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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4/18 11:39:47瀏覽3212｜回應1｜推薦2 | |
我一向沒有什麼親戚，一直孤零零長大．我十歲時母親（陳富貞）離開家，陸續回來又走多次．我十二歲時她就精神失常住進病院，我那時要看媽媽是週末時到精神病院去，即使去了，她也是神情恍惚．母親從此多次出入精神病院，但是從來沒有痊癒．
當時我才十二歲，沒有人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只有記憶中印象裡一些隻字片語，浮光掠影．由於這些景象畫面話語太不尋常（即使對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當時就深深印入腦海，直到長大之後慢慢體會，直到有一天，突然懂了．
我十三歲時，父母離婚．姊姊當時十五歲，妹妹十一歲．
我二十歲時也離開家，原因？父親的權威專制獨裁高壓控制，父親一日不停地嚴厲責罵，父親從小對我的全盤否定與鄙視．是的，鄙視，你不要太意外，父親從小對我們姐弟三人，姊姊袁璧光，我袁大羽，妹妹袁璧文，他只稱讚妹妹一人聰明像他，＂老大老二都不行＂．童年時期，父親幾乎每晚痛罵三人，但會讓老三先退場，留下老大老二繼續直到深夜，說我們如何如何比不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小孩，當然更更更比不上父親本人．我記得當時我往往因為站立太久，頭昏眼花，搖搖欲倒．父親自認是世界上唯一的標準，近乎完美，只有少數幾個人是他服氣的（他自己說的）．
就在母親離家那一年，父親一日出差在外（當時母親尚未出走），寫信回家給我．母親高興地拿信給我：＂袁大羽，爸爸寫信給你＂，我在日式宿舍長屋昏暗的走廊上興奮地邊走邊拆（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信上說他無法稱讚我，因為他實在找不到我足以令他稱讚的地方．我當時才十歲．
就在那一年，我十歲，我得了全班第一名，也獲得全年級心算比賽第三名，母親高興地把獎狀用鏡框裱起來．父親只是輕蔑地看一眼，那一張獎狀或僅僅一次的第一名萬萬不足以改變他對我的輕蔑與鄙視，因為父親他本人從小到大幾乎每一學期都是第一名，在鄉里被稱為天才，詩文俱佳．天才是不能忍受蠢材的．所以我一直深信我是全世界最沒有價值的人，真的．
愛屋及鳥，反過來就是恨屋及鳥．父親是先從鄙視我母親開始．父親大學畢業，高考第一名．母親只有初中畢業，但是母親非常漂亮，非常賢淑，在外公家中排行老大，對弟弟妹妹照顧有加，有長姊的氣度與風度．她的大妹，我的大阿姨多次哭著跟我說：＂我這個姊姊，配得上我稱她為大姐＂．又說：＂我姐姐是我一生中見過最優秀的人＂．
可是在重男輕女的外公外婆家中，只有舅舅們受到栽培，母親與妹妹們都只有小學或初中學歷．我印象中母親是因為小學成績好，所以外公讓她再唸初中，其他的妹妹們就只有小學學歷了．
母親用功上進，正直有氣節有操守對人有愛心．
父親既然受過高等教育高人一等，看不起學歷智力能力地位不如他的弱者，自然絲毫不加掩飾他對母親（及其子女）的鄙視．他經常在飯桌上對兒女誇稱他在外受人款待飲宴吃的多好多美味，＂你媽做的差遠了＂，他會得意地說．我當時（十歲）驚覺：＂這不就是齊人驕其妻妾嗎？＂我到現在（五十三歲）仍然這樣想．
全家出外吃喜酒，父親周旋賓主各桌之間敬酒斟酒划拳罰酒酒酣耳熱不亦樂乎，置妻兒子女於一角全然不顧．當時記得有人（應該是看不過去）說：＂穎生你怎麼不招呼太太小孩呢？＂父親回答：＂他們小孩子不要管他們＂．咦，男人不是應該要照顧妻子兒女嗎？至於拿別人的太太來比下去我的母親，那更是經常的事．誰誰誰的老婆多能幹，ａｂｃ的太太多精明，ｘｙｚ的夫人多會賺錢．
母親因為想唸書卻不能，所以對身為＂大學畢業生＂加上＂高等考試榜首＂的父親極為崇拜（直到後來看穿為止）．相反地，父親既然驕傲自負剛硬小氣，所以婚後自然再也隱藏不住對母親的瞧不起．我二十二歲時母親淬然過世，我當時已經隻身賃屋在校外兩年．阿姨（自從我十歲母親離家後就多年未再見面）一日匆匆來找我：＂袁大羽，媽媽死了！＂我們趕回外婆家，外婆見到我就用不流利的台灣國語氣憤地說：＂袁大羽，你爸爸看不起人！＂這，我知道．袁穎生看不起人．
父親後來對待母親如同下女．母親受過日式教育，男尊女卑的道理是懂的．她會在父親下班乘交通車回家前把拖鞋放好，報紙擺好，熱茶泡好，作為一個日式教育傳統下的女子應有的本分．但是父親對下女的要求是不同的．他有嚴重的香港腳，他要求母親替她摳腳止癢，他自己洋洋得意地看電視．有一天（我當時約八歲），我見到母親替父親摳腳之後走去洗手時滿臉憤慨的表情，當時不懂，但覺得不尋常，後來才知道這種表情叫做憤慨，是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表情，等到懂事，見到就明白．當然，後來就只見到父親自己摳腳了．你不可能永遠地奴役別人．
母親於是開始苦學唸書，清晨五點半起來唸空中學校（電視），週末再去學校上課．後來更去大學旁聽國學思想，我一直留著母親眉批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娟秀的字跡，勤奮的符號．她一方面原本好學，另一方面，她想藉此挽回丈夫的心以及婚姻．沒有用，父親後來有外遇，母親痛苦不堪：＂我對你這麼好，你怎麼忍心如此？＂郎心狼心，原本如此．母親自殺不只一次，最後就是離家出走．我當時十歲．
附件是白先勇先生讀了＂荊棘裏的南瓜＂的有感而發．我有這本書＂荊棘裏的南瓜＂．我年輕時就讀它，更帶著它漂洋過海到蒙特利爾．這本書很多部分與我有共鳴．
大羽
《白先勇書話》試讀：鄰舍的南瓜
