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討論中國政治與中共政權時，經常會遇到一種現象：人們對中共一方面表現出語言上的理解甚至肯定，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深切的恐懼與不安。這種矛盾的心態，並非僅僅源於邏輯上的錯亂，而是深層心理結構──尤其是“恐懼”──在起作用。只是，恐懼並未被有意識地面對、解構，而是人被恐懼所左右。

恐懼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種人類情緒，影響人的行為至深，但卻也可能是人們並不太去深入討論的一種心理狀態。它的性質使人忌諱討論它、碰觸它。統治者倒是有可能想要利用恐懼情緒來控制人民；而統治者卻也絕不希望人民能夠突破恐懼情緒的攫奪而獲得更大的自主力量。

人們往往理所當然認為恐懼就是一種內在的狀態，當人們覺得恐懼的時候，只會認為是那使人恐懼的事物的可怕及自己的怯懦使然，而不太會想到社會文化結構可能在這裡起重大作用。我們不妨想像如下一些西方電影裡偶爾出現的場景：西方人帶著（非洲）土著探險，而在關鍵時刻，土著紛紛走避（因為恐懼）；獨留西方英雄強自鎮定，繼續前進。這真是因為土著們先天性格比較怯懦嗎？應該不是。他們是被灌輸了某種（文化）意識，讓他們預期會發生某些可怕的事情，所以害怕。

我們再想像一下。如果文化灌輸我們，周遭有許許多多危險、可怕的事物存在，我們會變得怎麼樣？是不是就會時時畏首畏尾？更甚者，這些可怕的事物又性質難明或變異無定（譬如“鬼”），是不是更叫人恐懼，讓人還沒有行動就已經沒了膽氣？

恐懼讓人失去自主行動力量，而變得願意順從權力。專制君主們大概樂見人民如此，甚至會去塑造這樣的人民性格。那麼，長期的專制體制會塑造出什麼樣的群體性格呢？

總之，恐懼心理雖然可能有先天的成分，其實更多是社會文化結構的產物，而不是完全自然形成的心理狀態。而恐懼心理也不是不可被克服的問題。恐懼心理有可能被“解構”，特別是通過意識化與解構社會文化結構，讓人恢復自主行動力量。以下我們不妨再對恐懼心理做些較細部的解析。

一、 恐懼的本質：原始而強大的心理機制

恐懼是一種原始的情緒反應，它幫助人類避開危險、提升生存機率。然而，在複雜的社會與政治情境中，恐懼往往不再與實際的生理威脅直接相關，而是轉化為對控制、懲罰、孤立、報復的想像。對一個極權政權而言，正是這種想像──甚至是潛在的自我審查與懼怕──構成了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之一。

中共對於異議的打壓、對新聞與言論的審查、對海外批評者的威脅，正是利用恐懼作為統治工具。這不單是威權制度的外在壓力，也在每個個體的心中留下痕跡，成為一種內化的宰制力量。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即使身處自由社會，依然不敢對中共公開批評，甚至轉而說出似是而非的話語──未必是因為他們真的相信中共，而是因為以為“順從可以換得安全”，而質疑可能帶來懲罰。

二、恐懼如何扭曲理性與價值判斷

恐懼心理很普遍，而且影響極為深遠。但是，人們可能不自覺地避開對恐懼的意識與面對；恐懼的影響也被忽視。從而，因恐懼而導出的行為的非理性成分也往往被無視。尤其是，非理性行為已經被制度化，那就更不容易進入反省的意識範疇。這種集體性的非理性也就更可能發展成複雜結構，並且被延續，而廣泛地影響集體生活。

分析人對恐懼心理的反應，也許大體可分成以下的三類型。當恐懼主導心理時，個體傾向以“迴避危險”而非“追求真理”作為行動準則。於是，我們常見到以下幾種非理性反應：

1. 合理化宰制：害怕報復，所以轉而說“其實他們也不容易”、“它維持了穩定”、“國家太大，不可能民主”。這種語言上的合理化，不是來自真誠的分析，而是對壓力的心理適應。

