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系國「最後的副刊編輯」文章發表後童尚經女兒的回響

童小南  032309於洛杉磯

顏伯勤教授生前第一次拿到對家父的起訴書時，澈夜未眠反覆閱讀之後，說：「即使他們對妳爸爸控訴的全部罪狀，都證明是真的，也到達不了死刑的判決！這中間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和轉變 ……。」

他的分析敲醒了我：覺得冤屈，並不是我們自家人的想法，而是確有其事。這鼓勵了我長期通宵達旦為爸爸寫許多文章交去申請平反。顏教授夫婦，還在一些人停止與我們來往，或落井下石之際，擺宴收認家兄為誼子。

謝謝張系國教授於2009年3月10日在網路上發表的這篇文章。抱歉！我必須說明：家父並不是因為牽涉崔小萍案而被當做匪諜槍斃。他與崔小萍女士不熟。現住台中的崔教授，也告訴我，不認識他。

前幾天，台灣的新聞報導繞著「調查局安康接待室」真相，做各種小小的揭露。從一篇文章得知那是啟用於1973年，爸爸已於那前一年離世。無論在安坑，或是其他類似地方的受難者與家屬的心情，都是何等的不堪啊，特別是被冤枉陷害的。

戒嚴時期警備總部軍法處及國防部軍法局曾經共同所在的「景美看守所」，早已命名為「台灣人權景美園區」，於2007年12月10日開幕，成為台灣繼綠島之後的第二座人權紀念園區。曾經是戒嚴時代審判與處置政治犯的「轉運站」，而今處處海報豔麗，漂漂亮亮地開放給民眾參觀，有時還舉行嘉年華會、演奏搖滾音樂 ……。在網路上看到以往每周只能「接見」一次，只能透過電話在監聽錄音下談十分鐘的面會室、後來下落不明的審判長當庭向爸爸與我們道歉的那個法庭，心中百感交集。這一切，在白色恐怖受難人與家屬而言，傷痕是無法痊癒的。只盼民眾是懷著靜謐致悼的態度去體驗。

身歷其境，在16號押房內及狹窄的走道上，欣賞 「無所不在的回聲」搖滾看守所系列音樂劇的遊客，當然不會知道，旁邊一個押房裡，曾有一位因坐骨神經炎已痛苦不堪的善良文人，曾經有八百卅天單獨囚禁，除了被刑求逼供、幾度出席虛偽法庭、獲准到圖書室查資料寫上訴申辯、一兩次獲准赴外就醫幾小時之外，沒有椅子坐！過著非人生活，擔心家人生計與安危，他還在苦讀群書，研究文字學、勤寫書稿、盼望有日回到人間，能發表出版 ……。死刑的判決書，只借看三個小時，就收回了！讓他無法抄寫完全以準備上訴書；然後就是手銬腳鐐伺候，皮破血流肉爛至寸步難行，直到幾個月後，命終為止。死後29年的平反、30年後在他不曾踏上的異國補辦的追思會，能給他什麼？他知道嗎？

這位被單獨囚禁的受難人，於1970年5月18日由新生報「安全人員」與一證人陪同，交「最後自白補述」 (坦承曾為共產黨預備黨員)，進去之後即被收押，沒有法律程序或文件。一年半後才獲准寫信通知家人：他已離開調查局，到了軍法處看守所，直到1972年中元節後兩天被處死。這期間家人每周可有兩人去，分別隔著防彈玻璃以對講機談話一次，另送衣食一次。最後請行刑人轉告的遺言只是：兒女都很好，要他們好好孝順媽媽。死牢中其他押房有幾個人後來獲釋，經過廿多年的找尋後，告訴他的家人：他總是在説，不明白是為了什麼被判死刑！

積壓40年，平反8年之後，我必須寫出這篇文章，向關心的人做個交代。真凶已不可追，但發生在這位副刊主編的慘案，不應繼續被掩蓋，被遺望。誠盼大家能捐棄成見，以這麼多年的痛苦經驗為鑑，攜手為中華民國全體，打造一個平安富足、有道德法理與文化的真正民主環境，讓這一群人成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幸運的「少數民族」。