50年代的時候，台北市的松江路還未經開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嶇的亂石泥徑，長滿了茅草，兩旁鋪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狹窄，有汽車迎面馳來，騎腳踏車靠邊閃讓，不小心就會沖滑到泥坑裡去。松江路靠近南京東路的那一帶，一排排蓋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軍服的草綠色，看起來倒像是一大片軍營。那些房子是公家蓋的，大概那時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選中了那一帶。不過的確也有許多軍眷住在那裡，都是空軍。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顫巍巍扶着她的小孫子到我們家來借用軍用電話，老太太滿面惶急，原來她的飛行員兒子值勤晚歸，老母親等得驚慌起來。省政府的官員住在那裡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們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買下來的。那時聶華苓也住在不遠那麼一棟綠色木板屋裡，倒是忘了問她住屋是公家還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麼單位。總而言之，住在那一帶的居民，不管什麼來路，總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暫時落腳的所在，將就一下，挺過去再說。沒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幾二十年，一直到60年代末，松江路開成大馬路，那些軍營似的綠色木板房子才一棟棟被打掉剷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樓大廈。我們家那棟木板屋，也要等到1966年父親過世後才賣出去。
我們住在松江路127號，因為家裡人多，把連在後面的一棟也買了下來，兩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狹長房舍。我們的右鄰是一家空軍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牆頭上倏地冒出三四個小蘿蔔頭來，一張張小臉充滿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隨時隨地想來探看我們家有什麼事發生似的。前幾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來已經是華航的正駕駛了。我們的左鄰松江路125號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荊棘的家。當然那時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後來又會變成了作家荊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說竟是發表在我辦的雜誌《現代文學》上的。這個謎要等到二十多年後才解開：原來荊棘就是朱立立，當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鄰居。荊棘投稿沒有寫地址，《現代文學》給不起稿費，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兩本雜誌給作者的。我們在《現文》登了一則啟事，請荊棘賜示地址。大概荊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負，不願意跟我們攀關係，她沒有理會我們的"尋人廣告"，所以我也就始終無從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現代文學》的撰稿人。
荊棘的父親也在做官，兩家家長彼此應該認識的，大概不同系統，所以沒有什麼往來。做了十幾年鄰居，中間一道牆把兩家隔得開開的。但兩家的傭人過往卻甚密，互通有無，朱家的一些點點滴滴，偶爾也會傳些過來。比如說，我們知道朱家母親早逝，繼母入門後，朱家兒女的日子不很好過。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樣，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難。"其實中國人說得更乾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在那個年代，尤其來台的外省人，剛遭巨變，國破家亡，連根拔起，難念的經，每家恐怕還不只一本。我們家就有好幾本，恐怕早也由我們的廚子小王傳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後，80年代，我看了荊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荊棘裡的南瓜》，尤其其中帶有自傳性的幾篇：《南瓜》《饑餓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為什麼從前在松江路隔壁那個終生穿著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從來看不見她臉上的歡顏。這三篇文章都是寫對親情的追念與渴求。荊棘十二歲喪母，十二年後終於寫出這篇《南瓜》，悼念她來自農村一生憂勞而又極端溫柔的母親。"南瓜"大概象徵了荊棘生命中獲得的母愛吧，從荊棘中生長出來，南瓜生命雖然短暫，卻帶給家人如許的溫馨與喜悅。"南瓜"因為情真，所以寫得意切，《文星雜誌》上發表後，又在《讀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荊棘的成名作。荊棘大學選讀了園藝，最後竟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開墾出一片二十多英畝的農場來，遍植各種瓜果葉蔬，當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荊棘稟受了她來自農村母親的遺傳，最後還是歸農莊稼。