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人冏星人表示，台灣藍、綠、白三個主要陣營之所以對兩岸關係有幾乎迥然不同的立場，甚至因此互相敵對，一個關鍵差異在於對中國（中共？）的意圖有不同的預測。大體藍營偏向相信一國兩制可行，台灣可以在“和中”或是統一的基礎上維持高度自治，並且繼續發展。而綠營則認為中共不可能信守承諾，讓台灣維持高度自治，並且維持原有的發展勢頭。從而，藍營親中共，綠營則對中共有強烈疑慮，而欲追求獨立，並且對中共的文攻武嚇抱持強烈反感。

我一方面基本同意冏星人的這種分析，並想進一步指出中共話術操作背後的基本態度問題：缺少「誠信」。有人相信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譬如藍營；但是，也有人不相信，譬如綠營。會不相信就是因為認為中共缺少誠信。我也是那不相信裡的一員。我也認為中共缺少誠信。

當前兩岸關係日益緊張，中共對台政策逐步從「和統」轉向「逼統」，甚至持續以「不放棄武統」作為威懾手段。然而，在一切統戰話術與軍事恫嚇之中，一個至關重要但長期被忽略的問題，是中共政權的誠信問題。一個缺乏誠信的政權，其所謂的承諾與安排，究竟能有多少可信度？

近來一段中共宣傳影片主張「和平統一無望、武統代價太大，因此中共將採取『逼統』作為中間選項」，並回顧了當年所謂的「葉九條」與「一國兩制」方案，聲稱這是給予台灣極大優惠的誠意方案，卻遭台方拒絕。影片中更暗示，「逼統」是相對溫和、理性的方式，是在為台灣著想。然而，事實上，和統、逼統、武統不過是中共戰略上的三位一體，並非本質上不同的方案，而是階段性或情境性的手段轉換。一旦統一被視為「不可放棄的歷史使命」，那麼任何手段都可以被視為「必要之惡」。

問題是：這樣一個將政治目的凌駕一切的政權，是否值得信任？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從歷史與現實的多個事例來看，中共屢屢背棄承諾，信口開河，既不對內負責，也不對國際社會負責。

最明顯的例子是香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明文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而回歸不到二十年，中共便以人大釋法、選舉制度改革、國安法等手段徹底摧毀香港的政治自由與司法獨立。更離譜的是，當外界批評其違背國際條約時，中共竟宣稱《聯合聲明》已「完成歷史使命」，對毀約毫不掩飾，毫無歉意。

類似的毀諾還包括：1951年對西藏所做的「自治」承諾，在1959年徹底破產；《憲法》與《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對新疆等地民族自治的保證，如今也早已被集中營、再教育與高科技監控所取代；甚至連對本國農民的承諾都可隨意反覆——從「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農民的土地權益轉瞬即失。農民才剛剛欣喜獲得了自留地，不旋踵之間就又被收回國有。

（經濟學者許成鋼教授指出，中國大陸此刻的經濟通縮問題，根源於消費力不足。而消費不足源於廣大底層民眾貧窮。而後者的重要根源之一又是因為農民沒有自有土地，故難以充分發揮其能動性。）

除了對內毀諾，中共對外也毫不手軟。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武漢封城前的隱匿與壓制消息、吹哨人李文亮的被噤聲，都顯示出中共面對危機時第一反應是保權，而非誠實面對、迅速處理。即便後來中共試圖重新塑造形象，也無法掩蓋其早期的欺瞞行為所造成的全球災難性後果。

最近美國方面更直指中共武漢病毒實驗所就是病毒洩漏源頭。進行這種實驗的行動本身其實也是誠信問題的一環。這種課題的研究顯然違背一般研究倫理，而遵守研究倫理是研究活動的起始要求。能夠開始研究，意味著已經給出遵守研究倫理的承諾。儘管事後再來追究是否有遵守承諾，對解決疫情問題來說顯得太迂腐、無謂，但是作為誠信指標，這種討論仍然有重大意義。

我以為上述事例都並非偶發，而是中共體制性誠信缺失的結果。首先，中共是一個凌駕法律與制度的極權政黨，「黨的領導」至高無上，法律與契約只是工具，不具真正約束力。其次，其政治文化繼承了馬列主義鬥爭哲學與中國傳統集體主義結構，在這種文化中，「誠信」從來不是最高價值，「服從」、「穩定」與「目的正當性」才是評斷行動的標準。

更深層的問題是語言的扭曲。在中共語境中，語言並非行為的約定，而是政治工具。例如所謂「依法治國」，常常只是「以法為器」，法律的執行取決於政治正確與權力考量。這種語言與行動脫節的文化，使得「說的」與「做的」幾乎可以毫無關聯。

也因此，我們無法也不應輕信中共對台的任何承諾，無論是「不放棄武力」還是「高度自治」，都只是在特定時期的策略話語，目的只是削弱台灣內部意志與國際支持，為其統一大業鋪路。真正該警惕的是，當一個政權從未對歷史錯誤認真懺悔，從未在誠信上建立可預期制度，那麼所有的和平承諾、讓利方案，終究都只是煙霧彈。

