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證人生－從五枚『郭澄』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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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偶然收得幾方象牙章與一對雙層石章，當時，並不知道印章主人是誰?只是覺得印材還不錯，印文也刻得很有功力，就收藏起來了。近日，在整理一些藏章時，再將之找出來仔細研究的一番，突然發現：竟然有三方象牙章與一對雙層石章同屬於「郭澄」一個人的，因而引起我探究的好奇心。

　　經過一番網路探索，赫然發現「郭澄」先生的身世顯赫，只是他所處的那個年代，電腦還未興起，詳細的生平，就難以查考，但是，就他所曾履任過的職位，當年想必也響噹噹，是一位人物。

　　而今除了後列的生平概述，這五枚印章可為其添加幾許生命曾走過的跡痕。

　　郭澄，（1907－1980）字鏡秋，山西陽曲人，1932年畢業于北平中國大學，入中央訓練團第二期培訓後，從事地方黨務工作，始任陽曲縣黨部執委，累升至三青團中央幹事兼山西支團幹事長，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委兼山西省黨部副主委、山西省參議會副議長及第一屆"國大代表"，因而後來撰寫了「懷念閻伯川先生」乙文。

　　1949年赴台。次年出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兼第七組主任，掌理黨營事業，安頓黨員生計。1952年任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旋調任第五組主任，主管民運事務。1954年轉任臺灣省黨部主委，連任第八至十一屆中央委員。
　　1958年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次年出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1965年回黨務系統，任中央政策會秘書長，負責黨政協調。歷任"國大"第三至六次會議主席團主席。1972年，出任蔣經國內閣政務委員。1976年6月至9月轉任第三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不久調任國大秘書長。

　　1980年6月發表「憶同學李有洪將軍-血戰遼東序」，10月2日在臺北病逝於，享年73歲。

一、「民國三十一年刻於銀川」的「賀蘭石龍鳳紋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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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石章，鐫刻的印文甚是典雅。兩枚背後都鐫刻有「民國三十一年刻於銀川」，加上它是一對「龍鳳紋對章」，所以，擁有著必然是一對情侶或夫婦。民國三十一年，郭澄先生三十五歲，鳳章的印文「王均田」（我推測），不知是不是郭夫人？有待來日分曉。

　　銀川市是寧夏首府，原來無從判定這對「龍鳳紋石對章」是甚麼石的材質？依據推理，屬名地點的紀念銘，必然離不開地理因素，因而從銀川市著手去追尋，印證比較之下，判定這對「龍鳳紋石對章」是屬於賀蘭石。

　　賀蘭石，形成於13億年前震旦紀中前期，是地層中染色沙質板岩在自然應力作用下形成的塊狀岩體，它質地細密、結構均勻、古雅瑩潤、紫綠相間、交錯輝映、剛柔相宜、叩之有聲。產于海拔2600米左右的賀蘭山懸崖上，呈天然深紫和豆綠兩色，紫底綠彩，形態繁多奇妙，好像平柔紫絨上鑲嵌著各式各樣的翡翠。除兩彩、三彩、多彩外，還有"石眼"、"玉帶"、"銀線"、"雲紋"等特殊結構，似雲、似月、似水、似山的圖案，雅趣天成。經過能工巧匠雕飾刻製的賀蘭硯，具有發墨、存墨、護毫、耐用,加蓋後硯內餘墨有數日不乾、不臭等奇效。

　　雕刻藝人因石制宜，精心用料，雕出千姿百態的賀蘭硯。歷史上賀蘭硯曾與端硯、歙硯齊名，素有"一端、二歙、三賀蘭"之說。它不僅是"文房四寶"的實用品，而且是珍貴的工藝收藏品。深受歷代書法家喜愛，公認為硯中佳品。除刻制硯臺外，賀蘭石還被用來刻製成印章、鎮紙、筆架等，被譽為寧夏五寶之一，暢銷國內外。

二、鏡公主任＊正，山＊刻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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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澄先生來台出任主任之職位時機，只有民國三十九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兼第七組主任，掌理黨營事業，安頓黨員生計，以及民國四十一年任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旋調任第五組主任，主管民運事務時。

三、（民國）四十三年元月，張直厂作於中國文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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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北平酒（？）廣祥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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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閻伯川先生－郭澄

　　閻伯川先生一生文治武功，勛業彪炳，早歲追隨　國父，獻身革命，民國肇造，歷膺疆寄，抗日、剿匪諸役，先生堅毅奮鬪，功在旂常。當民國三十八年奸匪猖獗，大陸變色之際，先生見危授命，出任行政院長，遺大投艱，公忠負責，綜先生生平所有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僅爲世人所推崇，亦足傳諸史冊而不朽。我不擬再多辭費，而願就我與閻先生從開始認識以後的二十年中，擧述幾件事，以表示對閻先生的懷念與敬佩。

