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生活和工作的個人，總會隱約感覺到西方“主流”的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像一張無形的網，民眾的個人思想和行為上都潛移默化地受到這張網的控制。但是又好像從來不知道為什麼，也找不到有關“西方社會對民眾思想的控制”這樣內容的研究或評論文章。

有些在西方國家待久了的華人認為，西方社會表面上看很自由鬆散，其實是高度組織化的，其對個人思想控制能力，都遠超過中國等國家。而不知何時起，中國被賦予了所謂“集權專制”的惡名，其實對個人思想的控制能力，中國與西方是不能相比的。

這些在西方的華人認為，中國歷代皇帝一直到現在中共的中國政府，對個人思想的控制能力，也遠在西方的“自由社會”之下。無論在本國多麼會折騰，到了西方國家的個人，都得順著被安排好的軌道前進，做一個“順民”，比如中國的貪官一到西方就會老老實實。

看來原因在於，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民眾思想的控制可謂無處不在。在“言論自由、輿論民主”的表象下，“主流”意識形態在背後掌控著話語權。對內實施著對民眾思想的強勢灌輸；對外則決定了國家對外政策的基調，分化瓦解對立國家的政權。然而作為個人，要清晰地認識到這些都不容易，感覺總會被刻意製造的各種表象忽悠。
　　 　　
西方的言論自由和輿論民主均以維護“主流”“正統”秩序為前提。如果超過這一底線，這些言論和輿論便會受到“主流”社會的封殺、屏蔽和各種形式的制裁。西方憑借強大的政府機器和新聞媒體，綿延不絕地向民眾灌輸主流意識形態，使之接受“主流”價值理念。

據統計，美國擁有4000種專業刊物、8000種娛樂雜誌、9000個廣播電台、5000個閉路電視系統、2000家出版公司，有14500家電視台、6983個電台全天播放節目。這些傳媒機構推出的內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其中均貫穿著一條主線，即維護“自由資本”的“秩序”和“主流”價值觀。

而媒體的管理層一般都對本媒體的政治傾向有著一種“共同觀念”，或者以“自由”的形象出現，或者作為保守主義主張的代言人。這樣的“共同觀念”，是一種默契，並不見諸於明文規定，但它灌輸到媒體中每一位成員的意識深處，不論是記者、專欄作家還是編輯，在採編和發表言論時都會不自覺地遵守這種默契。

為了防止話語權和輿論導向的失控，西方會運用國家機器強化對“主流”話語權的保障。比如，美國法律第18篇第238條規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動、勸說或講授推翻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發表、傳遞、出售、分發或公開展出任何書寫品或印刷品，都要處20年徒刑或2萬美元罰款，或者兩者並罰。”

對話語權的壟斷馴化和改變著民眾的信仰、理念和價值判斷，民眾無時無刻不在接受意識偏見的教化和訓導。這樣使得民眾從不懷疑西方的意識形態是“多元化”的，以為各種思想觀點、政治思潮可以自由發展、平等競爭、相互激蕩、相互爭鳴。實際上，西方在意識形態“多元化”的光環下，始終進行“主流”的強勢灌輸，形成一張無形的網。

西方還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利用社會輿論、價值導向等軟約束手段，使其“主流”牢牢控制著社會的思想文化陣地，始終佔據著思想文化的主導地位。為了實現“主流”意識的強勢灌輸，還組建了大量的意識形態基金會，強化其控制力。

另外在美國，還製造出一種保守主義的思想政治環境，在公眾輿論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確”的輿論氛圍，並成為言論自由體系的先決條件。如果有人背離“政治正確”，會遭到輿論和新聞傳媒的圍攻譴責，甚至遭致被封殺、解僱、起訴等嚴厲制裁。此類事例在西方並不少見。

西方還利用基督教教義和基督教倫理，灌輸“主流”價值觀。基督教宣傳的理論和“主流”價值觀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基督教影響最深的地方，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最普遍”。因此，西方社會極力向民眾進行基督教倫理的說教，說服人們“順服上帝”，在基督教倫理的強勢影響下，促使民眾信仰基督教，從而強化“主流”思想的控制力。

看來，西方社會對民眾思想的控制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如何使中國民眾普遍認識到這一點，從而破除對西方的盲目迷信，不受西方的忽悠和控制，採取行動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