台灣社會必須正視中共的誠信問題，不應被所謂「兩制優惠」、「和平讓利」所迷惑。真正的安全與自由，不建立在敵手的仁慈與善意上，而只能建立在對其本質的清醒認知與制度性的自我防衛中。

中共的誠信缺失，不僅攸關對台政策的可信度，也反映其統治邏輯與政治文化的深層問題。以下我將從具體事例與體制文化分析兩方面，整理出中共誠信問題的面貌：

一、中共缺乏誠信的具體事例

1. 「一國兩制」對香港的背棄

• 承諾內容：中英聯合聲明明確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 事實演變：

o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中央強硬否定真普選。

o 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北京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嚴重違背自治承諾。

o 港人立法會、媒體與公民社會空間幾乎被完全瓦解。

• 後果：中共明確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屬「歷史文件」、對中國「不再具有現實意義」，公然否認國際條約的效力。

2. 對台承諾的反覆與操作

• **葉九條（1983）、「江八點」（1995）、「胡六點」（2005）**等，都宣稱對台「高度自治」、「尊重生活方式」，但：

o 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破產，台灣民眾信任大減。

o 同時，解放軍繞台軍演、軍機擾台成常態，頻頻使用威嚇手段與統戰行為，和所謂「和平統一」明顯矛盾。

3. 中共對內政的誠信崩壞

• 大躍進與文革：

o 1958–1961年大躍進餓死超過3000萬人，從未真正追究責任。

o 文革十年內亂、百萬人死亡，也從未公開清算制度責任。

• 官媒宣傳與現實脫節：

o 虛報經濟數據、疫情資訊造假（如新冠肺炎初期隱匿疫情，打壓吹哨人李文亮），民眾信任度低落。

• 對農民與下層群體的政策承諾落空：

o 如三農政策、城鄉差距縮小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導致「上面喊破喉嚨，下面不動一根手指」。

4. 國際協議與承諾的違反

• 南海仲裁案（2016）：中共不承認國際常設仲裁法院裁決，堅持「九段線」。

• WTO 加入承諾：

o 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時承諾市場開放與國企改革，但實際上國企壟斷未有根本改變。

o 強制技術轉移、知識產權侵權問題持續至今。

我以為，中共的缺乏誠信相當程度是根源於中共體制與傳統文化中的誠信缺失。以下略作分析。

1. 黨國體制下的工具主義思維

• 在中共體制中，一切政治承諾都是工具性而非道德性的，手段服從於目標（如「統一」）。

• 「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體現的就是典型的功利主義政治文化。

• 與西方法治文明中的「契約精神」截然不同，中共的治理邏輯是「權力至上」、「權宜至上」。

2. 缺乏政治問責與制衡機制

• 中共是一黨專政體制，無選舉輪替、無新聞自由、無獨立司法，沒有真正的政治問責制度。

• 所以政策失誤不會有人承擔責任，只會製造新的敘事來掩蓋問題。

3. 黨文化中的「鬥爭哲學」

• 毛澤東時期即強調「敵我矛盾」、「階級鬥爭」，將政治鬥爭視為常態。

• 誠信在這種文化中是軟弱的表現，策略與欺騙才是「智慧」。

• 這也體現在外交上，如「統一戰線」政策中不斷變臉的策略（先誘後壓）。

4. 傳統文化因素的扭曲與利用

•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強調誠信（如「無信不立」、「不誠無物」、「君子一言」、「信為道本」），但中共並未延續這種傳統，反而利用儒家語言進行統治正當化。

• 同時吸納法家式的「權謀統治」邏輯，如韓非子式的「術」、「勢」與「法」，更助長了政治上的不誠信。

中共在「一國兩制」上的失信問題，其實只是更大誠信問題的冰山一角。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中共從來不是一個會受到誠信約束的政權。它的體制與文化邏輯，決定了它不會長期守信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民眾不可相信中共任何口頭承諾的理由，無論多麼「優惠」。

我看到台灣部分民眾對中共的親和、肯定，甚至崇拜態度，除了覺得不可思議，也覺得憂心。這不是課堂上的學術論戰，而是涉及廣大台灣人民福祉的抉擇考慮。我不明白為什麼中共有那麼明顯的缺乏誠信的記錄，而還有那麼多的人願意相信他們的美好說辭。我只能猜想，是不是人們有時候寧願被美麗言詞欺騙，接受欺騙，也就可以暫時免於憂慮，而感覺安全、幸福。也許有些台灣人已經憂慮太久了，於是拒絕再繼續憂慮，他們決定相信，相信眼前人家給的美好許諾是真，而我們只要接受、只要相信，就可以再無憂無愁。於是，有些人就決定相信了。但是，相信一個長期缺少誠信的政權，是不是在飲鴆止渴？這難道不需要再多考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