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民貴君輕說

      西周行禮治，宗法制度與封建制度結合，即以嫡長子繼承之周天子為天下永遠之大宗，以各國諸侯為小宗；以嫡長子繼承之諸侯為其諸侯國之大宗，卿大夫為小宗；進而，又以嫡長子繼承之卿大夫為其氏族之大宗．．依此建立一個百世不遷之大宗與五世親絕之小宗，禮法非常嚴明，諸侯非天子之宗親即功臣之後，各守封疆，悍衛天子。到了平王東遷以後的春秋，天子失去了他的實權，成了虛位天子，禮崩樂壞，祀與戎不再是天子專屬的權力，諸侯除了相爭外，還對天子奪權，而有所謂五霸。霸主以「周室卿士」之姿，入主周室，把持朝政；不過霸主都仍有分寸，知道義務所在，以「尊王、攘夷」及「存亡國、繼絕世」為原則。到了戰國，國際間，戰爭規模擴大，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就各諸侯國國內而言，君權膨脹，上下交征利，民眾生活困苦。這是孟子提出「民貴君輕說」的時代背景。

孟子並未反對以往天子受命於天的說法，但他把天意落實於民意，他引用《尚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說法來解釋「天意表現在民意、民意等同天意」的道理。天意邈邈、無從得知，既然天意會在民意中展現，那體察民意自可得知天意，因此天子施政自應以民意為依歸，而天子得位終究是得自於民意之付託，即孟子所謂「得自丘民為天子」，這也正是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