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21野夫：地主之殤——土改與毀家紀事 zt一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恥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裏，也始終保持著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的痕迹。他像一個純粹憑直覺而熟稔行路的盲人，總能巧妙地避開坑窪一樣躲閃著那段凹陷的歲月。以致於讓人誤會他幾乎像隕石一樣來到這個星球，他的身後是一片巨大的虛空；他來時的路飄渺無迹，只是僅供凝思而永遠難以洞徹的沈沈星雲。

這似乎意味著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輩就枯涸了，我像一條沒有源頭的細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幹。但這是不合邏輯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樣如同傳說一樣難以親近，我相信父親和我都永遠根據在那個龐大家族的廢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隱秘夢影裏，在浩渺難問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們兩代人在苦難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窺見父親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後。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趕回恩施奔喪。父親在一面血紅的黨旗下似乎安詳了，帶著他隱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著最後的火焰——他幾乎已決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爲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們從未去過的地方，我們還有老家麽？但從老家趕來了許多衣衫襤褸的親戚，他們叫我叔叔舅舅爺爺舅公，與我同輩的則都是老人了——這突然冒出的大批遠親幾乎讓我瞠目結舌。我一直以爲父親是沒有親戚也沒有故鄉的，他官居正七品卻從未還鄉也從不提起，這使我們姐弟皆諱莫如深。這些從深山遠來的陌生族戚與我同哭，他們在真切的哀痛泣訴中開始向我揭露出我們家族那慘絕塵世的往事……

二

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由此看來，那就是中國最悠久的傷心之地。我的故鄉就在那裏，在三峽的背後，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個至今還偏遠窮荒的地方。

顧名思義，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個在遙遠年代就已失去國名的僻野。在清代，它歸屬容美土司管轄，在所謂共和國，它準確的地名叫湖北省巴東縣楊柳池區駟井公社石板小隊，現在則劃歸金果坪鄉——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個書記殺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裏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兩裏之內仍無人煙。翻過老屋背後的山崖，就可以看見清江在500米下的絕壁間渙渙流淌如永不乾涸的淚腺。那個村子沒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種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們唯一的主糧。可以想象，50年前，那裏該怎樣的蠻荒。那時，村民去縣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爲難就多打三五鬥，繳皇糧，然後自給自足，安身養命。他們不知道主義，不相信黨派，甚至也不關心改土歸流。他們已經遺忘了來自何處，不瞭解巴楚之別，只知道他們所處的國家永遠是亂世，他們只想勤扒苦做，做一個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即可謂泱泱大國；雖然早已實行郡縣制來管理，但實際上中央政府編長莫及，多數領域仍屬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夠委派一個縣令的地方，規矩也是一個人獨自去上崗，秘書[師爺]還得自己出錢雇請。至於少數民族地區[蠻夷之地]，則從當地的世家望族中擇封一個土司，由其世襲自治。

今天一個縣的公務員大抵上萬，軍警憲特齊備，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個縣官加幾個胥吏，又是如何來實施政務而確報平安的呢？——朝廷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底線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政統和血統在遙遠的帝都如何改變，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道統。他們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少爭。不到民不聊生之時，一般是不會揭竿而起的。

士紳階層是如何誕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襲嫡傳，也算不上基層民主直選，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爲當地社會所默認的一個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誠信、發家致富、知書識禮的人所組成。這一群體沒有國家俸祿和職稱，只是憑藉個人素質而形成的潛在勢力，掌握著鄉村的“話份”[話語權].他們不妨一領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卻一言九鼎，安撫平息著鄉村的裂紋和創傷。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動蕩，皇朝是如何興衰更替，是他們在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在很多意義上說，都是他們在代行政府職責，在充當太平盛世的守護神。