崔小萍女士在回憶錄中寫到：1972年8月26日凌晨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中，為一位被拉出去槍斃的受難人及其家屬祈禱。當時她並不知道他是誰，直到我於2001年初終於和她聯絡上。她也是被冤枉的正直公民，囚禁十年，出來後還有十年找不到工作，真無法想像那樣的日子。幸而有過去的學生，敢請她去「青年中學」教書。

這些年來，她出國旅遊多次，定居在台中。她在越洋電話中給我尋求內心平靜的勸言，對我幫助很大。她80歲時說：「…… 不要再讓這些事影響妳了！就算我們倒霉，已經倒過了，以後的日子好好地過 ……」她的文章及戲劇作品，值得大家珍藏。

張文中說得很對：「童尚經本名童常，在大陸時的確加入過共產黨，後來雖對共產黨失望脫離共黨，但來台後並未辦理所謂的自首手續。我猜測他或許顧慮自首後不可能再在他熱愛的副刊工作，這是他致命的疏忽。即使如此，童尚經先生會被當做匪諜槍斃也真是冤枉。年輕人都會嚮往共產主義的理想，後來頭腦清醒過來就會拋棄。但是在杯弓蛇影的白色恐怖時代，因此被人黑函誣告冤枉送命的人究竟有多少﹖」

一個頂天立地，問心無愧，辛勤用功，幾十年來連冬天都洗冷水澡，要練身体，永遠熱誠要為國家社會貢獻的人，被一小撮人濫用國家大法來監禁、屈辱；用原子筆套戳進十隻手指甲縫中、用煙頭烙燙兩腳腳底 …… 他如何喊叫，如何痛心，如何說自己是無辜的，也沒有人聽到。老天瞎了眼聾了耳，全國的人，除了這幾個「安全人員」，沒有人知道在那一百九十七天當中，有多少次，「三張犁」正在進行著什麼樣的事情。

對家父童尚經案件，有興趣了解的人，請賜我e-mail至 Tung899han@gMail.com。在此，謹推薦一篇文章，記述他所參加過的教育組織新安旅行團「从桂林胜利转移到苏北」(自第3頁起)。可上網由 google.com 找到。

大家也可就「从桂林 ……」文章內容，想想當時我們國家的處境、眾多有志青年的想法與言行、大陸落入共黨手中的時代環境。更可進而閱讀其他文獻，以了解「自由中國」是如何存活下來，我們能為護衛民主政治做些什麼？

「从桂林 ……」文章，除了這一點之外，我無法表示任何意見。這一點是：新安旅行團離開桂林，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經費斷絕，無法生存了。但是在大陸，他們必須說當時是勝利了。

所述《在内蒙古的草地上》一書，爸爸帶到了台灣，藏在抽屜中，被我挖出來。半世紀後，外子韓漪希望能將之重新打字出版。該書是家父於對日戰爭時，在桂林為「新安旅行團」全体師生籌款求生所寫的書，讀者選定是小朋友。目前在大陸還可買得到破舊的原版。

「新安旅行團」是起源於江蘇省淮安縣的「遊學團」。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當地創立了「新安小學」。美國教育家杜威博士1931年左右來華演講，其理論重點：「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在中國掀起廣泛的注意與討論。陶行知據之推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理念。他的學生汪達之擔任「新安小學」校長後，則依此理念創辦「新安旅行團」，並親自率領。最初團員都是當地學生，後來才赴上海、武漢等地公開招收，並做嚴格篩選。「新旅」遍訪漠南四省、西南與華中多地後，到達桂林，後來因戰亂阻隔及其他因素，不再旅行，改名為「新安小學」。

幾十年後美國的 「七海大學」、近年多個國家的「海上圖書館」，讓來自各地的志工半工半讀並生活，均為類似教育組織。他們以壯遊 (Grand Tour) 的方式，探討並學習各種文化、專科學識，以及人生。

