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場上應謹言慎行，尤其不能功高震主」這是所有華人世界的警世名言，也是許多過來人的無奈，甚至是心中的痛，也就是「話本身是不合理，卻是實務上的至理名言」。「不合理」是因為，話中的意思不僅是要你「不爭功諉過」，還要你「不要隨便出頭，出頭的釘子總是要挨槌子的！」真悲哀啊！華人世界就是這樣「出頭的釘子總是要挨槌子」，結果弄得「沒人敢強出頭」，於是「該做的事沒人做」、「勉強找個人做，也往往不是最適當的人」，於是公家事沒有一件做得好，大家得過且過，所謂「潔身自好、好官我自為、閒民我自當、天下於我何有哉！」，國家就這樣放著爛下去。
對這個問題，孔子雖也要我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語出《論語．述而》），但這兒他主張的是一時的、不要直接衝撞權威或困難，弄得頭破血流，原則仍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語出《論語．泰伯》），「舍之則藏」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一部份，要我們暫時沉澱一下，充完電，重新再來，絕對不要氣餒，終究要「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同《論語．泰伯》），無論舍時或用時都要積極以待，重點在仁、在公；這是我最贊同的。相對的，老莊主張的是自然、無待、自由，重點是在「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語出《莊子･養生主》），是自私的，一切為自己謀；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正言若反」的語法，目的是在以「退一步海潤天空」的態度來補救「用之」時可能失之的「得意、過激」，及「舍之」時可能失之的「沮喪、挫折」。不但是「用之則行」的註釋，也是「舍之則藏」時的處世心法；因為人總有人性，「用之」難免得意、過激，「舍之」則不免沮喪、挫折。
有關於此，楊修和范蠡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錯，楊修正是反面教材，吾人可以「不知分寸拿捏」來為其下註腳；范蠡正是正面教材，吾人可以「知所進退」來加以評價。但不只如此而已，我們還可以看到，無論楊修也罷，范蠡也罷，他們都是以卓絕的聰明、才藝奉公，而不是以「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為念，而退隱不出「潔身自好、好官我自為、閒民我自當、天下於我何有哉！」的那種人，光這一點就為我所肯定。尤其是范蠡，他是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出，有勇、有謀、有志、有節、有所擔當，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三年後歸國，並與文種擬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固然後來他是主動「舍職」 ，不過卻是在國事已定並預見句踐不能共享復國成就而終有「舍之」（甚至「殺之」）之可能下才「舍職」而去者，並不是一個在國難當頭時退而坐看國家爛下去的人；就這一點務請戯論者千萬不要以誤解後之老莊思想來曲解范蠡的作為。這點由范蠡後來的作為亦可為明證。范蠡「舍職」後，在齊國海邊結廬而居，與子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並經商，沒幾年便積累了數千萬家產，然而他卻以此家產仗義疏財，施善鄉梓；由此可見，范蠡是一個「仁以為己任」而且還是一個「公天下」的真儒者，他的作為完全符於孔子之儒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本旨。而他的賢明能幹終於還是被齊王所發現和賞識，而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相國，為政三年，他還是警覺於「久受尊名，恐非吉兆」而再次急流勇退，歸還相印，散盡家財，遷徙至陶（今山東定陶西北），操計然之術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成為中國商道之鼻祖。
即，范蠡雖與孔子幾乎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卻是孔子之儒最好的典範之一。孔子從不反對功名利祿，在台北孔廟「萬仞宮牆」的北面有一幅壁飾，是一頭扭頭向後上方望著日輪而腳下踩著葫蘆、印章、書冊和如意的麒麟，葫蘆、印章、書冊和如意代表「出仕為官」和「功名利祿」，麒麟代表「仁」，日輪代表「天道」，人可以追求「功名利祿」，但要在「仁」的規範下為之，而「仁」則又以「天道」為準，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范蠡一身之所為可謂近仁矣！
至於楊修，他固然不免死於曹操之手，是「不知分寸拿捏」的代表，也確實常被引為反面教材，不過筆者認為，楊修只是沒有拿捏好分寸而已，絕不能以之為「人應潔身自好、好官我自為、閒民我自當、天下於我何有哉！」的借鏡。仔細檢視楊修一生之作為其實並無大過，他只是遭逢到中國人自古固有的難題「出頭的釘子總是要挨槌子」而已，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退縮、不敢出頭，他以四世太尉的家世、超人一等的俊才，擔任丞相曹操的主簿，負責內外之事，才華連曹操亦自嘆不如。他的死表面上是「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實際上是曹操忌材；為了保護他心中的未來明主曹植，楊修才會為曹植考前猜題、漏泄言教，為了辦好差事，楊修才會去揣摩上意，迎合曹操、交關諸侯，問題是他遇見的是曹操，曹操並不喜歡貼心的人，貼心就會看透他的私心，對一個野心勃勃如曹操般的人怎麼會喜歡被人看透私心呢？在曹操，這種人是可怕的，那一天恐怕會被他咬一口，更何況曹操還要為他的後嗣清除路障，那能讓這種人留下、成為後患；因為這個原因而被曹操幹掉的人不只楊修而已，例如孔融就是另外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其實要不是曹操兵敗赤壁，曹丕善後有度，使曹操改變了以曹植為繼承者的觀念，否則曹操亦可能除掉曹丕，因為曹丕的先見之明使他心生恐懼 ；只是沒有如期拿下東吳，天下一統之日尚遙遙無期，亂世仍要曹丕才行，而且要代漢而有天下，也需要像曹丕這種冷酷無情的人。試以楊修設身處地，以一個漢臣而不得不身居曹營的才俊，在亂世中想要為國家百姓盡點力，他能有多少迴旋的空間？難啊！因為「在職場上應謹言慎行，尤其不能功高震主」就不做事、不說話嗎？他錯的只是沒能拿捏好分寸而已，而這個分寸的拿捏卻是那麼地不容易，尤其是對楊修這種有才分的人來說，也尤其是面對曹操，及面對曹植的突然失勢。
我們不應因范蠡一路成功、楊修不免一死，而獨尊范蠡、輕視楊修，他倆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在此我們只能試著從他們兩人的案例中去體會，在職場上當我們面對公事與同事時是不是有一個關鍵因素會成為勝敗的轉折點，為什麼范蠡總能贏得尊重卻又早一步避開危難？筆者並不同意為了怕失敗而不做事，甚至乾脆退隱、避開世事，像《莊子》的原始措詞般。說楊修直，他又比孔融隱，因為孔融總是逞口舌之快，楊修則多伺機而動；說楊修隱，他又才氣逼人令曹操不安，老是猜中曹操心思，先曹操一步而動作；或者他能「直」些，不要總是和曹操打啞謎，一切開誠佈公，以具體的方案當面和曹操討論，形式上取得曹操的認同、再執行，事情也許會有轉折，像范蠡一樣；在職場上別想壓過主管，要撐著主管上進，至於退隱，那是急流到頂以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