但士紳階層又並不專屬於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斷更新變替的。在歐洲，貴族社會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他們代代積累的財富集中管理，因此較能保持身份。而中國民間的傳統則是“樹大分杈，人大分家”，這種分家析産制很容易導致一脈各支興衰不一。於是富不過三代，沒有永遠的士族簪纓之家。社會始終鼓勵那些個人奮鬥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門，起於壟畝，只要不匪不盜，白手興家或者讀書應試，你就可以躋身士紳階層，成爲閭裏鄉親尊敬的人。參看林耀華先生的社會學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歷朝歷代的入登大寶者，多很在意對士紳階層的培育和保護；即使滿人入關，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縉紳門第。因爲統治者知道，這個廣袤的國家和衆多的草民，不能僅憑槍桿子去管理；在他們鞭長莫及的艽野，需要無數德高望重的人去維護禮法。對他們的迫害，就是對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統的丟棄。而一個喪失道統的民族，就會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屍，甚或墮落而爲衆多的殺人機器。

四

中國古代的流民遷徙是歷史永久的懸案——在今天看來都很蠻荒的地方，幾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發現並開拓的，這實在不可思議。石板村位於巴東、鶴峰和建始三縣交界的高山峽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從地名也可想見其土壤之貧瘠。在那裏的山頂可以俯視清江，但百丈絕壁使得他們長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還鄉時，發現我堂兄依舊靠屋後石坑中積攢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們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鄭國公的苗裔，史稱“板盾蠻”的那部分愛唱竹枝詞楊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們的先祖。白雲蒼狗數百年，我已無法穿越那些塵封的歲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輩究竟是如何要避居於此窮山惡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無從想象。

祖父鄭公諱振略，大約誕于光緒初年，派稱么房。至少在民國之初，祖父這一支還很貧寒，而他的堂侄——其長兄之子鄭永階，則已崛起而爲野三關楊柳池一帶十三鄉的聯保之長了。永階堂伯大約在當時當地是曾經風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圍子和民團武裝，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還有其碉堡的殘迹，而關於賀龍攻打鄭家寨的故事，仍依舊在民間流傳。事實上，永階伯一支正是在被賀部打破砍殺之後從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於村外8裏的山上，單家獨戶像一個隱士。他育有四子兩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農民多一點主意，知道刀耕火種的難以養家活口，便選擇了販鹽來貼補家用。山村相去巴東縣城大約三百多裏，一路的高崖深谷沒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馱。傳說中如果不碰見紅軍和剪紼的，他可以三天走過來回。可想而知，對一個山民來說，要想增加點家業，需要付出多少艱難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沒有勤勞和節儉，祖父肯定是難以致富的。他終於在中年之後薄有田宅——用歲歲年年的奔波慢慢買下了60餘畝山地，修了一棟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這樣半農半商的人，在鄉下就算是跑碼頭見過點世面的，自然比別人多一些謀生之道。地裏只産玉米，吃不完的就拿來烤酒——他在家裏開起了作坊——祖父的包穀醇釀開始裝點著山民的偷生之樂。

五

1940年代大約是祖父從貧民到富農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轉移完成之時。他像大多數家道中興的布衣紳士一樣，省吃儉用，事必躬親，小心翼翼地珍惜著他那亂世荒年中的一點可憐的幸福。在這一時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繼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鄉下即是尋常小災，不足爲悲。爲了解決少爺[家父]的讀書問題，他第一次在村裏創辦了義學，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師；並在1946年將我18歲的父親送到縣城就讀簡師，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夠完成學業以徹底改變世代農耕的命運。

一個鄉紳的誕生並非僅憑財富的積累，他需要對鄉村建設有所捐奉，比如修橋補路，憫老恤幼；他還要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只有這樣，他才開始體面而尊榮，才會讓周邊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將他推上了族長的位置——這一純粹民間的虛銜，在宗法時代是穩定社會的磐石，因而也擁有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性權力。他不僅可以在族內排憂解紛，連外姓人家興訟起爭，也往往來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惡，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況閭裏之爭無非家務，許多清官難斷的錙銖相較，由他劃斷獎罰，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禍根，這幾乎也是天下仗義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政府都鼓勵鄉村自治；只要完丁納糧，其他服務性事務則多讓渡給基層社會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財力權力皆難企及的領域，基本由鄉村賢長在掌控和維持。實在解決不了疑難重症，才交由政府裁決。這樣官民之間減少了摩擦，社會各階層也多了張力，正是古人無爲而治的理想狀態。