對於「新旅」，網路上找到另有一文：當時新旅還創作了一首《岩洞教育歌》，歌詞是童常寫的：“老百姓整天忙匆匆，沒有 ..... 這首歌曲含蓄地流露了新旅懷念蘇北老家和告別桂林繼續抗戰的心情 ……”。當然我無法知道，這些文章所述是否完全真實。

新生報編輯與記者，有許多人惹上政治麻煩。在一位與我們家很有交情的副總編輯，在我民國59年11月跳樓自殺；當時我們不知原因。不久後，安全室主任金賡開始盯上爸爸。在數月中多次在西門町的「國光大飯店」或某個「招待所」進行約談後，爸爸進了那個地方，從此就無生路。

爸爸在民國59年5月17日夜裡，將他以新生報十行 (公文) 紙，墊加複寫紙寫成的「最後自白補述」複本交給媽媽、哥哥與我。他說：這是他的最真實告白，第二天進去以後，不知是否還能回家，其後的一切不足採信，因為可能是在被用刑等不可自主的情況下做成的。他是自首，根據法律，是無罪的，曾入共黨，若判刑最高也不過10年。

他告訴我們：「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要記住，害了我，害了我們家，害了中國的，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我一加入，成為預備黨員之後，發現每次集會中，都是檢討、交代，對『自己人』也不信任，完全是仇恨與鬥爭，因此積極要想辦法脫離 ……。」

「來台灣以後，我跟很多人一樣，都把年齡報大，希望如果被徵兵，可以早點退伍。另外，我正式的學歷只有初中畢業，怎麼能找到像樣的工作 ?! 我在廣西大學中文系曾經旁聽了很多課，也認識了很多教授和學生，所以學歷就填寫的是：廣西大學中文系肄業。我一直很不安，今年初不編副刊，工作輕鬆了，才有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春節以後，我主動去找安全室主任交代，是托同事駱明哲約的。明天，也找了他陪著一起去，我怕他們以後說我不是自首的，那我還有個證人。

「調查局的人根據我當年寫的年齡和學歷不確實這一點，認定我說的話都不真實。現在，明天交去的這份「最後自白補述」所寫的都是實情。將來如果他們要審判我，你們可以提出這份複本，證明我是自由情況下交代清楚的。

「金賡說：『你一家四口，我也是一家四口，我用一家四口的命，保你一家四口的命；我是基督徒，不會說謊的。你這是自首，既往不究。你好好寫，交代清楚，我們會從寬處理，你沒有什麼事，幾天就可以回家的。』

「即使我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你們要記住：最重要的是，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我要告訴你們一句話：害了我的，害了我們家，害了中國的，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拿中國人所有的政黨、政府來看，國民黨雖不完美，已經是最好的了。蔣介石雖不完美，比起毛澤東，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從普及教育，推動民主法治，經濟建設，就可以知道了。會給人民教育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你們要好好用功唸書，好好做人。無論我會發生什麼事，記住，不要仇恨，要樂觀積極，做對社會人群有意義的事情。」

(可不是杜正勝與陳水扁所給的教育！)

卅九年前五月十八日爸爸離家前夕，所說的話我們都記得，都努力在做。他並非為保護我們而作違心之論，看了以下所述他的經歷就會明白。

當年在那麼大的一個体系全面壓下來的情況下，律師和我們都絕望了。申辯無門，束手無策，看著他含冤不解地被送上死路。天吶！聲嘶力竭，血泣出來，也無法改變任何！

家母華世貞現已92，相當健康且記性超好，與家兄嫂及二孫同住於南加州。她在台任美國新聞處「學生英文雜誌」主編20年，來美再任世界日報編譯15年。

家兄年少輕狂，在爸爸遇害後，大大轉變了，工作努力有成，備受上司與同事的關愛，對媽媽更是親愛孝順。

2002年，爸爸被執死刑那一刻滿卅年時，我們在西來寺辦了一場「遲來的追思會」。靜默哀悼一分鐘後，哥哥在台上的致詞，令在場一百多人感動落淚；那是一篇可傳世的，兒女對爸爸所說的肺腑之言，而且通暢感人。他哽咽難續之際，我想爸爸知道了。

