霹雳舞，只会打桌球，因为他们是农村人，买不起。他们被一些中年妇女，骂为小流氓。那个年月，“流氓”两个字是使用率很高的，包括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发现哪个女同学与男同学比较合群，也会给他们按上一个罪名叫“耍流氓”。

    1988年的暑假很是喧闹，镇上开了两家书店，都是带蛤蟆镜的小青年开的，说是书店，就是用席子搭了个台子，上面放着许多封面花花绿绿16开的杂志，当然很多都是黄色杂志（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只不过侦探小说里多了一些男欢女爱的性描写，与现在的黄色小说不可相提并论）。许多许多的小道消息就是从杂志上得来的：韦唯不要脸嫁给了一个外国人，还得了艾滋病；老山的英雄徐良把他们的连长推下山崖，自己打断自己的腿，当了英雄，被大难不死的连长告发；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是森林里的狗熊钻木取火引起的等等一系列或有或无，虚无边际的消息从比我们大几岁的小青年那里得到。当然镇上的流行音乐，很是鼓噪的人心惶惶，当时流行的音乐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冬天里的一把火》、《爱的奉献》，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会鬼哭狼嚎的来上一嗓子，引来家长或中年人的一顿笑骂。

    镇上最大的新闻还是我的一个邻居家里买了遥控彩电。这个新闻是爆炸性的，因为我们二万人的镇上原来只有两台彩色电视机，一台是粮所的，一台是镇上录像厅放录像的，但都是国营单位的，还不是遥控的。于是邻居家发财的新闻不胫而走：“他家跟着亲戚在XX市用拖拉机贩黄书卖，头段时间被公安抓住了，光罚款就罚了三千块，人家一把（一次性）就掏出来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他家的墙上都是贴的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

    1988年的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凉，人们的情绪多少有些安定了下来。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投入到了紧张而又严肃的工作去了。因为大兴安岭火灾，学校发动我们每人在秋假（农村在秋忙的时候放半月的假期）期间，要采集一斤树种子上交学校，然后集中起来，送到大兴安岭。我们这些四五年级的学生，每天上山去采摘树种子，那种略带稚气、一副肩负国家重任，严肃认真的神气写在每个人脸上，包括老师在操场上晒种子，都是一丝不苟的。

    1988年的冬天，好几家邻居添置了电视机，但都是14寸黑白的，没有一家在镇上买的，都是在县城买的，因为老百姓觉的买这样的大件，还是到县城里买比较可靠。我家里在我的央求下终于通了电，安装了电灯，当然看电视还要去邻居家蹭。

    1988年，一种无语名状、躁动无序、而又激情奋进的氛围包围着这个偏僻的乡镇，我的1988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八九年：恐慌无助的一年

    1989年，我12岁，五年级。春节一过，物价在不断上涨。星期天，跟着一个同学一起玩耍，因为他父母是乡镇供销社的，家里有许多连环画和玩具，当然我更看重他口袋里总也吃不完的奶糖。伙伴的母亲交给他一个任务，怕东西涨价，要他到粮所里去买粮食。我跟着伙伴去了，令我吃惊的是，同学没有用钱买，而是拿着一个红本本，交给了粮店，粮店就主动的给了他大米还有香油等东西。这件事情很让我吃惊。回到家，我给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说这叫“飞农业”，吃国家皇粮的，只有好好读书，像你四姥姥家的留宝舅一样考上学，才能变成“飞农业”。（ 鲁西南地区，方言比较重，非与飞的发音都叫“ Fi”,老百姓习惯性用飞代替非，更有意义，就是飞出农门，脱离农村的意思。） 这是我少年时期第一次，感觉到人生的不同，感觉到自身的卑微，这远比家里没有电视机，感觉更强烈。

    也许是受邻居家买彩色电视机的影响，父亲决定开春后和我的小叔，跟着亲戚去东北干建筑去，每天管吃管住能挣10元钱。当年还没有打工这个概念，只是说叫“混关外”。父亲一走，我就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每天忙着种家里的4亩地。但我的心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考虑家庭的收入了，心情是澎湃的，每天都盘算着父亲一天挣10元，一个月就是300元，一年就3600元，三年我家就是“万元户”了。

    1989年春天，镇上发生了许多变化。镇上的电影院被电影放映员承包了，学着香港叫经理了，电影票价涨到两毛了。更坏的消息是小孩子们看电影也必须花1毛钱买票了。镇上的个别男女小青年带着蛤蟆镜，竟然穿着牛仔短裤，在大街上打羽毛球。他们的母亲狠狠的骂了他们：这和耍流氓，跳光腚舞有什么区别。更有一些小青年在谈论，镇上的录像厅在放香港的黄色录像。外面传来的消息更邪了，说北京乱了，大城市都乱了，大学生学着红卫兵开始串联了。整个镇上开始不安起来，人们比什么时候都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了。