由於祖父的聲望，大伯被民國縣府推上了保長之席——約等於今天的村委會主任——這幾乎是幾年之後這個國家最普遍的斷頭臺。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其推行初衷在於家家聯保，互爲人質，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賊。在維護鄉村治安和代行國家職責方面，他們確曾發揮作用。在石板村那樣人煙稀少的偏遠山寨，一個保長究竟有何功過，我在今天已實在難以評說了。估計太過無趣無益，大伯才會想要把這鳥位傳給他畢業回來的小弟。萬幸的是我父親可能讀書長了見識，他堅決不幹並要求祖父繼續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許在隱隱的傳聞中開始預感到亂世浩劫的臨近，他再次資助他最鍾愛的么兒踏上了異鄉求學之路——正是這一步，讓我父親逃向生天——這，難道就是命運。

六

在那個現在還不通客車的山寨，鄭氏祖宅如輝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溫暖裏。在那一年，20歲的父親在祖母的叮嚀中，步步回頭地永別了他的故鄉——對山外世界充滿幻想的他，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就是不歸之路，他已再無機會盡人子之孝。

那個早上，陽光滲透著初春的芳香。整個家族除開祖父之外，都簇擁著這個唯一能去州府的學生離開家門。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樹下，露水滴嗒自葉間滑落。父親一步跨過了鄉界，他的靈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爲兒子送別的傷感場面，他獨自登上後山；那裏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著鄭氏祖塋。這些從土地上隆起的墳墓，錯落有致如一個私家花園。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靜默地開放，三葉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無數羸弱的手牽連著這些飄散的靈魂，似乎在山風中具有了一種環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異的碑石神情莊嚴如同一張面孔，發灰泛白，苔痕班駁，書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經卷。一個家族的歷史，全部的苦難和榮耀，都盡在這些泥土下埋沒著，閱覽著歲歲芳草的無情慘綠。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輩輩一寸一分積攢下的這點土地，迷朦朝霧中，他像一個失算的弈者面對一盤亙古未解的殘局。煙嵐彌漫在他六十多歲的老眼裏，他看見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譜，記載著他日漸淡忘的艱險歲月。一些墓階上還存放著積年的清供——粗糙的包穀、敞氣的酒以及風乾的蘋果。他此刻怎麽也不會相信他竟會死無葬身之地，他的兒女已無能爲他燭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個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繼嫁到了鄰縣的官店。每個家庭都仍然是農耕爲生，過著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個長工，是族房的一個孤兒，帶有收養性質，那孩子也只十幾歲。土地則分給了三個兒子，我父親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著——一個地主的全部家當就是這些了，但這，在當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么兒外出的當年，終於油盡燈枯。她的早逝使她備享尊榮，那場喪禮辦得風光體面，成爲那些山中後人至今還能銘心的最後一抹殘紅之憶。古人說：壽則多辱。祖母幸好沒有熬到1951年，否則她將如何面對那在劫難逃的滅門之禍。

父親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學。次年，據說因爲打群架而被開除。就在他晃蕩在江邊卵石灘上無所適從時，林彪的四野開進了州城。那時的共產黨所到之處，馬上成立革命幹部大學，用延安和東北那套成熟的洗腦方法，趕緊爲地方培養管理幹部。走投無路的父親需要一份口糧，馬上成爲了首批學員。很快就學會了鬥地主分浮財和殺人玩槍的技術，於是便分往利川開始偉大的“清匪反霸”運動。那時的老家肯定不通郵路，他對革命也肯定還抱有許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許還僥倖地認爲他的家庭剛剛脫貧，應該不在鎮壓之列。於是他充滿激情的投身到偉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戰鬥中雙槍橫行，殺人越貨屢建功勞。很快入黨，很快成爲最年輕的區委書記。關於父親，我將另文專述。

