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國民政府依蔣方震方略抗擊日寇參加二戰

其實，意識形態之爭最好的方式是公開辯論，擺事實，講道理，現代人已具備堅實的理性，能夠識別香花和毒草，能夠甄別真與假，主義之爭大可不必動武。然而，納粹德國與前蘇聯不僅對外訴諸武力，而且對內實行最嚴格的書報檢查，不允許異見，不讓你開口講理，由宣傳部統一言論口徑，謊言惑眾，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集體意志。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重複一萬遍便是真理。蘇聯的宣傳則不至重複一萬遍，而是灌輸一輩子！「黨化教育」可以不顧事實，任意造謠，歪曲歷史，以維護黨的權威和意識形態壟斷地位為第一要義。抗戰歷史和二戰真相，因意識形態灌輸遭到蒙蔽，在我國就存在許多謬誤和盲區。

如抗戰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形象就遭到長年歪曲，甚至妖魔化！大陸億萬民眾只知錢學森，卻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蔣方震，及其《國防論》，更不知其提出的對日抗戰「拖」的戰略為國民政府採用。不知在蔣介石指揮下，中國軍民由東而西且戰且退，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決死抗戰。

長期以來的宣傳都說蔣介石「不抵抗」，「西安事變」共產黨「逼蔣抗日」，「平型關大捷」是抗戰第一次勝仗，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領導人民打游擊贏得八年抗戰。國民黨則潰逃躲入峨眉山，待共產黨消滅鬼子後，才出山來「摘桃子」。

文革八個「樣板戲」中《沙家浜》裡有一段沙老太太的唱詞：「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國土遭淪亡，屍骨成堆鮮血淌……新四軍共產黨來把敵抗，東進江南深入敵後，解放集鎮與村莊。紅旗舉處歌聲朗，百姓們才見天日光」。

我輩被愚弄，根本就不知道淞滬抗戰是國軍依照蔣方震方略主動出擊，蔣介石嫡系「德械師」全部上，雙方出動兵力近百萬，國軍面對組織訓練與裝備上佔有的絕對優勢的日軍，毫不畏懼，以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軍艦飛機大炮，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的迷夢，雖損失慘重退出上海，但在戰略上已是「先勝」，自後由東而西進行了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留在上海的「八百壯士」 在團長謝晉元指揮下，還一直堅守四行倉庫，表現了國軍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根本不是中共所誣逢敵即潰，一瀉千里。

後來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出現「江田島精神」一詞，其「小艦隊」即被稱為法西斯，甚至林彪一夥也被稱為法西斯分子。「四人幫」倒台，江青一夥，特別是上海陳阿大等亦被稱之為封建法西斯。後六四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蔡玲，又指控鎮壓學生的中共當局為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大家都成了法西斯，那反法西斯還有什麼意義呢？

法西斯不只是野蠻專制侵略的代名詞，千萬別忘了它是一種極端形式的特色社會主義。紀念抗日戰爭及二戰勝利七十週年，對於二十世紀嚴重禍害人類的日本軍國主義、義大利法西斯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應有深刻反思。對其極權專制、侵略性、欺騙性及其反人類的各自特點及共性，應加區分和分析，無須混淆概念，並將其用之於意識形態爭戰。

如普亭就將烏克蘭「顏色革命」稱之為法西斯。其實，現在的俄羅斯，與一戰後受挫的德國要復仇的情形十分相像。普亭想恢復蘇聯版圖，公開侵奪烏克蘭領土，把東歐視為俄「戰略空間」，與當年希特勒叫囂「生存空間」，唱的是同一調子；搞大型閱兵訴諸戰爭也與納粹德國同步，遭到世界人民的普遍譴責。

但想不到中國政府竟與普亭沉瀣一氣，要與普亭一起「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而實際上蘇俄在二戰中攝取中國利益最多，雅爾達協議不僅是日本之痛，更是中國之痛。

但蔣介石確實讚美並仿效過法西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初德義法西斯興起，迅速掃平國內動亂，轉弱為強，令人刮目相看。蔣曾派團前往德義考察，並請來德國軍事顧問團，說要用法西斯來推行三民主義；另有張君勱成立國家社會主義黨。

更狂熱追捧法西斯主義的是張學良，他說：「義大利與德國之復興，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地擁護領袖，使領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國途中的障礙」。張還拉攏德義反日，大力鼓吹領袖獨裁。像當年提「以俄為師」一樣，國民黨曾想師法德義來強國，德國也確實為國軍培訓了少許精銳的「德械師」。