在爸爸獲得平反的消息2001年11月5日在美國世界日報刊出那天，與爸爸同在死牢中，後獲自由的幾位難友立刻與我們聯繫上，告訴我們，崔文中所述的那一刻，同一棟死牢中，還有好幾位其他受難人，也在為「童先生」祈禱。

我們原先並不知道他們，還有在立法院使平反法通過的大功臣之一謝聰敏先生。他們曾分別尋找「童先生」的家人近卅年，為了要告訴我們一些內情；確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其中包括我後來經多方探問確證的：「官方」曾受命設陷，要捕殺我們娘兒仨，以斬草除根地滅口的細節。這些記錄，都妥善貯存在幾處，日後會另有文章發表。這些，也為我帶來了另一次創傷，程度不亞於原案。

遲來卅年的追思會消息見報後，李政一與張明彰先生送了兩束鮮花，說明是代表「景美看守所」全体難友致悼；我們珍惜恭敬地供置在佛前。

我們曾經被一些朋友們迴避鄙視或落井下石；曾經被一些親友們冒險護衛或不停止來往，特別是我和哥哥的誼父母 (都是新生報的人員或專欄作家)：顏伯勤與唐芷芬夫婦、張明與邵克儉伉儷、夏緯圖與王書琴夫婦、黎東方與黃鴻書夫婦、單建周乾爸的家人，女作家劉枋、林海音，姨父宋廷琛，我的台大好友童兆陽 (歿)、周永嘉、陳文珊、沈寶島等等。

曾被禁絕出境十年、曾被監看管制甚至設陷捕殺的我們仨，茍活在原不屬於我們的自由美國土地上，總會走出那陰影的。希望其他的政治受難人和家屬也能如此幸運。

爸爸少時家道中落，初中讀完就去上海打拼，也想多方遊歷，以成就他文學家之夢。不到20歲，原在「申報」做事的他，加入「新旅」時，該團為國府正式合法的教育組織，抗日戰爭期間，每月接受國民黨政府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經費，行走中國各地。該團除了學習各科之外，也為當地居民帶來知識與文化、宣導政令積極為抗日宣傳。他們舉行收費或免費的電影欣賞會、舞台劇表演，甚至在成功施行「小老師」制度後，包下其他學校的教課管理生意。後來情勢改變，國府經費停止，轉由共產黨出資，部分團員隨之加入共黨；與當時許多有志青年一樣，以為那是中國的新希望。後來國共和談破裂，共黨又轉為地下。

家父是團中第二年長的學生。在桂林國府經費中斷，汪達之團長病臥在床之際，他擔起照顧全團之重責，與另外兩三人，以寫作出書為大家賺取生活費。「童大哥」並與各人家長聯繫，決定是隨團返回原出發地 (蘇北新安小學)，或赴延安，或去其他地方。該團成員對童常的記憶，幾乎都是由他帶著離團，站在江邊碼頭上，或是車站、機場，揮手送別，直到看不見為止。

「从桂林胜利转移到苏北」文中有述，童常一人留在香港未赴蘇北。因此，在該文中，也就再無這位被尊為「新旅靈魂人物」 (據說在蘇北淮安市該團紀念館中的記錄裡有這樣的稱號，我尚無法造訪) 消息，因為他已斷了線。

在港期間，他與名作家茅盾比鄰而居，與許多作家來往頻繁。他並與司馬文森談妥，將寫一本定名為「大時代的小團体」的書，由後者的基金會出版，內容即是「新安旅行團」。

不久，日本佔領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無法北上與女友華世貞重聚，而選擇返回桂林。他在七星岩公園門口開設棋座茶棚謀生，並獨力創辦一份日報，白天由前來躲空襲警報或乘涼下棋的人獲得消息，夜裡手寫油印後，賣給同樣這批人，甚至由他們帶去各處轉售發行。

(我與韓漪1985年曾往七星岩探訪。舊址已成為一周6天包含住宿的托兒所。一位70多歲的老人記得，抗戰時曾有一個姓童的人，在七星岩洞口辦報。)

