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著拿摩西故事與兩蔣在台灣的發展歷史進行類比，隨即就有人斥此舉為不倫不類的比喻。其實，這樣的指責，我完全可以預期。比較可惜的是，這種指責常太簡略，缺乏具體內容，比較難做具體針對性的回應。（也有人以方法論問題為主提出質疑，我已經另文回應）

我會做這樣的類比，除了我由衷覺得兩個故事有耐人尋味的類似寓意之外，也希望藉此有利於調和台灣社會內部現在的認同分裂、價值取向分裂的問題。當然，這種論述的提出，只能是觸及調和努力的一種切入點，後續還有許多需要摸索、實踐的工作。

當我們從歷史與心理學的角度重新審視摩西與兩蔣（蔣中正、蔣經國）時，如果採取佛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的思路，會發現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許多耐人尋味的相似處。這些相似之處，並不僅僅在於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國家領導者，而更在於他們在「失敗與再出發」、「強勢意志與群體張力」、「復國夢想與現實落差」之間，展現出驚人的結構平行。

另外，如果容許我再做大膽推論，「摩西」也可能並不是單一人物，而是幾代領袖被後世壓縮為一人。若如此，摩西與兩蔣的對照或許會更顯深刻。

以下試著闡述我以為的摩西故事與兩蔣故事的可能類似之處。

一、領導地位與歷史使命

摩西是猶太民族走出埃及、走向「應許之地」的領袖；兩蔣則是近代中國大分裂背景下，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最高領導人。二者都不是單純的「行政管理者」，而是國家格局的開創者。摩西透過律法，建立了猶太民族的宗教與集體身份；兩蔣則透過國家機器，奠定了台灣現代國家的基礎。

不同的是，摩西帶有強烈宗教色彩，被視為先知與立法者；兩蔣則是世俗政治人物，其權威來自軍事、政黨與國家安全的建構。

二、失敗、失權與退卻

依佛洛伊德的推測，摩西原本是埃及王室的一員（而非被王室領養的異族人），很可能曾經掌握埃及大權，但最終可能因為宗教改革運動失敗而被迫離開埃及，失去在埃及統治體制中的權位，轉而成為出埃及群體的領袖。這個群體很可能因故是以猶太人群體為主（譬如猶太人群體本來就站在埃及「獨一神教」派的一方；可能與阿肯納頓法老有關。阿肯納頓法老被認為是埃及獨一神教派的創始者；但是，實際故事可能遠為複雜。猶太人群體是否本來就在埃及獨一神教派的崛起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值得再探索）。

兩蔣則在大陸戰場失敗，被迫撤退來台。與摩西故事的共同點在於：在原本的舞台上失利，但隨後在「邊陲」開創了新的歷史格局。

摩西帶領跟隨部眾進入曠野，蔣家政權則在台灣重整根基。失敗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再出發」。

三、族群認同與群體張力

摩西與跟隨部眾之間，可能有著出身與背景的差距；兩蔣則作為外省、領導大政府的領袖，與台灣本地社群有認同隔閡。故二者都必須透過「新的敘事」來整合群體：摩西以律法與一神信仰統合部眾；另外，或許他還需要有宣稱自己也是猶太人的一些敘事。兩蔣則以「反共」、「中華民國正統」、「復興中華民族」、「我也是台灣人」等敘事來凝聚台灣社會。

然而，這種整合並非全然順利。摩西率領的部眾中曾多次有人抱怨、背叛摩西，甚至想要回埃及；台灣社會也對兩蔣的威權統治爆發不滿。這些張力凸顯領袖與群體之間的距離，乃至隔閡。

四、復國夢想與現實落差

摩西可能有強烈的「復國意向」——未必是要將猶太人帶回應許之地，建立屬於自己的民族共同體，而可能是要回到埃及，並且再續前期的志業。這與回到迦南地的目標不同，但後者也可能是摩西對跟隨部眾的應許。過程中或有轉折與掙扎。但是，在後世的記錄中，事情很可能被單純化、單向化敘述。蔣中正則懷抱「反攻大陸」的夢想，蔣經國雖然務實轉向，但仍以「中華民國」框架守土。

關鍵在於，領袖的目標與群體的需求往往不一致。部眾可能更想要的是安定、充裕，卻被迫曠野漂泊；台灣人民多數也只想安定繁榮，而不在乎「反攻」（近期則可能有些人是不在乎被統一）。然而，正是這種落差，形成對領袖的爭議評價。