我們真不能低估了父母親在我們身上所刻下不可磨滅的烙印。有位心理學家寫過一本書：《原始的呼號》（Primal Cry），他讓他做實驗的心理病人大聲呼叫"爸爸"、"媽媽"，叫着叫着，病人會發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階段，對父母種種的憤怒、渴求、懼畏、孺慕--這些最基本而又強大無比的情感，隨着"爸爸"、"媽媽"原始性（Primal）的呼叫聲中，宣洩出來。《饑餓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荊棘"原始的呼號"，文中少女對父愛的饑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龐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的父親，對女兒無助的呼求，竟無法回應。而繼母將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鎖在書房裡，任其腐爛，飼喂紅頭綠蠅，也不肯拿出來與兒女共享。親情的饑渴，使心理的創傷轉化成為生理的痛楚了。
令人驚奇的是，荊棘，正如她的筆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環境裡，竟還能抽發茁長，最後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裡，挺伸成一棵傲岸堅實的仙人掌。荊棘進入台大園藝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改習心理，最後成為頗有成就的心理學教授，而且又隨着從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遠的地區：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史瓦濟蘭，去幫助那些貧窮落後國家，教育他們的孩子。這樣一個堅韌的生命，它的泉源在哪裡？一個源頭恐怕還是傳自她那來自農村的母親的稟性，對土地自然一種出自天性的親近。荊棘喜歡寫農作物，她的第二本文集《異鄉的微笑》裡便寫了許多瓜瓜果果，《哈蜜瓜》《紅棗》《枸杞》，荊棘寫這些瓜果時，特別動情，所以寫得生機盎然。荊棘居住的新墨西哥州，出產一種鮮美多汁的甜瓜，本來以為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後來溯源而上，在香港發現同樣瓜種，原來竟是吐魯番的名產新疆哈蜜瓜。當荊棘到巴基斯坦時，便從巴基斯坦與新疆交界地所產的哈蜜瓜種籽帶回新墨西哥，在她的農場上種植出一片哈蜜瓜田來，並將種籽分給當地瓜農，於是遠渡重洋的新疆哈蜜瓜便在新大陸的沙地裡瓜瓞綿綿地散佈開來。荊棘又在她農場裡種植了紅棗、枸杞，這些原産於中國的瓜果，對去國日久的荊棘恐怕也具有療治鄉愁的作用。有一天在瓜市裡，荊棘向一個美國顧客諄諄解說哈蜜瓜的來源，提起重洋對岸那片古老的土地，荊棘突然按捺不住流下了異國人無法理解的遊子淚。
新疆吐魯番出產的哈蜜瓜，的確不愧是人間美味，瓜瓤豐腴，味甜如蜜。抗戰勝利後，我們居住南京，每年父親在新疆的回教朋友都要送來幾大簍哈蜜瓜。晚飯後父親召集我們開"生菜會議"，一桌子擺得黃澄澄的，一刀下去，滿室生香，有一種哈蜜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對此極品，怎不叫人睹物生情。
另一種支持荊棘成長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須歸功於她自小對文學的熱愛了。荊棘在少女時代便開始寫稿投稿，雖屢被退稿，卻並不氣餒，直到她的小說《等之圓舞曲》登上《現代文學》後，才正式跨入文學園地，她自稱那段日子是她"一段《現代文學》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說在《現代文學》刊出的時候，捧着雜誌，跑上玄關，大喊大叫，發了狂一般。那個時代，台灣社會封閉、政治思想定於一尊，文學，對於許多心靈都不甘受禁錮的知識青年，不啻是肅殺嚴冬裡的一脈熏風，是關得黑漆漆的密室裡，破壁而開的一面天窗。文學，在那個年代，的確具有解放心靈的力量與作用的。60年代是個文化思潮風起雲湧的歷史轉捩點，全世界由中國大陸到歐洲美國，戰後成長的一代青年都在向傳統文化挑戰。60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實際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盪，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蛻變，在掙扎反叛父權社會給予他們的指定路線。三毛與荊棘，各從松江路出發，經歷歐洲、美國，最後不約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陸的沙漠裡。這恐怕不能看作一種偶合，這是當時一些不肯受拘的台灣青年，掙脫思想牢籠，飛向海闊天空，去追尋自我實現的一段艱辛而又充滿冒險刺激的精神行旅。雖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飛繞了一大圈，終於飛回台灣折翼而亡，而荊棘卻在新墨西哥落腳與美國先生共同建立起他們的夢中堡--"沙堡"。