　　民國二十八年初，閻先生主旂第二戰區，我正服務於隴海鐵路局。在此之前，我雖然景慕先生已久，但從未謀面，是年初，突獲閻先生轉來蔣委員長的一封電令：「著梁敦厚、郭澄來渝一見。」我到重慶晉謁蔣委員長以後，即與梁敦厚（化之）、趙光庭、劉定庵、胡梅亭等前後參加中央訓練團，結業後，梁敦厚與我奉命回晉，分別擔任山西省黨部及青年團的工作。我與化之等於同年秋，抵達吉縣西區第二戰區長官部所在地，亦卽馳名中國西北戰區的司令塔「克難坡」。在抵步的第二天，我謁見了閻先生，也是我初次得與先生謀面。那時抗戰正值艱苦階段，閻先生更是處於日共兩軍交相圍困的苦境中。他見到我很高興的說：「你回來很好！如有困難可找化之商量，你也隨時可以來見我。」這雖是簡短的幾句話，但充滿了豐富的情感、愛護與鼓勵！所以，初識閻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一位恢宏大度，老成愛國的長者。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我出席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返晉，到達陝西宜川之秋林，始知日本已宣告投降，卽速趕到長官部去看閻先生，詎料閻先生已出發往孝義轉太原，我急速與王羨之同志騎馬直奔孝義，那時閻先生已上了火車，在火車上見到閻先生，內心極爲興奮，閻先生對我說：「你趕上了很好！吃過飯沒有？」當時由於勝利的消息與及時的奔趕，滿懷興奮，早已忘卻疲倦和饑餓了。而閻先生在戎馬倥傯之中，猶能好整以暇，有此照顧，事雖平凡，但平凡中，實已顯示其敦厚與超人之處。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太原棄守，晉人無時不以光復爲念，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告投降，我軍以快速行動，衝破共軍堅強阻撓，十五日卽光復了運城，十六日光復太原。當時我能及時趕上火車，隨伴閻先生回到太原，分享最早光復太原的殊榮，引爲畢生最大的快事。

　　抗戰勝利後，青年團山西支團擧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不久，太原分團與第一分團亦擧辦分隊長訓練。那時正巧「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基幹會」，也在太原召開大會，並在「承慶園」擧行晚會。部份青年團團員也去參觀晚會，先是因細故引起彼此間的不愉快，繼而發生鬪毆，從臺下打到臺上，甚至舞臺上的幕布也被燒燬。抗戰勝利後，由於共黨蓄意叛亂，山西的潛在情勢，可謂相當複雜，此一事件的發生，觸怒了基幹會的人員，認爲青年團團員，有意到晚會會場來挑釁，來破壞晚會，立卽動員大批人員，把青年團的團部包圍起來，同時在我的住所附近，也發現若干不明身份的便衣人員。那時第一分團的負責同志李隆向我報告事件狀況後，我感到事態嚴重，如不迅速設法制止，可能會釀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我立刻在電話中將此狀況告知化之，化之聞訊後約我迅至省府辦公室會面，此時已是晚上八點。見面後，化之對此事件未表示任何意見，立卽同我相偕去見閻先生，當時閻先生已近休息時間，我與化之卽在閻先生的寢室分別將事態發展的嚴重情形向他報告。閻先生立卽表示是青年團錯了，意謂青年團的團員未經基幹會的邀請卽去參加晚會，並將晚會舞臺的幕布燒燬，錯在青年團，青年團的團員應向基幹會道歉。當時我繼續向閻先生陳述意見，因我是青年團的負責人，對此不幸事件應負完全責任，願意向基幹會表示歉意，如在此時要團員們向基幹會道歉，可能更會使問題擴大。同時，閻先生也表示，基幹會對青年團的團員去參觀晚會，在態度上應該客氣，不應有不禮貌的行動，尤其不應該包圍青年團團部，意圖報復。閻先生當卽指示，戲院被燒燬的幕布，由青年團負責賠償；基幹會立卽停止對青年團的報復行爲。最後他對化之及我說：「在今天的情勢之下，你們切不可做出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來！去吧！」閻先生這種「嚴肅」、「明快」、「公道」的態度，使我非常的感佩。此事終因獲得閻先生的九鼎一言，糾紛立解，他的德望和卓越的領導，更加深了我對閻先生的崇敬。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間，閻先生奉召由太原飛青島轉上海晉京，報告太原情況。那時，不僅太原已是華北最後的孤立據點，而共匪擴大叛亂，禍延長江流域，人心惶惶，謠諑四起，隨之政府播遷，領袖被迫引退，閻先生見危授命，出任艱钜，組織戰鬪內閣，一面與共匪從事最艱苦的博鬪，一面領導政府完成遷臺的部署，其堅毅勇敢臨難不苟的負責精神，備受全國人民的敬愛與欽佩。那時本人已由南京出席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來到臺灣，三十八年閻先生奉命組閣後，從廣州來電要我前去，抵穗以後，我在行政院並無任何名義，僅以國大代表的身份，爲閻先生從事黨政與中央民意代表的聯繫工作，及至局勢逆轉，我隨閻先生由廣州飛臺灣，繼由臺灣至重慶，再至成都，迨後政府決定遷臺，又隨閻先生飛到臺北。在這段時期當中，我對閻先生的認識日益加深，更切切實實地瞭解了閻先生謀國之忠誠，治事之嚴謹，才識之卓犖，眼光之遠大。尤其臨大事決大疑之從容與鎮定，決非常人所及。賈景德先生稱頌閻先生「心縈於國，語不及私」，決非溢譽之詞。我前後相隨先生二十年，今天談到閻先生更引起我的懷念，想起他包容之德量，和謙誠之態度，眞可說是功高心下，身歿名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