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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05 01:52:15瀏覽1093｜回應1｜推薦1 | |
60年一瞬 兩樣人生 基隆上岸 【本報記者梁玉芳、范凌嘉、林政忠】 六十年前，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敗退來台。從此，海峽這邊是「中華民國」，那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由進犯、停火、封鎖，到如今，時移勢轉，兩岸由裂變走向重生。 定格一九四九，兩百萬名外省人在台灣上岸，這是近代兩岸間最大規模的遷移。移入者都有段糾纏國族的離合故事，在地者也歷經政權與文化轉換的巨大不安。一甲子滄桑，難以盡述。今年三月十七日，清晨八時，當白色的豪華郵輪載著一千多名大陸安利旅遊團抵達基隆港時，鑼鼓喧天，舞龍舞獅出動迎接「貴賓」。這群荷包裡滿是人民幣的貴客，來到聞名已久的寶島台灣，手上ＤＶ拍著兩岸分隔六十年以來罕見的歡迎陣仗。 陸客登台依稀同樣基隆港 七十二歲的作家桑品載看著基隆港上演著熱鬧，他努力搜尋，那個理當熟悉的港口，六十年前，他第一次下船，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地方，竟是再也看不出當年的模樣。打從他糊里糊塗地跟著姊姊登上那艘由舟山橄欖碼頭開出的海軍登陸艇，他的家、他的人生就再也回不去了；不只他，全船的人都是，隔著台灣海峽，歷史正捲著兩岸人走向不同的方向。 那年，他十二歲。 原來是即將秘密撤退來台的官兵看上桑家位在舟山漁村的房子，登堂入室住了進來；騎著駿馬的連長看上了他美麗的姊姊，想帶她一起赴台。不識字的母親果斷地做了決定：「帶她走，連弟弟也一起走。」他夾帶來台，姊姊臨上船時卻被趕下。他在基隆碼頭討過飯，再當了二等幼年兵，「是所謂『老兵』中最年輕的」。 省籍衝突各自改寫了歷史 上個世紀，國共內戰，據學者李筱峰估計，僅一九四六年到五二年，就有兩百萬軍民湧進台灣。這是史上罕見的人口大遷徙，台灣全島人口暴增為七百八十多萬人。在這個島上，走出日治的台灣人與渡海等著反攻的「外省人」，各自改寫了自己與台灣的歷史。 生於二二八事件那年（一九四七）的台灣和平促進基金會執行長簡錫←記得，老一輩的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的觀感是矛盾的，在二二八的驚懼後，加上威權體制、戒嚴，外省權貴壟斷政治，資源分配不均，種種因素下，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觀感是，「另一個殖民統治者」的疑慮大於對「祖國」的認同。 前立委林濁水說，他的大姊夫是他認識的第一個外省人。在那個年代，嫁給「阿山仔（外省人）」是台灣家庭的禁忌。林濁水國小時，大姊執意嫁給外省人，任教職的父親非常不高興，所以她從未有過正式婚禮。 上了高中，林濁水有了許多外省同學，他說，本省和外省人最大的差別是，「外省同學家庭有公職背景，混幫派如果出事有長輩罩，本省混幫派就沒長輩罩」。 荒謬年代你啃草我吃蕉皮 在高喊「殺朱拔毛」、兩岸對立的年代，留下許多荒謬故事。小學課本裡的「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是吃樹皮、啃草根；大陸課本則是編排「蔣幫」治下的台灣同胞「吃香蕉皮」。 最經典的「反共」教材，是當年中小學生必讀的「南海血書」，一名漂流海上的越南難民「阮天仇」在礁石上以指尖鮮血在白襯衫寫下難民血淚，塞在海螺中，被漁民發現。公布之後，成為七十年代台灣在風雨飄搖中「處變不驚」的教材。 但任教國中的林濁水投書踢爆：血書是假的，又累又渴的難民哪有那麼多的血、那麼大的襯衫，寫下這麼長的故事？ 多少人多少事，做了荒謬年代的祭品。 天倫破冰老兵回鄉哭墳前 封鎖的兩岸，由天倫親情做為破冰的第一步。一九八七年，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流離半生的老兵們可以回家了。 少小離家的桑品載終於返鄉，「我跪在父母墳前哭得幾乎昏厥」；也才知道，母親當年作主讓桑品載隨軍來台，「父親氣極了，拿扁擔追打她」。在五十年代饑荒中，母親因營養不良死了。父親後來得了肝癌，沒錢醫，斷氣前還說著：「只要讓我跟台灣的兒子見上一面，我就好了。」那是開放探親的前兩年。 跟著老兵腳步前進的，是腰纏萬貫上大陸打拚的台商。若將一九四九之後，看成是國、共兩個政權、兩種制度的競賽，在前半場，台灣的「經濟奇蹟」、民主化都是華人世界的領頭羊。 60年滄桑 斷裂版塊正重生 如今時移勢轉，經濟中國崛起、兩岸和解。大陸同胞形象是來台的「大陸配偶」、「富豪觀光團」；「共匪」不是敵人，卻是南台灣陸配賣餅的搞笑招牌：「大陸妹共匪餅」。 一九四九已遠，隔著一甲子的滄桑，兩岸間戰火早已停歇，因著戰亂而斷裂的歷史與局勢，正力圖重生。 