49年和50年，父親與祖父是否有過聯繫，是否彼此知道對方的消息，這是父親一生的秘密，我現在已經永遠無從得知了。父親用沈默維護著他的尊嚴，也一定用隱忍埋藏著他的恥辱。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父輩，多是少言寡語之人。他們用一生的壓抑來努力遺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潰。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中國人最早對土地所有權的認識。在沒有王的時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開拓到哪里，你就擁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産生，從來就非民選，誰將暴力發揮到極致，誰就是王，誰就擁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會，君主雖然認爲天下即朕，但在實際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認私田的。也就是說，除開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隊開發的屯田，分封賞賜的職分田，其他自耕田、永業田和莊園均屬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畝納稅即可，民間的私相買賣和授受皆不干預，政府只作登記收稅。明朝鼓勵人民開荒造田，給地15畝，免征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洪武二十七年詔曰：額外懇荒，永不起科。這意味著你自己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田地，政府連稅賦都放棄。所以在明朝，官田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則只有百分之四點五。

民國時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規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國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規定——國家依法徵收之地屬全體國民所有；政府佔用私地須收買；礦藏道路江河湖泊風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仍屬私有。

個體的人依託於一個國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須向國家納稅，這種繳皇糧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早已無須多說。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攤丁入畝法，都有優劣長短。而人的天分壽夭能力強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樣的種子卻並不能保證獲得同樣的收成。天災人禍皆能逐漸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距離，於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賣田，自然便有人收購。一切皆由市場經濟在操縱，往宿命上說，人生的禍福還自有許多看不見的因緣。就這樣，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

九

土地問題是一個農耕民族致命的焦點。歷代的皇權更替也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看見哪個起義的領袖真正與民同苦。皇朝換了血統，法統卻依然襲舊，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這個党鬧紅軍時代，本質上還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搶地主無可厚非。到了陝北，有了自己的佔領區，才有了相關的政策——既要搞統一戰線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鬥地主；又要吸引窮人支援，就不能不給老百姓甜頭。於是，當時出臺的方法是強迫地主減租減息，再由農民向党納糧。軍隊自己也去開荒經商包含種大煙來換取費用。那時，毛是承認所謂開明紳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戰一勝利，共軍迅速坐大，兩黨要搶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糧餉，光靠減租減息是不敷日用的，於是緊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實施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每到一處，先劃分階級成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産牲畜農具和糧食全部瓜分了，還給農民新的土地證。這樣一來的巨大好處是，黨有了糧餉，兵源。老百姓怕政府軍來又奪走所謂的勝利果實，便只好和黨綁在一起跟當時的政府作對。這一招實在是高，所謂的中央軍要維護社會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亂來，於是所到之處只有挨打了。

按說地主的田産分就分唄，大變革時代，個人承擔一定的損失也無話可說。大家都是國民，總應給條活路，不應拿了別人的東西，還要羞辱並奪人性命。當時老蘇區很多幹部也都這麽想，在抗戰時，許多地主都和八路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許多共党高幹都是地主子女。但不這麽做，貧雇農就有顧慮，畢竟拿人錢財內心不安。毛發現這個問題後，作了嚴重批評，並允許基層過火，說以後再糾偏都行。於是大規模的土改開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幹部靠邊，無業遊民發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全部調動出來，各種人間慘劇紛紛登場。[後文在舉例]以上內容讀者可參看毛選第四卷及近年黨史研究，可知筆者不誣。

十

改朝換代是中國士民皆愛關注的話題，因爲絕大多數情況下，它意味著戰爭和屠殺，是看客的談資和民間話本的底料。在歷史的宏大敍事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用迅翁的話說，屠伯的殘忍很容易化爲大家輕鬆的一笑。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殲敵八百萬或手起鋼刀下的喀嚓一聲，有誰肯去分享那些具體梟首者的疼痛。

