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河小說《浪淘沙》（註1）享譽文壇的東方白，其長篇力作《真美的百合》（註2）全書計10章，共約20萬字，寫的是一個內心充滿愛的政治受難者，遠離囂塵，改於山上務農，無怨無悔地度過一生，以及敘述家庭成員喜怒哀樂與分離聚合的故事。

小說以台北大屯山楓樹湖為背景，洋溢著濃郁的田園氣息，主角「真美」就是在這兒出生、長大、戀愛、出嫁的。關於政治迫害，小說裡只是輕描淡寫，反而傾力描述家庭成員間相濡以沫的親情，帶給人更加深沉的戲劇張力。其間，阿爸和真美之間的父女情深，最是動人。此外，真美所收養的土狗Lucky，為全書增添了台灣小說難得一見的趣味。阿爸病故後，東方白跳出窠臼，讓小說人物擺脫悲苦，心靈獲得宗教精神和親情真愛的洗滌，勇敢地迎向希望的明天，也使得讀者滿心歡喜，覺得享受到一場美好的文學饗宴。

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認為，象徵意義的產生，往往來自「區別」或「二元對立」，小說裡的「對立」，會逐漸發展成為龐大的對立模式，籠罩整篇作品，並左右其意義。（註3）《真美的百合》的象徵性對立意義，主要繫於阿爸身上。

（一）和平與暴力

阿爸是虔誠的基督徒，喜愛鋼琴，淡水中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在「早稻田大學」念法律，兩年後祖父病危，他趕回台灣，卻因「閱讀共產書籍」被判刑入獄而輟學。出獄後，到楓樹湖修身養病，進而在此落地生根成了「農夫」。他充滿理想性格，是人道主義的實踐者，特別是一生愛好和平，寬容待人，作者在書中有許多相關的描述，如「阿母平時十分溫柔，阿爸卻比她更加溫柔，對太太與子女不必說，即使對一般世人也從來不曾動怒，更不用說惡言大罵了。」（頁16）他教育子女的方式，都是本乎「愛」與「和平」，由書中阿爸和真美種種親密關係的刻劃，當可獲得印證。

當然，阿爸也是不記恨的，對於自己之繫獄，雖如惡夢，但孩子一再追問下，他僅淡淡地回答：「唉，過去都過去ㄚ，講彼欲創啥？還是想將來，較實際，也較有路用。」（頁269）所以即使Lucky兩次險些因外省人而喪命，阿爸並不因此而痛恨外省人，更不會阻止真美二姐嫁給外省軍人。不過，阿爸有其基本原則，對於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的人，他頗不以為然，比如有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名人墓園，墓碑面向遙遠的、海的那一邊的中國，自己腳下的土地卻不屑一顧，阿爸就極富哲理地做了以下的結論：「人的『尊嚴』上重要，彼是的靈魂，千萬勿使失去；一旦失去，就真正變成果戈里（Gogol）的『死靈魂』，永遠都﹝勿會﹞得超生！」；（註4）而蔣中正去世之時，代表威權時代告一段落，已病得骨瘦如柴的、表面和平的阿爸，其表達內心激動情緒的方式為猛彈最喜愛的蕭邦「革命練習曲」，乃至將「中央C」的那條鋼琴弦給彈斷了，且從此不再彈奏矣，可謂深具象徵意義。

與阿爸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小女兒真美丈夫林哥哥之父，林父和阿爸一樣，曾到日本留學，讀的是中央大學政治系，戰後因參加反國民政府的各種活動，乃被捕入獄，經家人搶救，才得以死裡逃生，此後十分失志，改為務農，由讀書人變成做田人。但是跟阿爸不同的是，林父教育八個兒子，一律採取打罵方式，謂為「日本精神」，恰與阿爸的「基督精神」相反，一是威嚴暴力，一為寬容和平；一是「老父及子兒的中間，沒痛沒愛，規日聽著的不是罵聲就是打聲，﹝勿會﹞輸戰場」，（頁402）一是「父母痛子兒，子兒愛父母，不曾聽見罵聲，阿打聲都猶復較免講」，（頁402）二者形成強烈對比，令人深思。也因此，真美的家充滿「可愛的家庭」的和平氣氛，使得林哥哥嚮往萬分！