十二年在那岸，六十年在這岸，桑品載說，七十二歲了，心裡所想的只是：就這麼活下去，想辦法活得好一點，努力「從歷史的噩夢中醒來」。 【2009-04-06/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裂變與重生】 一時代 一語言 一國度 【本報記者梁玉芳】 一九四八年出生的陳文英（化名）清楚記得，當她上小學第一天，陡然置身一個「國語」環境，外省老師的南腔北調，她一句也不懂時那種惶恐。這讓她後來多少明白說日語的父母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一夕成「中文文盲」的挫敗感。 當外省軍民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大批在台灣港口上岸時，激起的巨大震盪，至今猶存漣漪。 陳文英說，生命經驗決定了每個小人物對於大歷史的記憶與詮釋。她記得台北帝大畢業的父親在她幼時溫柔地抱著她背誦濟慈的英詩，但是戰後拿到中文報紙卻無法卒讀；政權的轉換讓知識分子成了不識之無，從菁英變成邊緣，「那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有這樣的故事。」原本在小學教書的母親也只好賦閒在家。 成長於首善之區的台北，即使是小學，師資也全是撤退來台的外省人士。「外省人很多種的，不是每個人都是『京片子』」，從小家裡只說台語及日語的陳文英，一到學校就像置身另一國度，得從頭學起。 陳文英功課好，外省老師喜歡她，誇她：「你真聰明，好像外省小孩。」陳文英說，那時她覺得很光榮，聽不出話裡對台灣人的貶抑；回家告訴父母，大人「又是一陣沉默」。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一女中，陳文英說她樣樣傑出卻總上不了榮譽榜，因為操行永遠只有七十九分。她問了導師。是某少將夫人的女導師哼了一聲，說：「漢奸的女兒怎麼有資格上榮譽榜？」 當晚飯桌上，陳文英問父母：「為什麼老師說父親是漢奸呢？」她記得，父親沉默地放下碗筷，離桌回房，關上門，久久傳來一聲日文：「八格野鹿（日文罵人語）！」母親只是流淚。 原來是當年「二二八」事件時，曾加入左翼組織「黑色青年聯盟」的父親也遭通緝，躲了半年；自此有了不良紀錄，常有特務上門，「父母得包紅包打點」；只是無人知曉這紀錄將影響下一代。 那晚是對陳文英的政治啟蒙。她開始理解父親那一代，「在歷史洪流中改寫了自身歷史」的上一代台灣人。 為了父親，她學日文，那是「那一代台灣人的鄉愁」，「他們與日本的距離比中國要近得多」。曾服務於日本大使館的父親用英文給她寫信，那是兩人熟悉的眾語言中最大的交集，「他不會中文，我不會日文」。 廿三年前，民進黨創黨，陳文英是創黨黨員之一，她把那面綠白小旗子送父親。「他很高興，慎重地把民進黨旗子掛在櫥櫃門板背面，門一掩上，別人就看不到了。「他還是害怕的，他還是活在政治恐懼裡，只敢偷偷高興。」陳文英感嘆。 去年，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再度完全執政。陳文英觀察，「恐懼又再回到父母心上，跟我說軍警裡有很多『郭冠英』。」因此她不願以真名見報，一甲子以來的歷史傷痕並不是那麼容易抹去的啊。 【2009-04-06/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裂變與重生】 《1987》 歸鄉第一人 買光整村紙錢祭母 【本報記者汪莉絹】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早上八點半，在台北紅十字會門前等了一夜的熊光遠，拿到000一的返鄉探親證，成為打破兩岸長期隔絕的第一人。 一九四九年，熊光遠廿一歲，跟著國民黨軍隊到台灣。經過多年軍旅生涯退伍，住在宜蘭。家鄉有老婆孩子的熊光遠，一人獨自在台灣生活卅八年，沒再娶，一心盼著回家鄉與家人團圓。 拿了探親證，熊光遠迫不及待地回到江西南昌熊家莊，回到家才發現，「父母都走了，老婆也跑了。只有兒子，還有兄弟們，就這麼多了。」物是人非，讓他非常傷心，把母親遺像擺在賓館的床頭，在床前跪了一夜。第二天，他買光了熊家莊周圍所有小店舖的紙錢和鞭炮，到父母墳前祭奠，自責不孝。 幾經思考，一九九二年，他在南昌買了房子住了下來；經人介紹，九三年與一名護士結婚，兩人相依為伴，共度晚年生活。 不是所有返鄉老兵，都像熊光遠一般幸運，立即找到親人。家在山東濟南的張繼孟，直到去年，才找到分離六十三年的妻兒。 一九四五年，廿二歲的張繼孟告別年輕的妻子賈延紅，和年僅兩歲的兒子外出打工。因為戰亂，與妻兒失聯，輾轉到台灣。在台灣獨自生活十八年後，四十歲的他，覺得歸鄉無望，在朋友勸說下，在台灣娶妻成家，有了一雙兒女。 開放探親後，經過多年打聽和當地台辦官員協助，去年，他終於找到元配賈延紅。自張繼孟離家後，賈延紅一人帶著兒子艱難度日。日復一日地等待，她早已斷了丈夫會回家的念頭。