遠古的禪讓是中國書生的政治神話，後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樣先穿黃袍再客氣地勸退前朝老闆的故事，史書上也難得多講。槍桿子裏出政權——這真是愛讀《資治通鑒》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歷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後仍要誅殺前朝的普通吏員者，實不多見。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採用的卻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幟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時國軍潰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軍一路向南沿途丟幾個幹部就可以輕鬆解決鄉村的“解放”問題。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著亂世的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爲，反正從前的政府並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罷。

祖父在此新舊交替的一年裏，或者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誰可以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並無罪惡感，因爲向未爲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1951年恩施各縣終於開始全面土改，臨時組織的許多工作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姓宋的幹部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強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雇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爲雇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僞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和人世的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於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産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爲這麽大一批被奪走財産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十二

從歷史來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漁獵爲主的民族；長期被平原來的楚軍攻擊，才留下“過趕年”的奇怪民俗。因爲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爲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土改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物件，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裏有幾十支快槍。於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於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裏，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著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瞭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裏，這一天夜裏，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松綁讓他進食，並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抛上屋梁，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爲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裏示衆，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棄置于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著開始。災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僞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有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產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爲，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於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屍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麽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裏，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梁上，投繯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 歲，帶著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裏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象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淚縱橫、、、、、、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著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

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著的我們的長輩了。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並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於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只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於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十四

偉大的土改運動終於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爲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只是緣於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貧雇農尤其是無業遊民在拿到土地證和別人家的浮財時，他們幾乎相信他們從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賭局被一雙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勞而獲的快樂對誰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們一起載歌載舞地走進了新社會。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擔心農民的騎牆搖擺時，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錦囊妙計打包上市了。在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狂飆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迄今爲止，我們還在爲三農問題疾呼，還在爲爭取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後遺症還遠遠不止這些。從這時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並由此提升的階級鬥爭學說，是20世紀下半頁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虛構。在一個號召平等自由的社會裏，人卻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當局故意蠱惑的仇恨和陣線，迫使所有的人與鄰爲壑，互相撕咬。傳統的仁義禮信等美德蕩然無存，底線倫理從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惡醜，以窮爲美，整個社會充滿了打家劫舍的氣氛。

維護了幾千年禮法秩序的士紳階層被徹底妖魔化，各種生編硬造的髒水籠罩在他們頭上。即使僥倖逃脫一死的，也和他們的子女一起，要在幾十年的光陰中承受各種歧視。這種對民間社會的徹底摧毀，最終使我們今天要承擔惡果。許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種惡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個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內傷。

十五

在橫禍突降之時，我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哪里呢？他有無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採取一些努力？這是我在若干年裏的疑問。畢竟中國文化傳統是講究孝悌和恩仇的，親情是能夠決定人的選擇趨向的——他怎麽可以面對滅門慘禍而若無其事呢？

同一時間，利川縣文鬥沙溪長順三鄉的土改終於激起民變——史稱“文沙長暴動”。主要發起人名叫費文學，他是沙溪的一個小地主之子。當時他在武漢上大學，他聽說他的父親也被無辜鎮壓後，從省城趕回了同樣偏僻的老家。這個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選擇了復仇之路。他聯絡另外兩鄉的地主家族及許多農民，突然舉事，將文鬥區土改工作組的十幾個人一起處死，只有一個躲進紅苕窖僥倖逃脫。

以暴易暴當然只會換來更大的暴力。我的父親就是這時被任命爲文鬥區委書記的，他帶領的正規軍奉命前來執行剿匪，實際則是一場更大的屠殺。按我父親一位至今健在的戰友的說法——只有缺丁的，沒有缺戶的——也就是說幾乎每家的青壯年都受到刑訊，三木之下，何供不有；於是無端牽連出無數所謂的通匪者被一一處死。

