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如下一篇值得仔细研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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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集团还有什么新酒吗？——从评赵紫阳回忆录谈起》

作者：粤 进  2009年5月16日

原文：http://bbs.stnn.cc/dispbbs.asp?BoardID=72&ID=83158

外媒昨天报道，2005年两腿一伸呜呼而去的原党内走资派头目赵紫阳的回忆录已在香港出版，此回忆录是根据赵生前的录音编成的。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集团又有什么新花招呢？20年前，以当时任党总书记职务的赵紫阳为首的右翼卖国集团在党内外和海内外遥相呼应地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政治风波，那么在今年这敏感时期，它们还能挑起风波吗？

为了解右派又拿出什么新酒冲入老瓶，笔者匆匆地先睹为快。不出所料，看到的依然是右派的一贯嘴脸：虚伪。笔者乐于把其画皮剥开，让大家在其言之谆谆、情之切切的背后看出些实在的东西。

赵紫阳在回忆89风波生死攸关的时刻时假情假意地说“在当时，我感到极端心烦意乱。我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我拒绝做个动员军队**学生的总书记”。我想，既然你赵大人标榜得自己如此“爱民如子”，如此有“正义感”，他你怎么又不阻止、不反抗呢？你可以当场公开宣布辞职抗议啊？你可以走去广场与那少数蒙骗了学生领导权的右派学生并肩作战啊？你怎么噤若寒蝉，静听消息呢？大概是等着无非的两种结局，右派学生的碰巧胜利进而迎接你这个被吹捧为“爱护学生”的总书记凯旋登台或右派学生复辟阴谋的失败进而使你只能像缩头乌龟般明哲保身。说到底，赵大人你不想**的只是那些替你当走卒的右派学生，试问谁愿意消灭支持自己的势力呢？幸好，你的学生也是聪明的，也学到了你的虚伪，所以，曾信誓旦旦声言“不韪强quan，誓死坚守天A门，就算**也不退却”的柴玲、吾尔开希、封从德、李录他们事后都毫发未损，摇身一变又到外国当起英雄了。要是遇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停止私有化的左派爱国学生，你赵大人还会泪沾衣裳吗？赵大人又推卸责任地说：“若采取了正确行动，就不会出现如此的结果”，姑且不谈其他人如何，赵紫阳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暗中怂恿事态发展，暗示其秘书、智囊鼓动学生打出利于其夺权的口号。在风波日趋升温急须处理时，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消极对待果断解决的意见，例如“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赵最后依然作出种种推诿和不合作态度，最终把事件拖延到了打砸抢烧的严重地步。可见，作为间接导致事态升级的责任人的赵紫阳有没有资格说出这番话。