有人問起她丈夫，她總說：「這麼大年紀了，也回不來了。」 但張繼孟去年終於回家了。夫妻兩人青絲已成白髮，看到站在面前的丈夫，賈延紅輕聲說了句：「你回來了！」遲到六十三年的問候，道盡離別之苦。 【2009-04-06/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裂變與重生】 此時已忘言 【文／鄭朝陽】 陳永華（跪地者）來自台南貧困家庭，一九四六年他為生計到大陸當兵，國共內戰兩度遭俘虜，被編入共軍派往參與韓戰。 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陳永華隨濟州島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乘船回台，踏上闊別八年的家鄉，看見思念已久的老母，跪伏母親膝前痛哭失聲。已故攝影記者郭琴舫按下快門，記錄這個畫面。 【2009-04-06/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裂變與重生】 三鶯部落九十九號＋恆春郡海角七號＋寶島一村九十九號＝我們這一家 【本報記者梁玉芳】 大概很少國家的人民會像台灣人這樣，在世界各地闖蕩，面對各式表格上的「國籍」欄，填下答案時，總有些人、總有些時候，竟然有些迷惑起來：該寫憲法上的國名「中華民國／ＲＯＣ」，還是務實的「台灣」？ 五年級生、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的答案，就和大多數人一樣，隨民主化、本土意識啟蒙，筆下認同歷經兩階段轉變：廿年多前，「ＲＯＣ」是愛國的標準答案，即使外國海關會殘忍地當著你的面，大筆一揮，槓掉「ＲＯＣ」，填上「TAIWAN」；留學第二年，他認定自己是「台灣人」，下筆再無猶疑。如今，「TAIWAN」早是大多數台灣人行走全球的身分認同。 「你是什麼人？台灣人、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是學術界關於族群、認同研究中，常問的問題。討論島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結」、「台灣結」的學術研究也成重要領域。 愛台灣定義很開放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李廣均觀察，台灣社會歷經這些年「愛台灣」的正反思辨，已變得成熟，大多數人可接受開放式的台灣人定義；同意「台灣主體性」是彼此的最大公約數，在國際場合或主權談判時堅持不被「政治中國」矮化，但也不至於極端到棄絕「文化中國」的所有影響。 文字工作者周晏自省，有時說話、撰文提及「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心下會響起警鐘：啊，「中國人」？這三字讓她不安，「會被劃入某一陣營」；即使童年小學作業簿背面總印著「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如今並不流行。 我是什麼人找歸屬 其實，「我是什麼人？」在不同場合，會有不同的答案。王增勇認為，全球化下穿梭國境，身分認同是很「情境式」的，像學者傅柯說的，身處異文化中的文化反差，才更確認自己的歸屬。 因為說得一口標準國語，王增勇從小被認定是「外省囝仔」，但回到父親故鄉福建，見到陌生的「同鄉」，他心底更確立「我是台灣人」。當他出國留學，「Chinese」文化是重要的認同；但面對大陸人，他很清楚自己是「Taiwanese」。 李廣均說，對許多人來說，「語言使用是重疊的，身分選擇與表述是即興的，甚至是模糊的與策略性的」。 依據學者研究，打從六十年前，大批的「阿山仔（外省人）」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當代台灣社會人口分類歷經三種形式：籍貫、四大族群與多元文化論述。 最早國府政權以「籍貫」來規劃官方的人群想像，身分證上一律父權式地註記父親的所來處為「籍貫」，卻無法阻止民間沿著「本省人vs.外省人」的界線發展出來的分類。直到民國八十一年，籍貫欄取消，以出生地取代。 作家成英姝記得小時候有人問她：「哪裡人啊？」她會回答籍貫上那欄：「浙江，興化。」還學著父親的語氣，老氣橫秋地加一句：「唉，小地方啦！」即使她沒去過那個小地方。 新移民加入新認同 到了八、九○年代，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興起，「四大族群」分類為了對抗「我們都是炎黃子族」的國族論述應運而生，但也忽略「原住民」或「外省人」都是內部差異極大的群體；「高級」、「權貴」原是階級問題，卻以族群之名掩蓋。 更進階版的「多元文化」論述接著在台灣出現，正視東南亞婚姻新移民加入台灣的人口版圖，形塑新的人群關係。 根據本報最新民調，三分之一的台灣人都來自族群通婚的「混搭家庭」，強要分出「你是什麼人？」已難簡單作答。 