    由于电影院不让小孩子们免费看，也很少去村里放露天电影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只好去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了。邻居家的彩色电视机当然没法看了，因为人家搬到城里住了。邻居根柱子家有电视，那是他准备结婚买的14寸的黑白电视机，他在北京当解放军（当然现在知道了他那时是在北京当武警）。

    电视上的新闻联播，是我们这些孩子最痛恨的节目，远没有电视剧对我们的吸引大。电视上每天都播放着北京骚乱的事，每天都是公安武警、解放军被暴乱分子暴打的新闻，还有的是解放军被人吊在天桥上，用汽油焚烧的事。根柱子他妈，每天都哭着看新闻，怕根柱子被人打，怕电视里能看到他，我们这些小孩子看根柱子妈没完没了的絮叨，也成了每天的乐趣。大人们看完新闻，也都一窝蜂的漫无边际的议论：邓小平又要倒台了；邓小平在美国把身上的器官全都换成小青年的了，还能再活50年；苏联人来我们中国了，要我们走社会主义的路，美国人鼓动学生闹事，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也都跟着大人似懂非懂的点头默认，然后改天把从大人那里得到的信息，加工一番，在伙伴们那里炫耀。

    1989年5月，在外面上大学的四姥姥家的留宝舅，回家了。母亲听他说，学校停课了，人都上街了。母亲彻底慌了，从席底下拿出父亲在东北给家里来的信，让我照上面地址写封信，让父亲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写信，第一次寄信，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恐惧。

    1989年6月，电视机里越来越多的传来抑扬顿挫、令人生畏的播音，人们说文化大革命又快来了。电视里每天都重复轮流着放一队坦克车躲一个人的画面，播音员那激扬的话语，直穿每个人的神经。“螳臂挡车”这是我会记一辈子的成语。

    1989年7月，四姥姥家留宝舅的大学女同学来了，确切的说应该是女朋友。邻居都很羡慕四姥姥家，没有彩礼媳妇都自动往家里跑。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两天后派出所来人了，把留宝舅舅和他的女同学带走了，邻居们都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这一切，不过两个人都没带手铐，派出所的公安也只是跟着。一家人都惊慌了，四姥姥扯天动地的哭。一个邻居劝说：“他婶子，你别哭，你没看公安只是带他们问问，又没给带铐子”。另一个插话道：“你懂什么，像留宝这么大学问的人，犯法都不带铐子，古时候还刑不上大夫（dai夫）呢”！一街的人，都没了主意，也只能等了。

    下午留宝舅舅就回来了，可惜他的女同学再也没有回来。家人担心的问他，都在学校干了啥犯法的事了，留宝舅舅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趴在床上没命似的哭。留宝舅舅完全像换了个人，一夏天没有出门。他身上发生的事，在村里谈论了好久。

    1989年7月，母亲更加坐不住了，因为一个月前给父亲发出的信，还没有回音。母亲带着我去了镇上的邮电局，问能不能发电报联系父亲。邮电局里说没法发，信上的地址写的不详细，一家人没有办法，只能惴惴不安的等着父亲平安回来。

    1989年7月，我终于放暑假了，也小学毕业了。镇上的电影院放映员害怕运动的到来，主动放弃了承包，电影院又成了国营。我们那里又开始频繁的放露天电影了，只是在放电影之前，多了一个项目，那就是先看电视录像，电视上全是通缉的暴乱分子，我也从中第一次知道了“研究生”这个名词，知道了王丹、吾尔开希。

    1989年9月，暑假终于在不安与等待中结束了，我也顺利升入了初中。窝在家里一个夏天的留宝舅舅，去了一次派出所打听女同学的下落，回答已经遣送原籍了，只是留宝舅舅依然呆在家里，没有返校的意思。

    1989年10月，父亲从东北回来了，母亲几个月的担心和不安终于化解了，看着父亲平安归来急切的给奶奶报平安的样子，弟弟妹妹围绕在父亲面前撒娇的样子，贫苦人家因生活忙碌而不轻易表露的亲情，在一瞬间爆发，我偷偷哭了。平时整天被父亲呵斥的我感觉到父亲就是一座山。

