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歐陽脩（伐樹記）目的是在詮釋《莊子･山木》第二十的義理。
《莊子･山木》第二十以「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及「雁以不材死（即材者存）」說明「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重要性，並進一步以「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的道理，引出「乘道德而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之法則。莊子要講的其實是在：有時候無用要死，有時候有用反而不得好死，因此我們要隨時保持彈性，可以有用，也可以無用，有用可活時我們就有用，無用可活時我們就無用；但，這麼一來，我們就會很累，隨時要視狀況而變，即隨時要保持可對應於環境變化的高度彈性，要能做到這點，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切乘自然之理而為，不捨本逐末，由物的本性去掌控物，而不被物表面的用途所炫惑，反而被物所拘絆；這樣自然就能乘勢而為，不致有差錯了。
這論理，後段雖抽象而難解，卻屬形而上的層次，沒有邏輯推理上的問題，但前段則在推理上有些令人疑惑的地方，那就是：
1. 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2. 雁以不材死
兩者一個是木、一個是雁，既非同類，如何相比？難道木不材便能終其天年嗎？不！莊子的意思並不是這樣，歐陽修有鑑於《莊子･山木》第二十中之「木」為「山中之木」，因此便舉了兩個「園中之木」來代替「雁」，因「園中之木」也是「木」，屬同類，因此可以比較，而且「山中」與「園中」正好形成其如何「處之」的不同，故歐陽修於比較後可謂「視其『處』之而已」；進而，兩個「園中之木」其中一個是樗，一個是杏。
前者之樗根壯、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使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使新植者不得暢以茂，且其材拳曲臃腫，疏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雖同於《莊子･山木》第二十中之「木」般之不材，卻以不材死，不得終其天年；目的是在告訴我們，「木」未必以不材即能終其天年。
後者之杏則體堅、美澤可用，卻不伐，足見「木」亦未必以材死、不能終其天年。
那麼木如何能終其天年呢？是必須對人沒有壞處嗎？
不！仍以杏為例，杏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致其下之地不得蔬，亦有同於樗之弊，足見其理由並不單單在對人有沒有壞處這麼簡單的理由上。杏能不被伐，理由是在：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即，有更大於以其下地得蔬之利益。
在歐陽脩（伐樹記）中除了樗、杏外，還藉莊子之口提出了樗、櫟與桂、漆之別，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其實《莊子･山木》中只言及「山中之木」，並未言及樗、櫟與桂、漆之別。就此，歐陽修的目的仍是在以「木」比「木」，並綜論謂：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
此論，謝慧暹《文學與人生･文學與處世･伐樹記》註解謂：人的幸與不幸，並不取決於自身的條件，端看他對這個社會有沒有貢獻而定。
這個註釋頗有問題，因為：
第一點、原文是謂「凡物幸之與不幸」，不是「凡人幸之與不幸」。
第二點、謝慧暹博士似乎將「材與不材」解釋為自身的條件，將「處之」解
　釋為對社會的貢獻。但原文也罷、《莊子･山木》第二十也罷目的都不是在
　談對社會的貢獻，對社會有無貢獻就是原文中所言及的「材與不材」，無
　論是「材與不材」或「有無貢獻」都是由人的成見決定，這兩種說法是一
　而二、二而一的；而且依原文所述，「木」無論是「材與不材」或「有無
　貢獻」都可能被伐的；歐陽修要談的是「處之」，物之幸與不幸決定在如
　何「處之」，因此「處之」不能解釋為對社會的貢獻。
第三點、原文是謂「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任何事物皆不免於有其
　負面因素，但只要正面因素多於負面因素就有存活的機會，像例中之杏木
　一樣。
第四點、原文在「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之前還謂「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意思雖是說莊子擅於以無用之身處無用之處，但實際
　用意除了是要為下一句「無用」之負面因素作引言外，也說明了歐陽脩本
　人對《莊子･山木》第二十的理解，認為問題在「處」不在「無用」；在這
　段論述中特別強調「處」，但由此處之「處」字完全看不到「對社會的貢
　獻」的意思。
由上觀之，「處之」應解釋為「如何對應於環境變化而彈性調適」，因歐陽脩（伐樹記）根本上就是模擬《莊子･山木》第二十而成文的，歐陽脩只是補註了《莊子･山木》第二十前段之命題而已，由原文觀之並無駁斥《莊子･山木》第二十之意。至於《莊子･山木》第二十後段之論述，則不但極為形而上，也極難執行，有關於此歐陽脩則以「處之」一詞詮釋，意思是說：有時候無用要死，有時候有用反而不得好死，因此我們要隨時保持彈性，可以有用，也可以無用，有用可活時我們就有用，無用可活時我們就無用；但，事情需考慮的因素很多，如果要時時考慮、樣樣考慮，每次、每樣都要在極有用和極無用間澈底擺盪，那我們不但會很累，事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只要抓住一個原則，那便是永遠讓利於存活的因素高於不利於存活的因素即可，其實這就是《莊子･山木》第二十中之「道德」，也正是自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