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1/11/30 23:14:03瀏覽3921｜回應7｜推薦113 | |
江國慶冤殺案，基本上就是缺乏「指揮道德」的典型案例 ，之所以會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乃是此案為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之後，首宗確認的冤獄錯殺案，被視為台灣的重大司法人權事件之指標。 而說起「指揮道德」，與重視下屬生命的觀念，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國軍仍是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的。 在自己轄（營）區，發生重大軍法事件，儘速調查事實，明正典刑，當屬第一要務，然而若以「官大學問大」的態度，無視法制程序下令進行非法調查，其本身就是違法濫權的加害者，以及專業與法治的戕害者。 同樣是涉及軍民的命案，從1996年向前推50年，1946年8月，當年的國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兼任長春警備司令時，轄區亦發生了一件軍人殺死婦女的命案，根據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7月12日向陳良壎先生所做的口述歷史中提到： 「孫將軍最輝煌的時刻，我擔任他的隨從參謀，和他朝夕不離‧‧。我跟隨孫先生有12年的時間，只見他槍斃過ㄧ個人。當時是在他兼任長春警備司令的時候，有一個士兵犯了搶劫、強姦、殺人罪(註)，在一審時，士兵就承認了，軍法處長就把判決書送來孫先生這兒，因為希望長春百姓能對我們有好印象，一有案子就馬上解決掉。 結果孫先生看完之後，將判決書放在一旁未作指示。過了一個禮拜以後軍法處長打電話給我，要我將案子調出來請孫先生批示。孫先生看完之後，叫我提犯人來問，這名士兵仍然承認一切罪行。 歸押之後，我以為他會批了，沒想到他又把公文放在一旁；又過了一星期，軍法處長又打電話來催，孫先生再次提調犯人，犯人也依然認罪，孫先生就對他說：『我對不起你！』並批示著：『此亦人子也，既受應得之處罰，其後事以從優』，交給我並對我說：『我想救他卻沒法子救，就讓副官處為他買好的棺木，多燒點紙錢給他。』這是我跟隨孫先生12年來唯一見他槍斃過的一個人。」 另外，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紀錄叢書《女青年大隊記錄》P.325-326頁之「司馬中原(吳延玫)先生訪問紀錄」中，也提到相關故事，司馬中原回憶起孫立人親自提審過程： 「他問這位班長：『案情有無冤枉之處？』金班長回答說：『沒有，人是我殺的，我該死。』孫司令官又問：『有無刑求？』金說：『沒有，人是我殺的，我都承認了。』‧‧，過了幾天再提金班長前來審問，他仍是一口認罪，最後問他有沒有遺言後，他才批示槍決。」 司馬中原說：「戰時軍隊長官說槍斃人就槍斃人，不像他這樣重視人命，再三衡斟案情，為維護軍紀，真到不得以時，囑將後事都安排好，才判處死刑。」 孫立人將軍之所以能在士兵的心目中烙下永恆不滅的深刻印象，重視部屬的生命，當是原因之一。 再舉1942年4月的緬甸的「仁安羌」戰役為例，中國原本遠征軍司令羅卓英為顧及盟軍友誼，下令新38師副師長齊學啟就近率113團協助英軍，孫立人得知後認為不足一千的國軍，在英軍指揮下作戰很難發揮作用，在默契、協調不足及語言差異下極易遭到消滅厄運，便連夜急見羅長官未果。 留守的參謀長楊業孔將軍甚至告訴孫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的，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 孫立人回說：「我做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送死！就是去死，我也要同死，死馬也得做活馬用。」 兩人就此從午夜磨到清晨二時許，最後，孫對楊說：「‧‧，我勢在必行。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責任問題只有等任務完成之後，再來承擔。」 在創造以少勝多的「仁安羌」大捷後，孫立人奉命掩護友軍戰略撤退，其新三十八師袍澤葉英周在《我被孫將軍救了一命》文中有如下敘述： 「‧‧‧ 英軍已在橋上放了炸藥‧‧，英軍指揮官唯恐日軍增援部隊趕到，追擊中、英兩國部隊，要求提早炸橋，意即犧牲中國一個連的官兵以纏住日軍‧‧，但是孫將軍不准。『他怒不可遏，以英語痛斥英軍指揮官，然後親率一排弟兄留在橋頭，以炮火掩護我們這批斷後部隊穿越過橋‧‧。』 我們一連人損失三分之一後，終於順利通過那座寬約四公尺的水泥橋。在我最後押陣過橋後，孫將軍問我後面是否還有人，我答說已無，隨後他立即下令炸橋‧‧。」 再將場景拉到1950年代的台灣，當年在孫立人將軍訓練的部隊服役的已故金馬獎影帝郎雄指出：「他(孫)在部隊的時候，我們真的是很民主，平常講服從，但是開大會的時候，一般的士兵要是覺得上面的軍官做得不對，都可以提出來。」 「曾經就有一個兵出來檢舉連長，說他利用職位佔了 12 個缺，孫將軍聽了很生氣說要調查，並且警告連長不可以把這個兵活埋了，他會隨時來檢查，因為當時軍隊很黑暗，死人根本不奇怪。 但是孫將軍不同，兩個星期後為了安全起見，孫將軍就把那個兵調去陸軍總部了。」 說到這兒郎雄很感慨地說：「我看現在的軍隊，都還沒有我們那時候民主。」 也因為孫將軍對待士兵如親兄弟，大家肝膽相照，所以士兵都願意為他效命、為他犧牲，「我覺得他就像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岳飛！」 過去部隊中服役的阿兵哥最常套用「肝(官)若好，人生是彩色的；肝(官)若不好，人生是黑白的」這句廣告詞來私下臧否連隊的軍官，江國慶很不幸的碰到了後者，而且連同父母，全家人從此都是黑白的。 由於本案是由上級指揮官，違法下令不具司法警察身分之空軍總司令部政四處，與反情報隊軍官越權偵辦，更為追求破案績效而使用非法手段刑求逼供，進而引導軍法單位誤判枉死之冤案，影響所及，對國軍形象之傷害至鉅。 邁入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現代化國軍，對於軍法教育的設計，是否更該著重於高級軍官的法學素養與權責分明的法律觀，從根本上杜絕類此違法、濫權的事件再度發生。 回首七十年前的孫立人，考慮到不能讓部屬在戰場上白白送死而向長官說出：「不合理的命令，不一定要接受‧‧。」這段話；現在因江國慶案而喊冤的軍官不知做何感想？！ 註釋：據沈克勤(前精忠報記者)版《孫立人傳》中描述，犯軍法者從抗戰緬甸戰場到東北剿共，無役不與作戰英勇，之所以殺人，係因被害人假藉與其交往卻誆騙錢財，在不甘人財兩失下失控殺人；孫立人將軍念其衛國作戰有功，幾番想救卻不得其法，最後才忍痛批准死刑判決。
|
|
| ( 時事評論｜國防軍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