    父亲的回家，引来街坊四邻更多的关心，除了关心父亲发财没发财，更想知道外面的信息。第一次出远门的父亲，也乐意给他们讲外面的所见所闻。北京乱了，东北也乱套了，要不我们早回来了，现在黑龙江天都冷了，盖房子都没法盖了。火车上太乱了，有人拿着烧鸡挨个人强买强卖，10块钱一个，你不买就用酒瓶子砸你头，一块干活的房子在火车上就被人打了，乘警也不敢管，我把挣得钱藏在鞋里了，没被翻去。北京不让进，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了山海关就让下车了。我们坐汽车绕道天津才又坐的火车。天津的厕所真干净，比我们屋里都干净，真的。听的人都哄然一笑。

    1989年11月，四姥姥家的留宝舅，又回到了学校上学了。送他走时，四姥姥哭着说：“你上学弄个“飞农业”不容易，庄户人家跟着人家闹腾啥，好好上学，别跟着人家瞎起哄”。

    1989年，普通人家就这样在恐慌无助，理不清头绪的氛围中度过。

    一九九0年：一个奴化国民系统工程的开端年

    1990年春，有了去年的惊慌不安，父亲没有再外出谋生，而是在家里用去年挣的一千多块钱，花600元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花700元买了一头骡子，准备搞点运输。然而老百姓再好的打算也只是海市蜃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1990年3月，鲁西南地区搞起了灭绝人伦的计划生育运动，也叫百日无孩运动，计划生育的目标是1990年全年不能出生一个孩子，提出的口号叫“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叫流不流，扒屋牵牛；该扎不扎，墙倒屋塌”。镇上为此成立了以地痞流氓加村治保主任为主体的治安联防队。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行高压恐怖政策，主要负责抓捕违反计划生育的人，所有1980年以后出生的二胎，全部重新再处罚一次。家里买的电视机和那头骡子，也被迫变卖掉用以交清弟弟妹妹的计划生育罚款。

    1990年的暑假，学校全部的教室腾空，用来关押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老百姓，并实行连坐联保制度。那年镇上的医院里，挖了一个大大的深坑，用来掩埋被流掉、引掉的胎儿，深坑中的胎儿发出的哭声惨绝人寰。如果说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用杀戮绞杀掉民主运动的话，那1990年，却是用杀戮和高压政策让老百姓活在恐怖的氛围里人人自危，强迫人们无暇以顾1989年的那场民主运动，无法反思那场民主运动。

    １９９０年6月，全国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扫黄”运动，老师要求每一名学生都要上交一本反动书籍或黄色书籍，政治课本中也首次出现了“防和平演变”的词语。

    19９０年7月，一个戏剧性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四姥姥家的留宝舅舅大学毕业被分配去了新疆塔里木油田；在北京当武警的根柱子卫戍北京有功，转了志愿兵成了“飞农业”。根柱子几年后转业，在镇上当了一名国家干部。更滑稽的是，当北京天安门事件过去十几年后，问起这两位亲历者，都三缄其口，沉默不语。

    1990年9月，欢聚一堂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胜利召开，真是一团和气，普天同庆。但不知道1989年6月3日夜晚，在公交车上，站在赵紫阳同志旁边，头戴北京亚运会标志遮阳帽的那位学生有没有赶上这一旷世盛会。

    后记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没有旁观者。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民主法治社会最好的历史机遇窗口期，就这样无情的给错过了。随之而来的，是当权者防止再次发生民主运动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给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灾难。为了防止政权旁落，随后开始了红二代的官场卡位，断送了精英人才对国家的治理渠道；为了防止学生民主思想的开化，随后取消了大学生国家供给制度、包分配制度，将教育产业化，断送了寒门学子的求学之路；为了避免出现赵紫阳式的开明人物，关闭了政治改革之门，官场出现了宁左勿右的自保座右铭；为了防止老百姓的觉醒，开启了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这三座大山压迫的老百姓只有低头忙碌求生存，哪有“闲心”求民主；收编暴发户、无良文人进入人大、政协等组织，充当花瓶、吹鼓手；用肥皂剧、选秀节目充斥着荧屏，培育出思维上的大头娃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二十多年，整个就是围绕扼杀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系列奴化国民的系统工程。结果形成了富可敌国，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整个民族无进取之心，无道德底线，无发展规划，阶层割裂、社会矛盾激化，与世界潮流严重脱节。2７年前我12岁，从孩童的视角来回顾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点历史片段；2７年后的今天我3９岁，以一个成年人的理性，来总结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得失。

    写给自己，写给那些经历、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哥、学姐；写给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写给中国。

    201６年３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