89风波是赵紫阳人生的转折点，他也不忘辩护一番。他竟略去自己作为幕后黑手的参与者角色，装成旁观者来质疑：“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在事件发生之前及其过程中，方励之、李淑娴、严家其，温元凯、苏绍智、陈一谘、张显杨、包遵信、曹思源、弋扬、陈子明、金观涛、钦本立、李洪林、万润南、苏晓康、刘晓波、高新、周舵、侯德健、戴晴、郑义、于浩成、刘再复、陈军、王军涛、许良英、吴国光、张伟国这批蠢蠢欲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组织过什么活动，策划过什么计划？我相信，身居国家要职的赵总书记是不会得不到情报汇报的。再退一步说，事件发生后，官方也公布了方励之等人事前长期组织沙龙讲座，散布西化口号的事实。当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Dang制，让CCP下台，**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还有一只黑手来自美国的中情局，得到美国官方支持的索罗斯基金在风波前曾出资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常言有钱使得鬼推磨，何况还是渴望大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精英鬼”。在学生中的风波煽动者王丹事发前长期组织的所谓“民主沙龙”就请过美国大使洛德夫妇讲演。在风波蔓延时，带有台湾特务背景的一个香港支联会特派员就对掌握学运指挥权的右派学生头头说：“如果事情不闹大，你們就是逃亡到美国，美国恐怕也不会接收的。显然，制造流血已经成为他们逃亡美国的敲门砖（《香港支聯會是六四事件的幕後黑手》）。加上“美国之音”电台的在风波期间的煽风点火的因素考虑，有没有境外背景不是不言而喻吗？这些都是连笔者这么一个89风波时都还没出生的后辈都能查到的资料，难道事发前后都密切关注事态的前总书记你没留意过吗？所以，可能的只是赵大人在装傻卖疯，故作无知。至于党内的黑手是谁，赵大人的反问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你以为以置身事外的口吻问几句就能脱身吗？在赵的秘书鲍彤的泄密案和煽动案就证明了赵的智囊团已参与其中，自己的贴身秘书都参与了事件的煽动，怎么说，赵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4月21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严家其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承认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李建生：《动乱“精英”严家其》）。再说，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含蓄表达了其不是决策者，此话一出，第二天就被严家其、包遵信、杨鲁军写入《大陆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中。回首整个89风波，有几个关键事件导致了最后的结局，“五一七宣言”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宣言指明是得自于赵紫阳前一天的“公开宣布”。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可以说“赵紫阳支持动乱的铁证是严家其主持起草和发表的这份《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就算赵紫阳并无预设伏兵发信号之意，那么他任用严家其就是铁证。就算赵紫阳不知道严家其会在危机时刻妨主，那么他任用看中了严家其的鲍彤就是铁证。（马悲鸣：《赵紫阳支持动乱的铁证》）”

赵紫阳还不忘突出其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以至于回忆录的名称都叫做《改革历程》。他作出忧国忧民状感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那赵紫阳的所谓“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呢？赵紫阳自己搞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他大搞资产阶级的改革只为颠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他说“20世纪存在过多种政治体制（例如君主专制、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专制等），但只有西方议会民主显示出最强的生命力。这是现有最好的选择。”改革开放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但自以为为改革开放贡献良多的赵大人却鼓吹起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试问其所说主张的赵式“改革”是复辟还是改革呢？赵大人还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制”的新词，试问何谓“无产阶级专制”？我们可以说“XX阶级专政”，因为阶级社会总由统治阶级实行专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制度都存在的共性。而“专制”只能形容个人或集体，如“君主专制”、“寡头专制”，好歹当过一把手的赵紫阳难道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常识吗？不大可能，只能说是他已经背叛了他的党，心锐诚服地拜倒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蓄意地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赵紫阳最后说的“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有多大可能呢？我们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发布的一份报告就能看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已经有21个行业被外资垄断或者控制了。（《环球时报》2009年3月19日总第1882期第6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赵紫阳的新书内容，挑战了主流历史说法，表示“大多数关键的改革，诸如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勾勒出中国极其成功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给意识形态松绑（诸如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以便推动市场改革，都是由赵紫阳主力构思推动。”我们尚且不讨论改革决策的谁是谁非，单是看现在的结果：一刀切地非废除人民公社使到一些生产力适宜实行公社制的村庄不能自主地选择适宜自身条件的制度。赵紫阳主导的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使到我国经济的独立性受损。所谓的“给意识形态松绑”的实质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间接导致了89风波。赵推动的市场改革使到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其负面影响的延续就是医疗、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市场化使民生维艰。这难道就是赵紫阳引以为荣的个人成就吗？不过从反面来想，赵大人为西方效犬马之劳，处心积虑地扰乱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在洋人眼里也确实算是他的功绩。我们应该明白赵大人老挂在嘴边的“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卖国求荣，还在于什么“丧权辱国”呢？正因为没有彻底肃清赵紫阳集团当权时既定政策（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容忍）的流毒，才使得他们的部分西化阴谋有所收效。笔者在此也要替亡我华夏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和国内那些为富不仁的新生大资产阶级向赵大人道声谢。