難怪爸爸後來曾任台北市象棋協會理事，率領「長風象棋隊」赴香港參加亞洲象棋賽。除李天華、廖天賜，賴光樞榮獲前三名外，還囊括幾乎所有團體項目的前三名。他並在新生報推出象棋專欄，半夜為副刊看稿熬夜，常常一人對奕 - - 如「射鵰」中的周伯通練功。他並為亞洲棋王李天華先生所寫的「象棋春秋」專欄每一篇演練確正，才發稿排印。

鎮江中學窮學生童常，初二時就偷戀，也深愛一輩子的那位同班女生，經過十年筆交及短暫的相處後，於戰後與他結婚，即來到台灣。他倆認為這是剛收回祖國的新天地，未受污染，可以脫離過去，建立新人生。哥哥童東東 (童頌) 與我 (中學以前名為童小藍)，都幸運就讀台北女師附小。

直到「五月難民潮」時，家母的堂姪華澤鈞自上海經香港逃至台灣，講述真實体驗，爸爸終於徹底明白了共產黨的真相，全力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經營的新生報貢獻。直到民國59年5月18日黃昏，由新生報安全室主任陪同，繳「最後自白補述」進去。

李禎祥先生在2007/12/27出版的 「新台灣」周刊中，發表一篇感人的文章(www.newtaiwan.com.tw/list.jsp)。文中所述，絕大部份真實，而且比類似文章要詳盡  (筆名意為「你真詳」?)。但是家父之被判死刑，另有其因，我們家人花了卅多年時間，才大致挖掘出來。「以稿費資助政治犯」(亦可參見許昭榮先生、謝聰敏先生早先的文章。) 只不過是調查局的人奉上級之命，必須搭建可殺他的藉口，而千方百計羅織罪名，用於起訴書 (及判決書) 中的一點而已。二審庭上討論的部分控訴為：

  「調查局的偵察報告說你 …… 主編新生副刊的時候，在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中旬全國正在籌備慶祝總統華誕的時候，你登了一篇文章說十月三十一日是鬼節，侮蔑總統；你刊登綠島服刑人之投稿，以變相資助政治犯。你舉辦「理想丈夫」「理想夫人」「兄弟姊妹」徵文，企圖用親情來沖淡民眾反攻大陸的士氣；舉辦「血債」徵文，要挑起與日本的民族仇恨，離間我與友邦之感情。你擔任新生報資料室主任時，購買「觀察」、「展望」等查禁刊物，為匪宣傳，提供情報給在台潛伏匪諜 …… 還購買了「盧騷懺悔錄」、「少年維特的煩惱」這些書 ，影響社會人心 ……。(註：上述書刊之訂購都發生於宣禁之前，一宣布查禁，爸爸就令人封包，全部送往新生報板橋倉庫。)

1972年6月景美看守所中，這個二審的辯論庭，是家人獲准列席的唯一一次。軍事法庭的審判長，當著媽媽與我、沈維翰律師及一位周律師、庭役們、書記們等之面，向家父道歉，請求諒解，他坦承不明白調查局為何堅持要判重刑，在他看來，關一陣子就可以回家了。他說軍事法庭當時有10位法官，沒有人願審此案，因為不敢得罪調查局，而判重了，良心不安；他是最資淺的，所以落到他頭上。

一個超天真率直的犯人，竟然感動出了一位超天真無邪的審判長。廿多年後，我們雖獲得部長級人士之助，也尋不到這位坦誠法官的資料。也許他已經因失言而永別了。我們盼望他別來無恙；或是他的家人和孩子能與我們見面，訴訴劫後餘生的滄桑。總之，我因他的坦誠與膽量，向他致敬。

赴二審開庭時，沈、周兩位律師對我們說：童先生真大膽，上次竟然敢在庭上公開說出被刑求。這就凶多吉少了。因為當時蔣經國先生正擔任行政院長，嚴格要求情治單位不可刑求逼供，若被查出將受重罰。一審第二庭時，審判長說，軍法處曾致函調查局，後者回函表示沒有刑求，所以就認定沒有刑求了。