許多人相信，年輕新世代對於「族群」已有全新觀點。六年級女生、成大台文所博士班學生趙慶華對「誰是真正的台灣人？」有她的定義：「能說出這三塊門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意義，才算。」 這三塊門牌是：三鶯部落九十九號、恆春郡海角七號、寶島一村九十九號。 【2009-04-07/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 裂變與重生】 我是台灣人 【本報記者林琮盛】 百萬台商西進大陸，尋求商機，也有大批台商之子隨著父母移居對岸。當眾多台商之子跟著對岸孩子一樣繫紅領巾上學、學寫簡體字、上政治思想課，心中可有矛盾？ 本報民調顯示，在大陸經商或長期工作者，希望子女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華人的比率，較在台灣工作者略多七個百分點。 「我是台灣人啊，這有什麼好問的？」今年十五歲，在廣東中山市雙語學校念了八年、粵語跟廣東人一樣溜的台商之子小甫，理所當然地說。 偏著頭思索後，小甫緩緩地說：「我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啦，但我還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許多台商家長對讓孩子就讀大陸本地學校，十分憂慮，除了當地競爭壓力太大之外，也擔心兩岸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可能會「模糊孩子的自我認同」。 一名台商說，光想著孩子打上紅領巾上學，就讓他聯想到「紅衛兵」三個字，也擔心孩子不會寫繁體字，以後回到台灣銜接不上。 也有台商孩子在當地中學表現優異，獲老師推薦可加入「共青團」，嚇得母親婉拒：「可不可以把機會讓別人？我們不太方便。」 大部分台商子女高度認同台灣社會的進步、文明，若在兩岸競爭的場合，台商之子的「敵我」意識更明顯。「去年奧運棒球賽，中華隊敗給中國隊的那一刻，我差點拿遙控器砸電視。」小甫依然憤憤然。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基金會執行長聶良知說，當中國運動員與外國對決，或當中國完成驚世之舉，如去年的神舟七號升空，「我們會有一種與有榮焉之感」。 娶了陸籍配偶的東莞台商李文誠說，他每年都會帶兩名孩子回台灣，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根。「我們身在海外，對台灣認同更強烈。」聶良知說。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耿曙表示，因社群效應，台商凝聚力強，即便是陸籍配偶，也是被融入台商社群中，而非「反融入」，這也是台商之子仍高度認同台灣的因素。 他也強調，認同絕非「排他性」，成長於大陸的台商之子有可能因長期人際、生活經驗，培養出多元認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009-04-07/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 裂變與重生】 本報民調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報導】 族群通婚往往被視為族群融合的最終階段，本報民意調查發現，若同時考慮父代及子代經驗，台灣每三個家庭就有一個是跨族群的婚姻組合。 因通婚而帶來的族群相互瞭解或包容，都是省籍隔閡消退的推手。本報調查發現，從父代的通婚情形來看，每一百位受訪者，約十四人成長於跨族群通婚家庭。其中，「外省爸、閩南媽」的配對模式超過一半，比「閩南—客家」通婚者多了一倍。 至於已婚的受訪者，跨族群通婚率提高為二成三，即平均每四人有一人和配偶不同省籍。 由調查可知，子代跨族群通婚情形不僅比父代明顯提升，組成上也打破了「父外省、母閩南」的刻板模式，「閩南—客家」或「閩南—外省」通婚數量變得相當接近，讓跨族群通婚內涵變得更為異質，各樣族群的「混搭家庭」都有可能。 在國族認同方面，調查發現，六成九受訪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比十二年前上升廿六個百分點，創本報歷年調查新高，顯示「本土化」認同已是大多民眾的共識。 調查顯示，近十二年來，外省及客家族群的國族認同改變最為關鍵。本報民國八十六年調查，當時不論是外省或是客家族群，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較高。其中，五成六外省族群自認是中國人，兩成二是台灣人，百分之七感覺兩者都是；三成七客家族群自認是中國人，三成一是台灣人，一成五感覺兩者都是。 