五、強勢意志與暴力面向

摩西曾在金牛犢事件中，以血腥手段懲戒偶像崇拜者；兩蔣則透過戒嚴與白色恐怖維繫政權。二者都展現出強烈的意志，並且相信「嚴厲」是實現意志、維持整合所必須的。

不同之處在於，摩西的權威有神聖的宗教正當性；兩蔣則以「國家安全」、「反共」作為合法性來源。但在實際效果上，兩者都藉由強勢手段，讓群體維持在既定的軌道。而強勢手段既可能產生具體建樹，卻也都可能激起某種程度的民意反彈。

六、群體的反噬與領袖的孤獨

摩西面對部眾不斷的抱怨與叛逆，甚至幾次瀕臨群體崩潰。兩蔣則面臨台灣社會的抗爭與挑戰，從二二八到後來的黨外運動。領袖的強勢一方面維繫了集體，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深層的不滿。

因此，二者其實都處於一種孤獨境地：他們認為自己掌握大方向，但卻時常被群體的異議與反抗所困擾。

七、奠基新格局

儘管爭議不斷，摩西最終為猶太民族奠立了一神信仰與律法傳統。我猜想，猶太人群體或許原本就有一神信仰，但是信仰能夠被儀式化、制度化，卻需要進一步的條件。摩西的努力，很可能讓這些條件得到滿足。至於兩蔣，則在台灣建構了現代國家的基礎。這些基礎雖然帶有威權色彩，卻也堅持某種儀式性的民主化價值取向。這些為後世台灣的民主化與國家格局的開展提供了可能。

總之，摩西與兩蔣大體都可歸屬於「矛盾的奠基者」：既是壓制者，也是建構者；既被反抗，也被懷念。

八、「摩西未必只是一人」的推論

在這裡，可以引入一個很個人的大膽推測：摩西或許並非單一歷史人物，而是幾代領袖被壓縮合併為一人。我的理由如下。

時間跨度過長：摩西的生命故事橫跨超過一個世紀，難免讓人懷疑。

角色複合：他既是王室成員，又是先知、軍事領袖、立法者，這可能反映多位人物的合併。「摩西」一名會不會成為一種類似族長職稱的名詞？（按：「摩西」在埃及文中意思是「XX之子」，埃及十八王朝多位法老名字叫做「圖特摩西X世」）

敘事矛盾：既嚴厲又謙卑，性格多重，或許來自不同人物特質的融合。

這種「歷史壓縮」機制，在世界各文明中並不罕見。中國的大禹也可能是多代治水者的合併；希臘的荷馬可能是多位吟遊詩人的總稱。

一旦採納這個推論，摩西與兩蔣的比較會更耐人尋味：兩蔣本來就是父子接力的歷史事實，但在後世的記憶裡，卻往往被「壓縮」為一條統一的領袖意志。摩西故事如果是經過多代壓縮，正好與此形成平行。

九、歷史心理學的啟示

佛洛伊德指出，民族心理需要一個「父親形象」作為共同的依靠。即便摩西是多代合一，他仍被濃縮為「單一父親」；即便兩蔣分屬兩代，他們也一體地被許多人看作「中華民國的守護者」。

這意味著，歷史的「真實」常常並不等於心理的「真實」。民族或國家需要一個象徵性人物，來承載希望、恐懼與合法性。而摩西與兩蔣，都恰好承擔了這樣的象徵角色。

結語

摩西與兩蔣的相似處，不僅在於他們都是國家領袖，更在於他們所展現的歷史結構：失敗後的再出發、強勢意志下的群體整合、復國夢想與現實落差、以及矛盾中的格局奠定。若再接受摩西「可能是多代領袖合併」的推論，那麼兩蔣父子的歷史角色，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代對照。

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歷史人物往往並非單純的「一人一事」，而是集體心理與政治需要下的「壓縮」與「象徵」。理解這一點，或許能讓我們更清楚看見：國家如何透過一個領袖形象，塑造自己未來的道路。

再回到我為文的目的。我憂心台灣目前認同混亂、價值混亂（民主VS民族）的處境。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前景很可能帶來不利的影響。台灣亟需有新的論述能夠突破紛爭，帶領走出困境，並且找到一個明朗的共同努力方向。本文能不能對於相關論述的產生略盡綿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