失去权力并被排除出政治中心的赵紫阳知道自己再无在台上呼风唤雨以得留名后世的机会后，便打起歪门邪道的主意，开始塑造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他表示89风波后，他相信西式议会民主是中国必须走的方向。他又强调，解决中国问题之道，在于循序渐进、但不能停下步伐的迈向民主，“我想已是时候认真处理这问题”。看来赵大人的算盘还是算得很精确的，一方面把责任都推到89风波上，另一方面又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投靠外敌找到理由，真是一箭双雕！他还对“台湾模式”十分赞赏，称台湾模式“是正面的经验，可让我们借鉴。在中国，较畅顺的过渡，我们需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多维持一段时间”，大家注意其用语，他是“为了较畅顺的过渡”，才提出要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多维持一段时间”，一个党员如此公开地宣扬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已经是到了目无法纪的地步。

作为复辟先锋的赵紫阳对左派的恨之入骨在文中可见一斑，他疯狂地污蔑道：“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它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他又要佯装大度地说：“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这就矛盾了，邓力群、胡乔木、王震等老干部应该属于赵自己说的“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的人，既然赵自己口口声声说“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怎么又咒骂他们是“极左”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赵紫阳不过是一个道貌岸然、欺世盗名的老骗徒，只是因为他急于表达内心对左派的仇恨，又忙于为自己化高风亮节的妆，两相冲突，才无意中露出了自相矛盾的破绽。

古诗有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而赵大人偏要逆向行之，真谓“百足之虫身虽死，化作污泥更遗臭”。

这边厢是国人的唾弃，那边厢则肯定是反动派的追捧。作为赵紫阳忠实奴仆的鲍彤最近受访不断，好不威风。他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称赞赵的回忆录是“很严肃的记录历史真实情况、值得参考的一本书”，究竟严不严肃，有多少可读成分，笔者在上面已略作陈述。鲍彤早前又对路透社表示“相信赵紫阳回忆录会令中共更深刻地反思，但不会分裂党。”确实，笔者也相信所有正值忠诚的党员都会对为何党内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操纵着一把手位置数年的问题作出深思，并思考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是否有所放松。赵紫阳生前与其原属部下鲍彤等人都曾发表过完全违反党纪国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当赵紫阳看到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上任后首先去西柏坡，后又去延安，还去毛主席家乡后，便大肆侮蔑胡锦涛。但怎么到赵紫阳死时，正式的公告仍称赵为“同志”而不予以严正的追究呢？这也是需要我们考量的问题。