本次調查，外省族群的國族認同已大逆轉，四成五自認是台灣人，比例倍增，兩成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認同比例降至兩成四；客家族群自認台灣人的比例也高達六成七。 但外省族群認同「中國人」並不代表認同大陸，調查顯示，不論是外省、閩南或是客家籍受訪者，看法相當一致，約七成皆認同外省族群為台灣人，僅一成左右感覺外省族群是大陸人。 這次調查於三月十日至十二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一千四百一十七位成年人，另五百六十四人拒訪；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二點六個百分點以內。調查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09-04-07/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 裂變與重生】 眷村文化 記錄大變遷的時代 【本報記者李志德、梁玉芳】 六十年前的國軍大撤退，台灣島上多了六十萬跨海而來外省兵，還有十五萬名隨之來台的眷屬。在一座座的軍營外，搭起了一個個安頓軍民家小的聚落，大家稱它們「眷村」。 原以為「隨時要反攻大陸了」而成立的臨時眷村，卻佇立許久，成了近代台灣重要的歷史地景。八百多座眷村，收攏了遠離家鄉的「阿山仔（外省人）」。圍起眷村的竹籬笆之內，是整個「丟掉的中國」的縮影，南腔北調，相濡以沬；在竹籬笆之外，卻是另一個台灣。 時光流轉，淘盡眷村。眷村一個個拆了，特有的歷史印記也要隨之消失。搶救消失的眷村，正以各種形式努力著。 「這麼貼著人、貼著地的眷舍，再過兩個月就要被拆除，每天結結實實生活在一起的鄰居們都要搬到集合型大樓去了，生活環境改善了，生活的味道卻不對了。」 這是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謝小韞的一篇舊作「那天我在眷村過夜」，描述最後一次與童年場景的纏綿。近年眷村改建推動得如火如荼，但也同時湮沒了竹籬笆的記憶。謝小韞說，眷村反映了大變遷的時代，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除了房屋的形式外，小至大江南北各地的飲食；大到社會語言學，「外省文化」都有吃重角色。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曾經分析，台灣社會稱他人的父母「某爸爸」、「某媽媽」的說法，就是外省人遷台後，原有宗族體系斷裂，必須和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住在一個聚落時，自然發展出的新稱謂。 「保存外省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歷史空間留下來。」謝小韞說，桃園縣運用「指定歷史建物」的法定權力，保存了「馬祖新村」和「憲光二村」，而後者，後來成了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的場景。 投入眷村保存運動的中央大學副教授李廣均估計，八百多座眷村，現存一百多座，其餘都在「眷村改建條例」、都市更新計畫下消失了。 謝小韞說，第一波眷村文學，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距今已廿年；這正好是大舉拆除眷村時期。挖土機所到之處，歷史場景成為廢墟。 若說指定歷史建物，是為保存眷村硬體；那「光陰的故事」和剛結束演出的舞台劇「寶島一村」，重現了眷村曾有的生活況味。 但批評者認為，眷村具現戰後政治、族群衝突和荒謬經驗，通俗創作卻刻意略去沉重反省，像是外省掛的「大愛劇場」。 但是，嫻熟於媒體的創作老手讓眷村文化走出博物館，在不曾見過眷村的年輕一代眼前再現，已有意義。也有人開起眷村懷舊餐廳，演眷村、談眷村、吃眷村，儼然成為現下的文化時尚。 李廣均說，眷村文化成為跨族群、跨世代接受的懷舊商品，是時機成熟了，「如果是十年前，本土化呼聲正高的時候，推出眷村劇碼，那就太不政治正確了」；經過這些年「愛台灣」的反省，社會能懂得「存在過的，都是台灣的一部分，不論是農村或眷村」，更何況，「眷村不等於外省人的故事」。 或許，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三月底的發言正可代表：「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這也該是大部分沒住過眷村，卻為眷村文化深深著迷者的共同心聲吧。 【2009-04-07/聯合報/A3版/1949一甲子 裂變與重生】 台北街道 中國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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