蔣介石並派第二子蔣緯國去德國學裝甲戰術，就像派其長子蔣經國赴俄留學一樣，都是想向西方學習，以強我中華。中國一度與法西斯靠得很近，其目的竟是為抗日救亡，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就主張加入德義陣容以抗日，阻日與德意結盟。

而相反，當時日本有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天皇制神道軍國主義，用不著再引進什麼西方的主義，既不師俄，也不效德義，與法西斯主義反而沒有瓜葛。日本軍國主義的剖腹自殺、自殺式「神風突擊隊」、「一億玉碎」等，這是納粹德國也不為之。

日本天皇制與武士道也與法西斯沒有關係，其軍國主義傳統早在法西斯主義出現前，即已定型。日與德義結成軸心，是基於其侵略野心，不是因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

後德義侵略面目暴露，與日本結成軸心國，蔣介石即與之劃清界限，並堅決拒絕德國的調停拉攏，堅持持久抗日，張君勱也將國家社會黨改名為民主社會黨。蔣介石雖曾追捧法西斯，但最終沒有成就法西斯，反而成為反法西斯領袖；就像他早年以俄為師，而最終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卻成了反共幹將一樣。

歷史是複雜的，用「黨化史學」意識形態偏見解說二戰與抗日戰爭，不僅不得其要領，反而可能厚誣歷史。

當時在抗戰相持階段的西南大後方，還有一批游離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海歸洋博士，如林同濟、何永佶、陳銓、雷海宗、賀麟等，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寫政論評說時局。他們以「文化形態學」來解說中國歷史文化和當時世界大戰格局，驚呼「戰國時代的重演」，批評中國柔性文化傳統和國民劣根性，大力倡導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張恢復戰國時期文武俠義並重的文化，以適應激烈的民族競爭，並主張戰時政治應實行高度集權，人稱「戰國策派」。

「戰國策派」超越黨派偏見，不講意識形態，不講反法西斯主義，以客觀公正的立埸研究抗戰與二戰風雲，卻被中共黨人胡繩、章漢夫批為「法西斯主義的論客」 。連避難大西南的墨客也成了法西斯，中國的法西斯分子何其之多！共產黨可以信口雌黃，意識形態棍子可以顛倒黑白，黨同伐異，不革命即反革命，不從我即為敵，連自由知識分​​子也污名法西斯，顯得極為武斷惡劣。

曾是第二國際社會黨員的墨索里尼深受鼓舞，他當過兵，打仗受過傷，戰後失業到瑞士打工。他最崇拜列寧，二十年代初他發動失業退伍軍人為骨幹的義大利下層工人向羅馬進軍，發起聲勢浩大的法西斯主義群眾運動，奪得政權。

同時的德國則出現了納粹主義，形式與法西斯主義差不多。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一樣曾當兵、受過傷，戰後失業淪為流浪漢。他參加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善演說的如簧之舌而成為黨魁，要對國際猶太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主要是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煽情，對一戰失敗不服，鼓吹復仇。至三十年代在德國掌權。

將納粹與法西斯相提並論似乎意義不大，其意識形態與組織形式差不多，但將日本也稱之為法西斯，則牛頭不對馬嘴。日本軍國主義傳統歷史悠久，近現代以來更侵略成性，雖也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煽情，卻沒有群眾性社會主義運動，內容和形式都與德、義不同。沒有法西斯組織體系，少數鐵血軍人的武士道、江田島精神及其侵略擴張，都是軍國主義狂熱，與法西斯主義不搭架。

相反，德、義納粹法西斯與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內容和形式卻十分相像，一個主義，一個政黨，黨政軍合一，領袖獨裁專政，進行思想箝制輿論管控。蘇、德宣傳部尤其相像，日本則沒有宣傳部，也不是一黨專政，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本質上講是一種極端形態的社會主義，特色是集體主義、工團主義，有嚴密的黨組織，且具有一定的群眾性、社會性，這些都是日本所不具備的。

德、義、日雖結盟，卻不是基於共同的主義信仰，與一戰德奧結盟一樣都是基於國家利益。蘇德之間也曾結盟，日蘇之間在滿蒙地區激烈爭奪，一度發生戰爭。但基於侵華利益共同點，兩個強盜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承認外蒙古，蘇承認滿洲國，無視和犧牲中國利益，一直維持到美軍打敗日本之時，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夜，蘇聯才對日背信棄義廢約參戰，趁機摘桃子。

如此來看，反軸心國各盟國與一戰協約同盟性質也差不多，不存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美英中法是盟國，不是統一戰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盟友。蘇聯與德日既勾結又爭奪，本身也侵略中國、波蘭等，無法佔據反侵略道德制高點，當不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領袖。所謂以蘇聯爲首組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說，是蘇聯自編自導自話自說的謊言。