《真美的百合》書名亦蘊含象徵意義，第五章「父女情深」真美跟阿爸、大兄一起進入山中，在飛瀑絕崖附近，看見七、八朵盛開的百合，美麗高雅，純潔可愛，阿爸說：「這『真美的百合』哪會即倪美呢？因為伊生在沒人挽會著的石壁頂，沒必要受人腳踏，沒必要給人刀割……Mami啊，你以後大漢著愛學這『真美的百合』，有聽也無？」（頁114）點出本書篇名的由來，同時也透露其「災難∕和平」的象徵意義。「百合」乃「和平」的圖騰，對在歷史上多災多難的台灣來說，和平之美尤其值得珍惜，不言可喻。而一生追求愛與和平的阿爸，卻飽受政治冤獄之苦，當阿爸病故埋葬時，真美不忘將從「楓溪」摘來的聖潔的百合，連同象徵全家七口的七把土一起埋到墓穴之中，讓阿爸真正得到了安息。

（二）死生及其他

阿爸埋葬之後，墓地左側冒出一支新芽，這芽以後長成一棵繁茂的枇杷樹，第三年起，年年都結了滿樹纍纍的枇杷果，而且甜又多汁，阿母得意地說：「彼攏也是您阿公日夜列照顧的啊！」（頁549）此無異是阿爸的「死而復生」，具有「死∕生」的象徵意義。又，完成楓樹湖「電力供應」，是阿爸的兩大心願之一，等到阿爸回來山上的第三天入殮，這個夜晚「台灣電力公司」給「楓樹湖」通電，一時之間，整個山谷由陰暗的「黑溝」變為燦爛的「銀河」，當然也代表了「死亡∕永生」以及「黑暗∕光明」的象徵意義，的確耐人尋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刻意營造「春」的象徵意義，像是真美和阿爸常去三重埔就醫的姑丈開設的醫院就叫「立春醫院」；山上雜貨店每扇門都貼了紅紙金粉倒立「春」字的門聯；這「春」原代表的是「希望」、「復原」，只是此一倒「春」字反而成為「災厄」的代稱，怎不諷刺！後來，靈犬Lucky遭軍車重撞，命在旦夕，牠被雜貨店老闆和「拳頭師」自溝底抱到木板門上，頭正好壓在那紅紙金粉倒立「春」字，所幸Lucky終於轉危為安。當阿爸病重，由醫院送回楓樹湖，還是由雜貨店老闆和「拳頭師」合抬到山上，阿爸「始終閉眼倒臥在木板門，頭不偏不倚壓在那紅紙金粉倒立的『春』字上」。（頁538）此一「春」字是伏筆，其蘊含之「正∕反」象徵意義顯而易見。

（三）結語

東方白《真美的百合》，經由結構主義的分析，其象徵語碼蘊含的意義，可謂十分豐富。以阿爸本身的對立結構，建構「死∕生」、「暴力∕和平」之對比效果和反諷意義，層次堪稱多元，深具藝術性與美學結構，值得細細咀嚼品味。※


【附註】

1、東方白《浪淘沙》（台北：前衛，2005年5月修訂新排版）。
2、東方白《真美的百合》（台北：草根，2005年5月台灣版初版）。
3、參閱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收錄於周英雄、鄭樹森      合編《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黎明文化，1980年初版），頁172。又，羅蘭‧巴爾特認為，我們對現實的認知都要通過既有的、現成的示意系統，同理，從文學得到的認知，也是要透過不同的示意系統或「語碼」（Code），而且可透過動作語碼（Proairetic Code）、疑問語碼（Hermeneutic Code）、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象徵語碼（Symbolic Code）和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等五種語碼來論析。
4、《真美的百合》頁496。俄國作家果戈里(N. V. Gogol, 1809-1852) 被譽為19世紀俄國寫實主義之父。1842年其《死靈魂》（V`hndst Leib ）第1卷甫一出版，在俄國評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形成讚賞與憤怒兩種極端。憤怒的一方表面看來是為其呈現俄羅斯人民赤裸地貪婪、狡詐而感到不滿（波列伏依一派），然實際上，這場論戰深層裡牽涉到知識分子對於「農奴制」的複雜情結。19世紀初，正是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開始發出「君主憲政改革」、「取消農奴制」的呼聲。而果戈里在書中所顯露的保皇意識、對於地主莊園生活的想望，看在當時積極提倡俄國民主解放運動的知識分子眼中，極不是滋味。就算是當時讚賞捍衛這部優異小說的重要評論家別林斯基，亦致信果戈里批判其反動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