荊棘飛離台灣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陰鬱的過去全部拋棄了，停筆十八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身上潛伏着文學創作的慾望，觸電一般，突然驚醒，於是她重新執筆，一連串寫出了《荊棘裡的南瓜》及《異鄉的微笑》兩本散文，並且完成一部小說集《蟲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學把她斬斷了的過去生命銜接起來。荊棘這幾本集子的文章有一個特點，散文與小說，往往是很難分界，有幾篇是小說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卻是散文化的小說，讀荊棘的文章有一種親切感，一直覺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保藏的心事。《蟲》便是一篇散文體的寓言故事。作者與先生到巴基斯坦，從當地運回新墨西哥一批質地堅實、紋路細微的木塊，用來鑲砌他們自己動手築成的住屋"沙堡"的牆壁，誰知木塊裡有蛀蟲，也一併封到牆壁裡去，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蛀蟲奮力啃吃木頭，發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塊太過堅實，蛀蟲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見到天日。卡夫卡的《蛻變》描寫一個人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竟變成一隻大甲蟲，無論他如何掙扎，始終也未能解脫"蟲的存在"。是不是人跟蟲也一樣，有誰能夠任意蛻變，突破自己賴以生存的時空大限呢。《繼承者》是集子裡份量比較重的一篇小說，荊棘又回到她一直最關切的主題：親子之間，種種的複雜與矛盾。李琴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革命元老，年輕時留學德國，與一位有恩於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親高貴優雅，對丈夫是無限量地諒解與無條件地犧牲。幼年的李琴，父親是她心中至高無上的完美偶像。當李琴發覺道貌岸然的父親竟私下與一個粗俗無知的軍眷女傭有染，並且為此拋棄了她高雅的德國母親，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潰，抱憾終身，一直要到父親在台灣彌留的時刻，才得到外國歸來的女兒的諒解。荊棘在這篇小說中，終於與過去妥協、和解，由少女時代"原始的呼號"，轉換成一闋中年人哀悼生命的輓歌。
松江路荊棘裡冒出來的南瓜，種籽飄洋過海，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礫地，終於結成豐碩的果實來。
Please allow me to write in English as it is a language that brings less painful memories for me. It is a language I got to learn long after growing up and therefore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were all stored in a different database that does not touch the innermost memories and emotions of my life. I actually kept those memories away from my conscience intentionally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as they meant nothing but confusion, fear, disorder, and a spate of blankness. I have to bury them deep in somewhere in the back of my head just to not to feel the pains, the fears, the confusion..... to stay alive. The power of one's emotion can be so strong that people are driven into crazy things, like killing others or themselves. So I stayed away from my childhood memories, including friends and classmates, just in order to stay alive, really. Besides, how could others understand or care for what I had experienced?
After the WWII, there were children survivors form the Nazi death camps. They grew up there and spent their childhood there. Their first memories of the world is nothing but fear, neglect, disorder, and death. That's very deep very strong and very stubborn memories. And they had to carry them on their backs all their life till death. However, the world outside would never understand the impacts those memories have on these children survivors. After all, the war was over, isn't it? Let's