這件事可以如此解釋：即使受到刑求侮辱，也應忍氣吞聲，如果敢對法官說出，就死定了。尤其這個被告是在新聞界服務的知名文人，又正直固執，理直氣壯，絕不妥協，同時並無真正犯行的任何把柄落在政府手中；一旦活著出去了，曾經不法羈押他、整他的人就慘了 - 既得的利益會失去，還將遭到懲治。

從這二審辯論庭的對話，及執行死刑幾天後家人才收到的判決書中，可以看出：調查局的人起初還曾建議他承認一個小罪，承認自己是個小囉嘍，一切聽命於一個上司，而且是一個當時已被處死的人；如此自己可獲減刑，又不會連累別人；調查人員也可以結案了。  --- 他們還在替他找尋開脫的辦法。

但是，後來提出控訴時，他們並未提及：被告於民國59年5月18日自動交去的「最後自白補述」中已交代了曾加入共黨。這項是在一審第一庭中，由被告提出後，軍事法庭再函調查局，後者才以「久(二)三一四九一一 函」回答，說是有此交代。  - -- 因此，他確是自首的。

該函說：「童嫌 ………… 書具最後自白補述 (在被羈押前)，勉強承認『曾一度為匪後補黨員，於掩護新旅赴蘇北匪區後，即與匪黨斷絕關係』。」

最怪的是，軍法處對對於被告不利之點，完全採信，對於被告有利之點，完全不予理會。非但不驗傷，不傳訊任何證人；而且，二審判決之根據，是採納該函之內容，然對同一函件中，自首的部分，獨獨不接受。

兩個月後，民國61年8月26日清晨，在不通知家人二審結果的情形下，執行秋決。他才55歲。其後，台灣應無因政治問題遭死刑處置的案子了。

卅多年來的流言，還有一個版本；而事實是這樣的：

曾有著名的反共作家及報社編輯去探監。由於背景特殊，得以在一間客廳見面。爸爸十分高興幾百個日子之後終於見到一位老友。不料對方竟勸他說出實話。爸爸委屈傷心極了：這樣的摯友竟不相信他是無辜的、也早已說出了全部的實話、甚至在受不了酷刑時還在別人寫下的「口供」上簽了字。據說，爸爸把收到的禮物擲下，怒吼：「你們再這樣搞下去，我寧願做共產黨的烈士，也不做國民黨的走狗！」但是，被新聞文化圈和「裡面的人」廣為傳誦時，卻沒講清楚，這段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說的。有人一再慨嘆：這是時代的悲劇，甚至於有「童公是求仁得仁」這樣的誤傳。

其實，最可能奪了他性命的，可能是以下這個由「裡面的人」所說，經過國大代表馮放民先生 (筆名鳳兮)，在爸爸去世六年後， 告訴我的：

 「調查局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你爸爸，不論如何，他們到現在還都稱你爸爸『童先生』，講到別人總是用很粗魯的字眼。唉！你們當初實在不應該找美國人幫忙！」

我激動地說，我們從沒有向外國人求援，甚至外國記者到美國新聞處媽媽的辦公室來，媽媽也不肯講什麼。爸爸曾經來信要求過，媽媽、哥哥、我都覺得不行，非但於事無補，還會使我們三人因「通外」而惹上叛國之罪。

他驚訝地說：「怎麼會呢？裡面的人說，是因為美國大使馬康衛，去找蔣經國替你爸爸求情，蔣經國非常生氣，所以一定要把你爸爸處死刑，要做給美國人看，我們中華民國是不會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的。聽說馬康衛很快被調走，跟這件事情也有關係。」

果真如此，那可是冤上加冤啊！我們至今連馬康衛的英文名字是什麼，他哪年在台灣做大使哪年走的，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全家只有媽媽因為在美國新聞處服務多年，曾在優良職員表揚會上，和很多人一起與他握手合照過以外，沒有一個人見過他，或與他有任何來往。

如今回頭看看，這件莫明其妙的事，可能是造成爸爸被殺的真正原因。否則，訓練優良的調查局人員，怎麼會搞出那麼多，那麼差勁，那麼牽強無理的控訴？怎麼會為了我爸爸這麼一個不成材的小案子，非要脅迫軍法處，違背良心與法律地處以極刑？

