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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23 07:47:32瀏覽5257｜回應2｜推薦28 | |
| 去年在匹茲堡大學開一門多媒體系統設計﹐選修的都是研究生。為了讓學生不要見樹不見林一頭就栽進設計的細節﹐我給他們的第一個習題是寫篇短文討論多媒體系統和「地球是平的」究竟有什麼關連。因為有各國來的研究生﹐我說本地生可以從美國人的立場討論﹐其他人不妨從他國人的立場看問題﹐不料竟踢到鐵板。一位黑人女生立刻反駁說﹕「教授﹐你不要以為我們住在美國的就是美國人。我只是住在這裡﹐我可不是美國人﹗」
另一位黑人學生也應聲附和。我知道說錯話﹐趕緊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下課後這女生過來對我解釋﹐她和她的朋友都有同樣的想法﹕他們是奴隸的後裔﹐並不認同美國﹐寧可不當美國人。那時伊拉克戰爭正如火如荼﹐報上每天都有人肉炸彈炸死伊拉克人的消息。我心想我也反對布希的許多政策﹐只是屁股決定腦袋﹐當了教授就不好在課堂上亂說話。但是在學生的心目中﹐說不定早就把我定性成反動派了。 蕭伯納說﹐年輕時的激進份子年老時多半會成為保守派。我從前不算激進份子﹐所以現在被學生看成反動派亦無話可說。學工程的人最吃虧﹐從來沒有人會認為工程師有多少浪漫情懷﹐卻跑不掉是保守勢力的維護者﹐是最後的反動派。雖然說理工理工﹐理總是比工來得前進。的確﹐物理學家幹革命的還不少﹐尤其是理論物理學家﹐大概因為理論物理需要大量幻想的緣故。數學家也是一樣。醫生搞革命的更多﹐例如孫中山﹑魯迅和切格瓦拉﹔救人的敵不過殺人的﹐一怒之下革命去也。再來就是律師。但是醫生幹革命往往在革命過程中就犧牲了﹐心軟的革命者都活不長。賸下來享受革命成功的果實的還是律師居多﹐但最後出賣革命的也是他們。 法國大革命時三名反動派被送上斷頭臺。恰巧斷頭機故障﹐刀落下一半就卡住了。第一位反動派是律師﹐立刻向法官抗議﹐斷頭機故障就算行刑過了﹐所以不能再度處死他。法官一聽有理﹐赦免了律師。第二位是政客﹐展開滔滔雄辯﹐斷頭機臨時故障多麼不人道。法官也赦免了律師。第三位是工程師﹐二話不說就去修機器﹐總算修好﹐先拿自己做試驗﹐果然喀嚓一聲砍掉自己腦袋﹐成為名符其實最後的反動派。 其實「最後的某某某」都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涼意味。而且既然是最後一個﹐自然有一種滄桑感。信懷南在世界週刊寫「最後的內地人」激起海外廣泛的反響。最近成英姝在聯副寫「最後的外省人」﹐相比之下看得出時代的軌跡。台灣現在恐怕年輕人已經很少用「內地人」這個名詞。從「內地人」變成「外省人」不僅僅改一個詞﹐由「內」到「外」是個很有趣的變化。信懷南的「最後的內地人」仍然以中國來定位﹐而且是在中國之「內」﹐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認同問題。成英姝的「最後的外省人」改以台灣來定位﹐反而變成在台灣之「外」﹐因而她討論的多半是認同問題。 認同並非一成不變。上文提到的黑人女學生聰明好學﹐今年要從研究所畢業﹐想繼續攻讀博士﹐找我寫介紹信。我答應了﹐剛好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忍不住問她﹐現在還認不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她的回答倒也乾脆﹕「我當然是美國人﹗去年我這麼說﹐因為我雖然住在美國﹐可是不知道祖先來自何處。我當然是美國人。這是我的國家。」 她說得不錯。可見歐巴馬最大的影響是提高美國各族裔的向心力﹐尤其是黑人。不論歐巴馬是否能挽救美國經濟﹐僅此一樁已經可以讓他不朽。如何救經濟﹖靠華爾街的金融家顯然還不夠﹐因為那些人只會包裝並不能創造財富﹐恐怕還是得靠苦幹實幹的工程師。雖然有些經濟學家打死不承認﹐羅斯福的新政是因實業建設奏效扭轉乾坤﹐最後的反動派在這節骨眼反而能一展身手。 (原載2009年1月22日聯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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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散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