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讀過一些社會學先驅學者韋伯的著作，曾經對「理性」這個概念很感覺興趣。只是久久也難有任何突破性的想法，也就放下了相關的思考。最近倒是又有些可能有新意的想法，於是不揣淺陋，在此提出，願和大家共同討論。

我的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是：理性的本質之一，在於「超越」。

人有情緒、有欲望、有利益，也生活在各種社會關係之中。我們是父母、子女、朋友、學生、老師、部屬、長官；我們屬於家庭、宗族、地域、民族、國家，也可能屬於某個政治陣營。

這些都構成真實的「我」。

但是，如果一個人完全不能超越這些東西，他還能不能真正理性地認識世界？

這使我重新想到「工具理性」。

一、不是把別人當成工具，而是把自己鍛鍊成工具

可能是在批判理論學派的影響下（或許較適合的說法是：法蘭克福學派），「工具理性」通常不是一個具有正面意味的詞。

人們很容易想到：為了達成目的而計算最有效的手段，甚至把別人也當成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

而我想使用的「工具理性」一詞，卻有一點不同。

不是把別人變成工具，而主要是把自己鍛鍊成一個能夠有效認識世界、處理問題的工具。

科學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好的科學家必須訓練自己暫時放下好惡，不讓師門、人情與權威決定答案；他必須承認自己的假說可能錯誤，服從證據與研究方法，甚至主動尋找可能推翻自己假說的證據。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自然的我」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認知工具。

我喜歡某個答案，所以希望它是真的；我尊敬某位老師，所以不願意懷疑他的理論；我直覺認為某個結論有利於我的國家，所以我傾向相信它；某個事實可能傷害我的民族自尊，所以我本能地排斥它。

這些都是非常自然的人性。

可是，自然的我，不等於理性的我。

理性的形成，恰恰要求我們有能力在某些時刻與「自然的自己」拉開距離。

因此，我想給這裡所說的「工具理性」一個比較特殊的定義：

工具理性，是個體暫時超越自身的情緒、身份、關係與既有立場，使自己成為認識事實、解決問題的可靠工具之能力。

這和韋伯通常所說的工具理性並不完全相同。我只是暫時借用這個詞，強調「使自己成為工具」這層意思。

二、人首先是社會網絡中的人

從社會學來看，人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傳統社會尤其如此。

一個人首先是某人的父親、兒子、兄弟，是某個宗族的成員，是某人的學生、部屬、朋友、同鄉。人的權利、義務乃至對事情的判斷，都可能受到這些關係影響。

社會學者費孝通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結構。我認為其中有一個很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當人被深深嵌入關係網絡之後，他還有多少能力把自己暫時從網絡中抽離？

面對一件事情，我們原來應該問：這件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哪一種處理方式最合理？但是，進入關係網絡以後，問題很容易變成：他是誰？他跟我是什麼關係？他是不是自己人？老師怎麼說？長官怎麼想？這樣做會不會得罪人？

於是，「事情本身」逐漸退到後面，「關係」走到了前面。

這正是我所說的工具理性開始受到限制的地方。

三、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突破：讓「事情」從「關係」中獨立出來

現代社會的形成，當然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但是我認為其中有一個極其重要、卻容易被忽略的轉變：人開始學習把「事情」與「關係」分開。

法官面對自己的親友，不能因為是親友就改變法律判斷。公務員面對長官的私人要求，理論上不能因此改變行政程序。醫師不能因為討厭病人，就改變醫療判斷。科學家不能因為某個結論符合眼前國家利益，就宣布它是真理。

這些制度背後，其實存在同一個文明原則：暫時忘記「我是誰、他是誰」，先問「這件事情本身是什麼」。

這就是從特殊主義走向普遍主義的一個重要過程。

而我所說的工具理性，正是完成這個轉換所需要的心理能力。

四、中國傳統社會的問題，可能不是不聰明，而是太難「抽身」

這也使我重新思考中國近代以來的一些問題。我並不認為中國人缺乏聰明才智。事實可能恰恰相反。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對人情世故的細膩觀察，也有高度發達的策略思維。中國人很會觀察局勢、權衡利害、調整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如果把「工具理性」單純理解為計算達成目的的有效手段，那麼說中國人缺乏工具理性，恐怕並不準確。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我們是否缺乏另一種理性——暫時擺脫關係網絡、身份認同和既有權威，直接面對問題本身的能力？