果真如此，先父童常，一個極其愛國愛人，手無寸鐵，心無叛念的文人，竟是個被蔣氏向美國展現骨氣的無辜犧牲者了！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為國捐軀，全家幾代人名節幸福都被毀滅的中華民國的烈士了！

1998年底『戒嚴時期叛亂及匪諜審判補償條例』通過後，我們總算可以與別人討論，而不擔心別人被拖累。但案情複雜，申訴時如何能讓審查委員明嘹？

顏伯勤教授是爸爸的好友，曾任新生報總經理，後來同時在四所大學任教廣告學。這時已住在美國多年，我們已不怕會牽累他了，才把起訴書、判決書送給他看。他澈夜未眠反覆閱讀之後，說：「即使他們對妳爸爸控訴的全部罪狀，都證明是真的，也到達不了死刑的判決！這中間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和轉變 ……。」

他的這段分析鼓勵了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在家庭事業均忙的情形下，通宵達旦陸續寫出全部經過，分為19章繳進去。等了很多個月也沒消息，我才把文稿寄給美洲世界周刊。又等了大半年，其中5章於2001年10月21日刊出 –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台灣當局已於9月1日裁決無辜，而且到11月初才經外交部將公文轉來洛杉磯。

雖然平反成功，稍後行政院亦批准申請，通知已恢復名節，但我們的傷痛仍在，並且對案情的真相與被處死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不能確定。盼望有知情者與我們連繫。

爸爸生活儉省，西裝只有三套較好的，內衣都穿成洞洞裝，非至襤褸絕不丟棄。小時候，爸爸晚飯後都喜歡把我扛起來坐在他肩上，走去相連的單家、何家聊聊天。宿舍中的孩子，喜歡搶著算「筒伯伯」有多少洞了–他樂於如此。他對媽媽與外公、外婆非常好，經常花大錢買他們喜歡的東西；對我們和表兄弟姊妹也極為慷慨，因此寒暑假他們都要排班來住幾天，若想延長時日，可互相協商，並向「三姑父」申請。

哥哥患有小兒痲痺，爸爸親自學按摩、並搭了一個樹上房屋兼籃球架，一定要爬竹竿才能上去。結果，在7、8家孩子們中，哥哥都是最棒的。學校讓他「半修」，不必上戶外課。結果，他那5個主科不及格的成績單 (要向系國先生求救的) 上，因體育、童軍，與音樂、美勞都是高分，還成為籃球班隊的一員；捷泳比我游得還直，並救過好幾位溺水的人。由於爸媽的積極人生觀以及教育，哥哥根本不知「怨天尤人」為何物，最愛唱的歌詞是：一試再試做不成，再試一次 (歌名：造飛機)。

「新生報中正路宿舍」位於台北車站與行政院之間，原先是日本軍官招待所，本來只有一棟有榻榻米和紙窗門、花玻璃的講究建築，配上有精緻的庭園。市政府將使用權讓給隸屬於省黨部的新生報，最多同時住了14戶人家，共用一台電話，常常深夜鈴響，馬上就有一兩位家長緊急出動，報社的丘司機也已開車來接。爸爸寫了佈告：此電話接洽公務用，請扼要簡捷、保持清潔；我們遵守至今。這一段路後來改為忠孝西路。一○一建成之前，我們的故居，曾經豎立了台灣最高的大樓。這就是台大學生張系國做老師的起步點，當時門牌為中正路1702號。

宿舍裡的家長多為新聞人員，給孩子相當開放、民主的教育，大概也讓我們有些人變成會頂嘴爭理，絕不唯命是從。1965年，新生報把這塊地的使用權，售給國泰集團以改建高樓，我們大家於1965年四月搬離；幾家遷入交換來的國泰敦化北路公寓，我家遷往廈門街。1966年五月，以前同宿舍的姚伯伯、姚媽媽，因匪諜嫌疑被捕：編輯兼撰述姚勇來被捕，關監至1973年判刑15年；他的太太 - 府會新聞名記者沈嫄璋，則在長期偵訊期間喪生。沒有任何收押或驗屍記錄，故永無洗冤之日。