赵紫阳已死，但其营造出的右翼阵营却依然在国内外乃至党内静待时机反攻倒算。先说海内外民运分子，有人可能认为他们不能算是赵紫阳集体的成员，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我这个右派眼中的“极左分子”的臆论。果真如此吗？据右派分子姚复监在其《赵紫阳关心国家和无辜者的命运》一文透露“紫阳同志还很惦记“6*”中受牵连的他的部下、同事和青年学生。他详细询问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后的干部的去向。当他听说朱厚泽……”、“他知道我几次去过美国波士顿，又一一询问我参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时，见过什么人？问到我在会上遇到过的苏绍智、郭罗基、王丹和陈一咨，也关心地问起我没见到过的吾尔开希、柴玲和刘宾雁、吴稼祥等人的情况。当我向他介绍在美国道听途说了解到这些人的近况时，赵紫阳半躺在靠椅上，一直吸着氧，全神贯注地盯着我，默默地听着。（香港右派杂志《动向》2007年1月号）”从这声情并茂的描写已能看出赵大人多牵挂他的下属和同路人。如同左派进步力量的心中互有彼此，右派何尝不是，他们合谋复辟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语）。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赵紫阳的单相思而已，若是仍不信，再看看去年末曾发起西化复辟总纲领《0八县章》的右派作家、89风波的黑手之一的刘晓波的文章就更清楚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刘会不吝笔墨地夸耀一个共产党人，但这的确发生过，他在2007年写的《软禁中的政治家赵紫阳——读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吹捧道：“国人决不会忘记这位中共总书记中的异类——良知与睿智兼备的政治家。”褒扬“他对自己的历史和中国当代史有着清醒透视，凸现了他的真诚、豁达、乐观、情义和睿智（香港右派杂志《开放》2007年3月号）”自诩独立知识分子的右派如此高调歌颂作为共产党员的赵紫阳，原来是因为“在国际关系中，赵紫阳……致力于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主流文明……在国内改革上，经济上致力于法治下的市场化私有化……让国企在市场竞争完成产权改革和优胜劣汰；政治上……开启西方式议会民主之路。”以当美帝哈巴狗为荣的右派作家余杰也对赵这个党内人士另眼相看，他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要发展，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而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自身实现民主化，政府保障人权，又是必要条件，仅仅在贸易问题上作一些让步无济於事，因为‘无论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都不能容忍一个专制的国家发展起来’（赵紫阳原话）”，又颂扬“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拥有强烈求知欲和不耻下问精神的领导人”。厚颜无耻地重申赵紫阳说的：“美国也是从谋取本国利益来发展对外关系的，但是他们发展本国利益是同人类利益相符合的，因为他们不但对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受他们本国人民价值观的支配，那就是还要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就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文明相一致了”是“高屋建瓴的认识（余杰：《从赵紫阳谈话看胡锦涛》）”。形形色色的右派与赵紫阳的精神交媾，说清了，就是大家都走在一条路上——通往复辟资本主义被美帝剥削的道路，不过是赵紫阳资历老一些，坐到神台上罢了。

再看看党内的的老右派与赵如何的亲密无间以及赵如何的卖力“反左”（实质则是反gong）。赵紫阳任总书记期间在文艺上提出了过一个说法：“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他还假惺惺地特别声明：“凡是让我审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对宣传洋奴哲学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河殇》这个作品，他不仅介入了，而且三番几次地介入，管得很具体，与他的那个宣言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照。1988年夏，《河殇》在央视一播出，赵紫阳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河殇》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尖锐批评。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不久，一位友好国家的总理来华访问，赵紫阳特别送给他一套《河殇》的片子并推荐说：值得一看。当年9月末，王震副主席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河殇》，并要求中央重视这件事。这时，赵紫阳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了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河殇》的作者利用“新纪元”吹捧赵紫阳，为赵紫阳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舆论，赵紫阳则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河殇》的传播，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他的逻辑显而易见：赵紫阳如此具体地支持《河殇》，把反对的文章打入冷宫，都不算干涉；只有像王震同志那样批评《河殇》，才算干涉。（靳仁：《赵紫阳同志的介入说和<河殇>的“新纪元”》）老牌的党内反动派胡绩伟就曾哀鸣着“奇冤未雪，伟光正黑。（胡绩伟：《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序言）”公然为当年制造党内分裂的赵喊冤还魂。致力于反毛（文章含有不雅词汇，已屏蔽）的李锐曾透露，“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6*”经历写出来……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6*”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6*”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真相大白，原来留下回忆录还是造谣老手李大神棍给赵大人出的主意，真是一拍即合的蛇鼠一窝啊！李锐在《珍贵的记录》中写道：“紫阳还积极反‘左’。一九八三年，他与耀邦联手制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辞职……紫阳及时发表‘五一三’讲话……随即拆掉邓力群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李锐：《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序）”据新华社原高级记者、反动作家杨继绳笔录的赵紫阳口述曾说“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香港右派杂志《前哨》2005年1月号）”由上观之，胡赵联手抵制当时党中央决定的“清污”活动的所作所为已预示着他们其后必然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听之任之、视而不见。赵紫阳集团的新老人物早在80年代已在党内高层搬弄是非、打压异己、狼狈为奸。时至今日，党内右派如李锐、李普、李慎之、杜润生、杜光、杜导、胡绩伟、任仲Y、田纪Y、袁庚、吴象、王蒙、邵燕祥、周瑞金等人虽是死的死、退的退，但残存者仍固守并聚拢在《炎黄春秋》这份反动刊物上负隅顽抗，妄想延续着他们的复辟美梦。而另一批隐藏得更深的右派如高尚Q、厉以N、吴敬L、李君R、胡德P、邢贲S、胡福M、徐景安等人则仍旧利用着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推行着反党中央、反社会主义改革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对此，广大爱国民众也应提高警惕，随时识破他们的各式诡计。