費文學則帶著親信逃進了原始森林，我父親的小分隊與之進行了漫長的周旋。兩個地主的兒子在深山中展開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數次險遭敵手。（這是另一篇故事）最後我父親經縣委批准採取招降，一番曲折後，費文學帶著他的部伍終於繳械。按協定規定——既往不咎，以開明鄉紳對待。我父親似乎堅信党的政策，與之時相過從，化敵爲友宛若兄弟。幾個月後，縣裏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費氏進城。父親無顔面對，他知道他只能失信於人，因爲組織是不需要這些的。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決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著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爲污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身經這些殘酷，就算父親當時知道了五百裏外的家鄉正在發生的悲劇，他又敢如何作爲呢？什麽叫組織，在組織中是沒有個體生命的呻吟的。從人性的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要求個體生命對強權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親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選擇，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薦的另一篇文章之後。下文再述。

十六

網上有篇文章是談牛蔭冠這個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興縣人，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他在12.9後被黨派回山西擔任犧盟會常委，並任中共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親叫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並列。他不僅支援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辦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爲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

他們父子在當地還做過太多善事，那裏一直是所謂的解放區。但到了1947年，毛蔣爭天下，毛意識到必須發動農民才能陷蔣於不利，於是在中共所占之處開始土改。那裏由李井泉[文革時四川省委書記]分管，李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其父劃清界限。然後鬥牛大會開始，父親跪在台下，兒子在臺上。以鄉村二流子爲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並命令他來牽牛遊街。他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並爲其父解開腳鐐。一個爲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後氣絕身亡。

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爲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瀋陽飛機廠爲中共生産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爲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爲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背負著這個沈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象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裏，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歷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並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爲什麽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麽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線，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

十七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即無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時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點起步的。其後則每個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別站在不同之起點。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異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恒窮，富者永遠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歷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只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只是皇冠龍袍，並沒有推出新的先進制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而中華文明也必將在這種怪圈中周而復始停滯不前。

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著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雖然早在孟子時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輕的口號，但三千年之後，我們卻依然沒有抵達真正的“民國”。於是，孫悟空宣稱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遠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議選。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制度》，仿佛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瞭解天國的真相之後，你就知道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爲號召，以武昌起義爲籌碼，終於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孫先生並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三百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面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産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爲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他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爲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份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歷史的妖霧和神話，我們今天來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們多數皆是正派的讀書人，是一群有正義感和追求的憤青。這也是當後來這種學術結社異化爲暴力幫會時，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退出的原因。當時的國民黨也是在野黨，爲了北伐，孫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於是兩黨合作，共黨則乘機在基層迅速繁衍。當國民黨定尊武漢時，南方幾省的農村在共黨的帶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地主士紳階層慘遭洗劫；那時，毛正是政府農工部的負責人。重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可從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張裏，找到後來土改的起點和母本。

這場暴風驟雨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震蕩和非議。畢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殺人，並不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社會要改良，貧富要均衡，這是政府必須通過組織手段來逐步實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並不能真正抵達正義和公平，而且這種赤潮還會帶來大面積的社會動亂，即使今天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會允許這種行爲。於是，當蔣介石打到上海，決定剿共平亂。無數盲目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壇。一夜之間，兩党翻臉，史稱“馬日事變”。隨之毛周發動武裝起義，從占山爲王到偏安割據，從黨爭到政爭再到天下之爭，國家進入漫長的黑暗血腥期。我們現在稱呼這一段歷史，喚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土地啊土地，必將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長出花朵和糧食。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實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農沒有地主，個體農民僅占百分之五。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是城市黨，向來對農民是有些歧視甚至敵意的。十月革命後，爲了征糧，蘇維埃政府必須花大量力氣和農民打仗。史達林爲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從1921年開始強制推行農村集體化，結果不得不派出正規軍下鄉和武裝農民開戰。在無端殺戮了太多生命後，到1937年才勉強完成。其後果是農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個農業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當共黨在1946年提出土改時，一向肆意妄爲的史達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萬要謹慎。

但毛必須要借助土改才能爭到天下，他當初在湖南的經驗已經足以讓他決定，只有全面顛覆社會秩序才可能戰勝政府軍。蔣軍敗到臺灣之後，終於明白此理——不解決農村問題，就永遠坐在火山口上。於是，國民黨在50年代，同樣在臺灣也開始土改——但他們採取的卻是恩格斯的贖買政策——由政府出資給地主，讓地主到城市去發展工商業，把土地留給農民。至於兩方的結果，我已無須多說。