法西斯一詞意識形態泛化後，成為一切罪惡的化身，當時竟被中共加之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頭上。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使抗戰局勢發生轉折，蔣方震設計的「拖到東西戰爭合流」終於成為現實，日本敗局注定，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共兩黨都準備「摘桃子」。

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為戰後中國政治文化建設佈局，全書充滿了民族主義情懷與革命話語。中共也抓緊進行延安整風，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爭奪戰後政治主導權和意識形態話語權。中共筆桿子奉命寫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批蔣，以周恩來的名義公開發表，給蔣介石扣上「封建買辦法西斯」的大帽子。蔣其時正是蘇聯所稱國際反法西斯聯盟領袖之一，與美英首腦平起平坐，怎麼會是法西斯呢？加上「封建買辦」頭銜，更是文不對題。

蘇聯不僅運用間諜出色，如向中國和日本派遣佐爾格特工小組，極著聲績；在宣傳方面，更是巧妙出眾，其地下特工通過日本議員之口，炮製出所謂「田中奏摺」，昭示日本欲征服世界，為中日爭戰火上添油，操控輿論。蘇對日示弱隱強，卻暗藏殺機，自己不出兵打日本，卻讓中國做擋箭牌，上智用間，破壞蔣介石國民政府對日「拖」的戰略，兵以詐立，挑撥離間，攝取了最大利益。

曾任政法委書記、看過內部機密檔案且剛去世的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長期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名義來控制別國黨，干涉別國內政，名聲很不好，我們也為此吃過大虧！」

現在，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應該跳出意識形態窠臼，實事求是還原歷史。按舊式蘇聯意識形態話語紀念抗戰，是顛倒黑白，歪曲歷史，如把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說成是反法西斯戰爭，就不符合事實。

四、日本是軍國主義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種極端形式的社會主義

眾所周知，中國與美、英、蘇二戰時是同盟國，戰後在美國主導下成立聯合國，重建世界秩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德、義、日則被稱為軸心國。然蘇聯的二戰敘事卻尊自己為龍頭老大，按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把盟軍說成是以蘇聯爲核心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史達林是領頭、蘇軍是主力；中共是東方中國抗日戰場的中流砥柱，美、英等先是對德推行「綏靖政策」，後又拖延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並表示蔣介石賣國不抵抗。

二戰勝利被說成為一個主義（共產）戰勝了另一個主義（法西斯）。流行一時的大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打出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戰爭引發革命，革命制止戰爭」，將戰爭意識形態化。

什麼是法西斯？二戰有沒有一個蘇聯爲首的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呢？

確切地說，法西斯是一種極端形式的社會主義，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義大利。一戰給歐洲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國際共運第二國際在戰爭中破產，使激進的社會主義流派得以發展，首先是布爾什維克以「血與火」的形式，在俄國奪得政權。

然而，蔣雖不搞憲政民主，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從不賣國投降。胡適當時就說：「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並說「國民黨的力量在此，他的弱點也在此」。（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見《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作為愛國軍人，蔣介石不但反對和抵抗日本侵略，也反對和防範蘇聯侵略。

蘇維埃帝國搞侵略擴張的事實，現在已很少有人否定。毛澤東晚年也認識到蘇聯「新沙皇」的本質，提出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概念，即蘇聯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幹著帝國主義勾當。可以說毛澤東晚年已完全同意蔣介石當年對蘇聯的判斷，蔣可謂毛的先驅。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美破冰，季辛吉博士多次與毛澤東晤談，談到蔣介石，季辛吉驚異地發現毛對這位老對手十分崇敬，報刊意識形態攻擊只是外在表面現象。

現在有人把蘇聯對華侵略歷史一筆勾銷，不但有違毛、蔣心願，更有違客觀史實，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

蘇聯侵華打著「輸出革命」的幌子，​​用意識形態掩護其侵略，實際上其味口野心一點也不比日本小。蘇聯先於日本侵奪了外蒙古，又將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直接納入版圖，中國東北已處蘇俄三面包圍之中。

1930年因中東鐵路糾紛，史達林直接出兵打敗東北軍，更刺激了日本，使其感到若再不動手，東北將歸於蘇聯之手，不久即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對這兩個強盜都保持高度警惕，現在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蔣篾稱日為「倭」，他希望日蘇兩個強盜先打起來，中國得乘隙進取，收復滿蒙。