2. 情感切割：將“批評者”視為製造麻煩的人，反而敵視那些指出真相的聲音，因為這些聲音觸動了他們內心壓抑的恐懼。於是，批評者被貼上”激進”、”不理性”、”危害穩定”的標籤。

3. 否認與淡化：試圖說服自己”沒那麼糟”、”人總是這樣”，以此淡化現實的殘酷，避免直面體制的黑暗與自己可能的責任。

除了以上三種反應，其實也許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更深沉的恐懼反應。人們可能未意識到恐懼，只是循著恐懼所推擠的方向去行動。所以，它甚至無所謂合理化，而只是順服。

以上這些反應雖非出於惡意，卻在無形中強化了極權的合法性，讓壓迫更難被清楚地辨識與抵抗。

我不免懷疑，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專制體制，是不是讓中國人更深深內化了某些非理性的行為模式。集體生活也因此容易陷入困境，卻又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拒斥理性改革、仇視提倡理性改革的人。

中國幾千年的專制體制傳統，人民對政治權力養成了順服的習性。而順服背後，則是深沉的恐懼。由此，人民大眾的生命力、創造力，變得壓抑、消沉，整體文明進步也非常緩慢，尤其在人權意識方面為然。因為人權意識恰是統治權力最想要壓抑的環節。

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其實本來很強調要激發人權意識的（特別是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它得以吸引中國知識菁英也相當程度是因為這一點。但是，階級鬥爭的血腥、恐怖，卻又讓中國人下意識拒斥了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運動。

中國文化傳統的勢力並沒有推翻中共這個統治群體，但是卻讓中共政權徹底改變了某些性質，特別是階級鬥爭這一點。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對階級鬥爭並不習慣接受，所以特別是通過統治階層內部的力量（具體來說，主要也就是鄧小平的改革），取消了這種激進的、階級鬥爭的行動模式。於是，中國再度恢復了階級社會的性質，也壓抑了透過鬥爭促進階級流動的可能。但是，中國人並沒有把中共這個統治政權推翻，至少至今還沒有。這裡，很可能中國人對統治權力的恐懼、順服習性仍然在起強大作用。很多中國人也努力合理化看待中共的統治，或者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三、轉化恐懼：從潛意識到意識的跨越

真正理性的態度，不是壓抑或否認恐懼，而是承認它、理解它，再解構它。

心理學家榮格曾說，人不能改變自己所不覺察的東西。唯有將潛藏的恐懼帶入意識，才能開始鬆動它的控制。對於強大權力的恐懼，我們需要問自己：我真正害怕的是什麼？是被封鎖？被攻擊？失去關係？還是內心的不確定感？我的恐懼來自現實，還是被放大的想像？當我說出“我不反對XX，但……”時，我是在誠實地表達意見，還是希望藉此避開風險？

這些自我提問，不是為了道德審判，而是為了讓我們的言行更加自由、自主與清明。

四、從個人到集體：重建面對恐懼的文化

在華人文化中，“恐懼權力”是一種深植心靈的習慣。從“父權”到“君權”，從“順民”到“息事寧人”，我們太習慣順恐懼、服從宰制，甚至將此視為成熟與理性。但真正的理性，應該是即使恐懼也仍然做出清醒的選擇。

我們要學習的不只是“勇敢”，而是建立一種能共同承擔風險的公民文化──在其中，沒有人是孤單的個體，而是彼此守望的社群。唯有當人們知道“我不是唯一害怕的人”、“我不是唯一說出真相的人”，恐懼才會從壓迫的工具，轉化為行動的起點。

這樣的討論不僅針對個人，也希望回應社會中許多看似矛盾的語言與行為。面對中共的威脅，我們固然需要策略、智慧與彈性，但更需要認識自己內心的恐懼，讓它不再主導我們的選擇與價值。

台灣民眾在面對中共的統一壓力時，也不免會恐懼。恐懼心理顯然也影響到台灣民眾對待統獨或兩岸關係議題的態度。但是，中國人民需要超越恐懼心理以突破專制體制的宰制，台灣民眾其實有更大的機會能夠免於被中共這種專制體制政權宰制。但是，面對並解構內心的恐懼，仍然是追求主體性與自由的重要行動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