(他倆的女兒之一，約十年前曾以姚念慈筆名，投稿中國時報副刊「白色恐怖」徵文獲獎。這篇連載7天，題為「白色的歲月，變色的我」，非常真實生動，頗引海內外重視。)

宿舍裡我家隔壁的副總編輯單建周，因過往在大陸的一些牽涉，多次遭約談逼迫，選擇跳樓自殺，尚未收押起訴，故更無洗冤之日。接著，家父被盯上了，………。以前這院子裡還有兩位編輯，亦曾因政治問題，各關押多年。各家的孩子，在煎熬中總算存活下來了。

1970年代的台灣，還有這些事兒，民眾多半不知曉，更不相信。文化學問、民主思想，與大眾傳媒工作，在很多國家是會帶來濤天大禍的。因為思想不同，即使沒有實際著手顛覆的言行，便可以因別人要立功領賞而被捕，甚至家破人亡，還沒有任何官方記錄。當年最傑出的廣播劇製作人及藝專教授崔小萍女士，受折磨廿多年，只因有人舉報她十幾歲時在校為一話劇的主角，而邀她演出的是左派同學，一小撮人就可以用「政府」的力量，讓其墜入地獄，永不翻身，還說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安全！

現在的人，特別是新聞傳播、學術文化，以及政界的人士，享有這麼大的民主自由，應覺慶幸，更須協力保護，讓她更好。

中正路宿舍的家長們都愛文藝，啟發下一代讀故事書和歌舞演藝。我們經常演戲。院子裡那有假山的防空壕就是海盜船或火燄山，最能打鬥跳躍又不怕痛的，就是童東東，初期還穿著矯正用好重的鐵鞋子呢！他先在一邊演小飛俠或孫悟空，又換到另一邊扮虎克船長或牛魔王，打得「驚」采好看，大獲掌聲。(又見周伯通?!) 玩泥巴做出一整拖車的蛋糕，只是小事一樁。

為了把一人飾兩角演得好，漫畫書與偵探俠義小說，是童東東的主修，還得自製武器 (如橡皮弓、木劍)；因為他可對付很多人，所以別人全部是一國的，有很多家的兄弟姊妹一起幫忙，武器產量很大。他營中僅有無用的妹妹小兵一名，總算還肯無酬加工，疊出大量的紙製子彈，但是，不高興要哭時，還會把他立刻嚇跑。有時他還須幫隔鄰大哥黃曉豐 (現在是基督教牧師) 抓蛇。周六晨往往看到他緊緊地抓住毒蛇的嘴，曉豐以利刃在頸處劃一圈，活剝皮。

童東東小時候還愛做木工、偷摘別人樹上的水果、走去新公園抓蝌蚪、到校後小攤打香腸吃甜不辣、欺負我的貓、逃警察，後來還得飆車打架、露營遊樂、與人打賭做些鮮事 ……。他忙到不行，怎會有暇做功課？學校教的有什麼意思呢？燕京大學教育系出身的媽媽，看到小四生就要背誦鄉公所組織功能時，也不想逼他了。(其實那時義務教育還沒到國中，有些人最高只是小學畢業，因此這並不為過。)

如此情況下，五科只幫助過關了一科，已屬不易，非師之過。張老師那樣百世一見的傑出人才，會教到這樣的學生！媽媽一直過意不去。近半世紀了，張老師現在才知真相，應可釋懷了！

爸爸喜歡帶著報社宿舍的全體小孩做各種運動、下象棋、辦比賽、乘火車再轉公車去海邊玩 ……。但是這個一生熱愛並獻身文藝與社會，永遠洗冷水澡要保持清醒與健康以做更多貢獻的人，來台後竟沒有時間去看過一部電影，也長期犧牲睡眠；以往每周三請全台近廿位頂尖象棋手來家聚會較量，也因副刊廣受歡迎，工作越來越重而取消了。

媽媽常要他找時間，與步入叛逆期的兒子獨處，說些話開導開導，但總未實現。答覆總是：「我現在忙，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