但日本搶先奪取東北後，蘇聯卻並未與其爭鋒，而是將侵華矛頭轉向西北，支持軍閥盛世才佔據新疆。投機軍閥盛世才竟秘密加入共產黨，卻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蘇聯共產黨，提出要將中國新疆建成蘇聯第16個加盟共和國。

蘇聯還將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收為高級特工，宋曾向已故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傳達「最高方面（共產國際）」指示，並向蔣介石轉達史達林旨意，願放歸蔣經國，交換已被逮捕的蘇聯特工牛蘭夫婦，遭蔣拒絕。

三，抵禦日本侵略的同時還要警惕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依照蔣方震《國防論》「知勝」戰略，中國將日軍拖入持久戰泥潭，但最後致敵於死命，仍要待「拖到東西戰爭合流」，靠外國人來收拾日本。

中日戰爭不光是兩國之間的戰爭，它必然牽涉到列強各國利益，且第一次世界大戰十多年後，歐洲及亞非各地戰雲密布，新的世界大戰正在醞釀。

蔣方震放眼世界，從全球角度來研究抗戰，準確地預測到「東西戰爭合流」，日本必將被另外的強權擊垮。中國正確運用外交，「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必能等到「摘桃子」的時節。

當時中國北方另一強權是蘇聯，也是一個十足邪惡的侵略者，對中國始終抱著沙皇一樣的鯨吞野心。蔣介石早年曾對「十月革命」和蘇聯心神嚮往，1923年受孫中山之託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往蘇聯考察，在接受蘇聯建議和支援開辦黃埔軍官學校以建立「黨軍」的同時，向蘇方提議：在已被蘇聯控制的中國領土外蒙古庫倫，建立另一支「黨軍」，以便國民黨北伐時南北夾擊，就近直搗北洋老巢北京，卻為蘇方拒絕。

蔣介石回國不久即提出「反共抗俄」，而蘇聯成立「共產國際」的真正目的，也的確不是搞什麼「世界革命」，而是侵略擴張。列寧、史達林根本沒有能力在馬克思指出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德、美搞共產革命，卻將目光轉向了落後的東方，特別是中國，採用各種方式經略滲透。在其一手經辦成立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同時，又出錢出槍幫助國民黨，扶植蔣介石崛起，從而改變了中國政治格局。

資歷較淺的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若沒有蘇聯人的扶植，無法在國民黨中崛起。但作為中國軍人，他卻不願聽從蘇聯使喚，而是要考慮自己「黨國」的利益和前途；且對蘇俄帝國野心洞若觀火，使他成為共產國際及其支部在中國實現目標的最大障礙，也是最大敵人。

於是乎，共產黨開動其特有的宣傳部及宣傳動員機制，大肆攻擊蔣介石「叛變」、「賣國賊」，對日本侵略「妥協」、「投降」等。這種宣傳基調至今未改，如張學良生前曾多次聲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命令，是他本人下達，與蔣先生無關，他當時沒有看透日本意圖認清形勢，願承擔歷史責任。

但大陸文宣至今仍在誣衊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內是賣國投降。當然，蔣也並非完人，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於1929年宣布「訓政」，擱置憲法，搞蘇式「以黨治國」、「黨在國上」。胡適、蔣方震等「新月社」文人，隨即進行了公開抵制，抨擊蔣獨裁，是依蘇聯摸式搞一黨專政。

蔣方震的《國防論》飽含中華兵略智慧，先計後戰，立於不敗，是弱國對付強國的戰略，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全面抗戰策略。兵家言勝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要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所以不講死打硬拼蠻鬥，不到最後犧牲關頭決不輕言戰爭，要知己知彼，韜光養晦，以虞待不虞，謀而後動，以求未戰先勝，勝於易勝。

所謂「曲線救國」，正是孫子所云「以迂為直」，林彪說得更直白：「不起弓弦走弓背」，因為日中綜合國力強弱懸殊，走直線硬碰硬對中國不利，所以救國要走曲線，以柔弱克剛強，以謀略求勝算，所謂「以正合，以奇勝」是也。

「攘外必先安內」及「遊而不擊」、「自存自固」等，其實也都包含兵家智慧，不是投降！中國政府既確立抗日持久戰略，以退為進，解患為利，開戰之前實已立於不敗之地。「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國軍雖在具體戰役上丟城失地連連失利，但在總體戰略上日軍敗局早已註定。

「七七事變」後日軍並未先聲奪人，沒有沿京漢鐵路快速南下，包抄截斷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的退路，速戰速決，反而被國軍牽著牛鼻，自東向西進至兩湖山地沼澤，隨即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直到戰敗。從兵略上講，日軍即是敗之於蔣方震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