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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20 12:50:11瀏覽393｜回應0｜推薦11 | |
| 這次回上海，去探望了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王懿齡教授。想不到85歲、身患癌症的她還在上海腫瘤醫院病理科上班。她1950年上海醫學院畢業後即到腫瘤醫院病理科，協助顧餒岳教授創辦了病理科和上海腫瘤研究所。整整六十年，她一直與顯微鏡相伴，看了數也數不清的切片，在鏡下尋找癌細胞，作出判斷，使臨床醫生有了依據，決定手術或放療、化療。病理科的工作是幕後「英雄」 ，病人很少知道決定自己命運的是病理科醫生。他們的每一份診斷報告將決定外科醫生的手術範圍，把良性腫瘤報告成惡性腫瘤，誤導的外科醫生會把整個手或腿切掉。別以爲良性細胞和惡性細胞總是很容易分別的，有時候很難，很難，許多醫生看了又看，也難決定。於是上海腫瘤醫院的病理科就成了全國醫院的「最高裁判所」 。來自全國會診的切片潮水般的湧來，病人家屬焦急地等待最後的判決。當一個病人家屬聽說，不是惡性，是良性，可以保留肢體時，會多麽激動。
每一份診斷書，病理科醫生都要舉起沈甸甸的筆桿，鄭重的寫病名。 王懿齡老師就這樣在緊張中度過了六十年。她終身未嫁，把醫院當作自己的家，每天工作到深夜。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新民晚報」上刊登一篇文章「末班車的常客」 ，寫的就是我的王老師。王老師每天總是搭乘經過腫瘤醫院的公交車的末班車。許多年來，這條線路的公交車司機和售票員都知道這位坐末班車的王醫生。有一天，她沒有來，售票員要司機破例地再等幾分鐘。。。結果還是沒來。又過了一段時期，仍未見她搭乘末班車，司機和售票員們很掛念這位醫生，是不是病了?最後他們遇到了她，知道她工作到深夜回家，是因爲要照顧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現在醫院分配給她房子，就在腫瘤醫院附近，她不用乘坐末班車了。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事，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後，知識份子的待遇逐步得到了改善。我也正是那個時候，考上了研究生。那年我三十九歲，規定四十歲就不好考了。我們醫院的人事科長勸我別考了，已升了主治醫師，又在上海工作，何必再去苦讀呢?那時大部分研究生的，都來自外地，他們在文革中分配到很遠的地方工作，借此考試可以回上海。我堅持要讀研究生的想法是政策規定「停職留薪」 ，每個月照拿工資，還能學習新知識，爲什麽不去呢? 於是我成了年齡最大的研究生，成爲顧餒岳教授名下的挂名「腫瘤病理」研究生之一。顧教授年事已高，很少上班了，於是我們五個同學分別由五位導師分別指導。王懿齡醫師直接指導我，在三年中，完成「對唾液腺腫瘤研究」的畢業論文。 王老師除了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外，還常常教我看切片，拿出數據給我，她說話總是那麽輕聲輕氣，從來不發脾氣，我任何時候去找她，她總在辦公室裡工作。那些年，有了房子，她工作得更晚了，老母親去世後，更把醫院當成了家。 我去了美國，多年未見她，聽我的同學說，她仍是不分白天黑夜坐著看顯微鏡，甚至得了乳腺癌，在癌細胞轉移情況下，進行大劑量化療後，仍堅持工作。今年是腫瘤醫院病理科六十周年大慶，慶祝會開得非常隆重，上海市領導也蒞臨祝賀。王老師得到了最高榮譽獎章，她卻謙虛地說做得不夠，在她兩次癌症中，是腫瘤醫院傾盡全力挽救了她的生命，她要更努力工作，報答醫院和病人。。。。 我走進她的辦公室時，她專心的坐著看顯微鏡，我不想打擾她，就在一旁等候，看著耄耋之年的她，忘掉一切地凝視鏡下的細胞，我怎麽能不感動。她的頭髮已花白，她沒有孩子，可她是如此堅強，如此樂觀，把分分秒秒都奉獻給別人，「快樂不是獲得什麽，而是你給了別人什麽」 ，王老師的一生證明這個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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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