十九

地主富農的劫運，並未因爲土改的完成而結束。甚至可以說，那只是漫長迫害的開始。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遠要被綁上恥辱柱，忍受無盡的摧殘。而到了文革時，這種歧視和迫害則達到匪夷所思的頂峰。

我常常覺得，我的童年在四歲就已結束。那個夏日午後，我突然看見小鎮街上，湧來大批背刀抗槍的男女，我的父親則戴著一頂紙糊高帽，滿面風塵地走在隊伍前頭。我覺得父親的扮相實在太過滑稽有趣，飛奔回家報告喜訊，卻發現外婆和母親正在拭淚，我立馬意識到家裏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牽我去鄉小入學報名，一路叮囑我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時，我已經約略知道，這不是一個光榮的稱號。在以後的八年裏，每學期的報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會選擇沒有同學的時候去——因爲我們害怕被人知曉而恥笑。

我們這代還是孩子時，大都見慣了生活中的許多恐怖。我一同學的母親，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雙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徹骨肉，幾個街坊老人被驅趕下河撈槍，因爲他們曾經是地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爲了發動農民，禦用文人虛構了黃世仁；五十年代又虛構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時，爲了在現實中找到接近真實的惡霸，四川又推出了劉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確實感染了許多人。各地也發掘出無數類似的“罪大惡極”的地主，於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現在，我的朋友終於經過調查，寫出了《劉文彩真相》——原來一切皆是虛構和誇張。這本書的出版大約捅到了痛處，很快就被禁止發行。

我生長的邊城利川，也有個著名的地主叫李蓋武。他在兩省交界的深山裏，留下了一座幾近輝煌的莊園——大水井，現在有趣的成了國保文物單位。而他卻在土改時，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經是怎樣的山中望族啊，現在當地卻幾無遺孑。我曾在農民的家中，片段地讀到過李氏家訓——多麽道德善良的訓條啊——這些世代傳承維持了鄉村秩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終於徹底地弄丟了，再也難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長的歲月裏，我的父親從來不給我們講述他的一切歷史。他作爲一個老黨員，一個基層幹部，因爲出身的緣故，始終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還要爲他的父親向這個社會償還債務。他不敢與老家聯繫，至死也不還鄉，小心翼翼地回護著他心中的傷口。

1978年，二伯釋放來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見一個酷似我父親的老人竟有些驚異。三十年後，他們兄弟相見，一點也無劫後重逢的驚喜——他們的心已裝得太多太深太沈，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無言。兩個老人的談話依然回避著我們，我至今也無法知曉那臥室裏的密談曾經有過怎樣的酸辛，我父親的老淚是否第一次浸濕他的衣襟。

二伯獨自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幸存的兒女還在那深山的貧困線下掙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蝸居，他只好寄身於一個岩洞，放羊維持著他的風燭殘年。然後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親臨去之前，曾說要等我出去後帶我回老家。父親走後，爲他送終的我的一個堂外侄告訴我——我父親希望我日後有出息時，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屍的那個天坑給填上，要我去爲祖父修墳立碑。我終於從父親的遺囑裏，窺見了他一生的悲苦內心。他對他父親的歉疚，他所在的組織是不會允許他去表達的，他只能遺恨終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並找到了那個黑暗的深坑。我們姐弟終於完成父親的遺願，將那天坑蓋上，並於其上勒石志墓。銘曰：

施南鄭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隱是鄉殊不可考。顯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興義學而衡民訟。亦鄉紳賢長也。己醜鼎革闔家蒙禍。振公義不負辱。于辛卯四月投繯。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懸。吾父遊學得免。族鄰即藏屍於天穴。斯後合族亂離。經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猶蔭。宗祧複茂。族戚更興。遂于茲移山勒石。以紀祖恩並償父願。禱雲：巴山拱衛。夷水環滋。貴氣代繼。永葆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