說得更尖銳些，人可能必須放下或抑制某些「自我」，才可能真正直接面對問題本身。因為人的自我相當程度就是從那些社會關係所構成。

這些也許才是關鍵的問題所在。

一個非常會處理「人」的人，不一定非常會處理「事」。所以，我們偶爾會聽到一陣諷刺語言：他很會做人，卻不會做事。「做人」與「做事」變成是幾乎互斥的兩件事。

人甚至可能因為太會處理人際關係，反而沒有辦法單純處理事情。

當一個社會把大量心力用於揣摩上意、維護關係、區分親疏、辨識陣營、避免得罪權威時，個人的認知能力其實也被大量消耗了。

他不是不聰明，而是聰明被使用在維護網絡、關係，而不是突破網絡。

五、晚清中國的困境也可以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

清末中國的落後當然不能歸因於某一單項文化因素。國家制度、軍事組織、財政能力、工業基礎、教育體制以及國際環境，都非常重要。

但是，在這些因素背後，也許還可以追問一個更深的問題：為什麼面對如此巨大的外部衝擊，一個文明卻仍然如此難以重新組織自己？

問題並不只是沒有輪船、槍炮，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別人能夠持續製造更好的輪船、槍炮？

再往下追問，就會碰到科學、教育、大學、企業、法律、財政、官僚制度，以及整個社會如何組織知識與人才的問題。

如果只想購買西方的「器物」，卻不願意重新檢討產生這些器物的制度與思維方式，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矛盾：想要別人的成果，卻不願意接受產生那些成果所需要的自我改造。

這也許正是「中體西用」困境的一個面向。

真正困難的現代化，從來不只是引進工具，而是把自己改造成能夠不斷創造新工具的人與社會。

六、工具理性是一個必要階段，但不是終點

因此，我願意給「工具理性」比較正面的評價。

人首先需要學會抽身。

從情緒中抽身，從人情中抽身，從身份中抽身，從權威中抽身，甚至從自己最珍惜的信念中暫時抽身。

這不是要求人沒有感情、不要家庭、不要朋友、不要民族認同。恰恰相反。

真正的超越，不是消滅這些關係，而是不讓這些關係完全支配自己的認知。

我可以愛自己的國家，同時承認自己的國家做錯事情。我可以尊敬老師，同時指出老師的理論可能錯誤。我可以愛自己的孩子，同時承認自己的孩子應該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我可以具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同時仍然願意認真閱讀反對者的證據。

這些都是「自我超越」。

所以工具理性也許不是理性的最高形式，卻可能是走向更高理性的一個必要階段。

七、真正需要突破的，也許是「自我設限」

如此看來，中國社會需要反省的，可能不只是某些具體的傳統思想，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問題：我們是否太容易把自己鎖在既有的社會網絡之中？

家族告訴我我是誰，國家告訴我我是誰，民族告訴我應該怎麼想，老師告訴我什麼是真理，長官告訴我什麼可以說，朋友告訴我站在哪一邊。

久而久之，這些外在網絡也可能內化成自我限制。

最可怕的束縛，未必是有人禁止我思考，而是我已經不知道自己還可以換一種方式思考。人們會認為自己本來就是如此思考的，也應該是如此思考的。如此思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未意識到，如此思考，其實主要是特定社會網絡身份的結果。

因此，理性的第一步也許不是知道更多，而是取得一點距離。離自己的情緒遠一點；離自己的身份遠一點；離自己的群體遠一點；甚至離自己遠一點。不是為了否定自己，而是為了更清楚地看見自己。不是把別人變成工具，而是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更好的認知工具。

而當一個人終於能夠如此看待自己時，他所獲得的，也許已經不只是「工具理性」。

那是一種更根本的能力：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