all get on with happy lives, why bother with the bygone past? I read memories of and stories about these children survivors and found solace therein. I compare it remotely to the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s listening to Mozart's Requiem to let out the unspeakable pains and the deep deep sorrows and to find some peace therein. Actually, I listened to it for a long while too, also in order to find peace therein.
So I spent lots of time reading books and journals in English. I found that when I think and express ideas in English, I get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bad memories and I don't feel the pains. It's like Larry Wu-Tai Chin, who passed the lie-detector test at CIA simply because the test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he was able to hide his innermost emotions (lies or truth) by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Time cures. But, believe me, those memories haunted me very much still, until I came to Montreal and started to go to McGill. At McGill, I found, and was eventually immersed in, an atmosphere of self-respect, mutual respect, and freedom, the kind of spirits that had been missing in my life back in Taiwan entirely and that I found very enjoyable here. I started to feel like being my true self in this atmosphere. I did well at the courses. I got along happily with my classmates who are in their 20's while I am in my 50's. I literally re-lived my youth-hood here at McGill.
So I am more at ease with myself and with others now, mostly thanks to the education I received at McGill. Education is more than just the rote of some technical things or knowledge as we experienced back in Taiwan. As I went from the Diploma in Accounting to the CPA Program at McGill, I found myself significantly insufficient in front of the requirements at this Program because I am not capable of do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Writing". I was trained to do analyzing, organizing, and summarizing but was never asked to do "critical thinking and writing" back in Taiwan. So I took some crash courses about it and felt, shockingly, like walking from a black-and-white world into a colorful one. This is what education is about: to open up a student's mind to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My classmates who grow up here in Montreal have all been exposed to training in Critical Thinking. Not me and some others coming from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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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