上月笔者从香港《明报》得来的消息称，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谢韬、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等12个右派退休高官联合在香港出版名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的书籍，看来是想借纪念胡耀邦死去20周年的名义再掀波澜。不过笔者还是奉劝这群垂垂老矣的老古董修养好身体，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你们的偶像胡、赵吧。要知道，东风吹、战鼓擂，当今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另一个时代了。外媒的触觉是敏锐的，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10日报道了《中国新一代怀念毛泽东》，英国《金融时报》5月8日报道《爱国网民高唱<东方红>》，香港《亚洲时报》在线5月6日发出《毛泽东仍活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5日以《中国新毛派的红色春天》为题作出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9日发出报道《中国新左派搬出老价值观》，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19日发出《民间左派 穿上民族主义大衣》的报道，香港《太阳报》3月31日报道了《毛泽东在中国仍受欢迎》的文章，台湾《中国时报》3月30日报道了《左派<乌有之乡> 坚为百姓代言》。先勿论这些报道的主观色彩，只看客观描述，我们就能惊奇地发现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的崛起，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已是不可阻挡的、势如破竹的新时代潮流。

图穷见匕的赵紫阳集团在精英垄断被大众觉醒打破的今天已是江河日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的轨道。但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依然会不时跳出来表演几场闹剧，可能昨天是寥草草地弄份草纸宪章，今天是疯言疯语地出本“惊世巨传”，明天又是歇斯底里地为20年前广场上的伪民主女神呐喊。总之，广大爱国民众也决不可掉以轻心。笔者也是认同当年爱国守法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呼吁治理贪腐、呼吁扩大人民民主权力的理性诉求的，也只有当年那些唱着《国际歌》的学生、举着毛主席、周总理画像的工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合法市民才是民意的反映，他们是坚决反对少数不法分子的打砸抢烧并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赵紫阳集团等右派势力多年来自持着89风波时民意的代表的身份招摇撞骗，这只能凸显他们以公义为名赚取政治资本的私利的伪善面目。

老瓶续用的赵紫阳集团是换不出什么新酒了，但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能从人民的智慧中吸收并缔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追求廉洁、自由只能通过杜绝滋生腐败的私有化和通过法律范围内的民众的“鸣”、“放”监督来限制官僚主义者违规越轨的滥权，而绝不能南辕北辙地寄望于水月镜花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华而不实的“三权分立”，任何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和冀望都无异于缘木求鱼。原鞍钢总经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马宾同志就曾讨论过文革中民众拥有的一些监督官员的权力对反腐或许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虽是一家之言，但开诚布公地参考研究一下，也是无妨的。笔者总以为，按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就事论事地分析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总比右派的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普世价值”要实在得多。赵紫阳集团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理念尽管花俏得很，但在其虚无缥缈的身影后却显示不出什么实质的可观道理，建国233年的最成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美利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追求目标了吗？对于总是只强调美国表面浮华和多是带有阶级歧视性的“自由权力”的资产阶级右派集团的诱惑宣传，不少中国人是已经看透了。

20年的时移世变还是再次告示着我们一个道理，不论是赵紫阳集团也好、蒋匪帮也好、北洋军阀也好、清王朝也好，还是什么其他复辟的势力都好。总之，他们只能耽搁中国人一时，却不能永远阻挡中国人民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