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文學結構主義的觀點，作品裏某些字句與描寫雖是具體的呈現，但隱含某些意義，把這些有意義的文字組列起來後，往往便會發現這些文字共同指向比較抽象的意義，此一「內涵語碼」即為英美現代文學批評所謂的「主題」或「主題結構」。任何具有藝術價值的小說，莫不蘊含崇高的主題，歸納起來，東方白《真美的百合》（台北：草根，2005年5月台灣版初版）表達了以下思想卓越的內涵語碼。

（一）宗教情懷

每一個人不管有無宗教信仰，對其生命都存有一種最後的預設或是所謂的「最終的關心」，並且依此假設生活，信以為真，這也就是宗教思想的本質，提供了人生的基本意義、安全感。換言之，人的性格與生活行為都倚賴其內在的信念。人往往會去尋求這種被視為「永恆」的信念或真理，進而信奉某種宗教或哲學，構成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以上的宗教或哲學，很自然地會有意或無意的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留下或隱約或明顯的宗教痕跡。東方白的小說，不論短篇或長篇，一直是呈現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終極關懷的宗教背景，散發出讓人沉思的哲理。東方白認為，偉大的作品都有宗教做其作品，因為宗教是最普遍的一種終極關懷，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達到這層次的作品，才稱得上文學的極致。以《浪淘沙》為例，其中三個家族的主要人物，行事風格莫不是宗教性的，東方白特別在族群的分布與宗教的信仰上，做有意的安排，如丘雅言是河洛人，因家庭及唸教會學校的關係，篤信基督教；江東蘭是客家人，信仰禪佛；周明德為福州人後裔，他既參禪打坐，又是教會長老，可謂「百教合一」，充分流露東方白的宗教情懷。

   《真美的百合》一樣洋溢基督教的色彩與情懷，阿爸和阿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也因淡水長老教會的牽線，兩人結為夫妻，成為楓樹湖的模範家庭。書中對於石厝家庭生活宗教氣氛的描述，著墨甚多，聖詩、經文、禱告一再出現，東方白詳細描述「家庭團契」的種種，刻意透過六首《聖詩》歌曲來營造基督教家庭的特殊氣氛。第四章以「主日遠足」為主題，專章描述「真美」一家人於星期天由山上到平地的「淡水長老教會」做禮拜的詳細經過，除了祈禱文，並且引用了兩段《聖經》經文和「猶大出賣耶穌」的故事。後半則描述「真美」一家如何去過每年最盼望的「聖誕節」和「舊曆新年」，充滿宗教的寧和氣氛。第七章「不幸生辰」，阿爸被警總關了三個月之後回到家，唱完《聖詩》，阿爸改彈起悲泣哀禱盪氣迴腸的「奇異恩典」，至本書最後一章，真美於父親葬禮後，痛哭一陣，來到溪邊，登上高聳巨岩，遙望大海，這時耳朵悠悠響起阿爸彈奏「奇異恩典」的琴聲，終而恍然頓悟，原來阿爸正是上帝賜給她的「奇異恩典」。透過宗教情懷，前後呼應，並且提升全書的境界，帶給讀者思想上的啟發與感動，提供一片恢閎深刻的反省空間。這樣的作品足以淨化靈魂，照亮我們心坎深處的黑暗領域，給我們帶來生存的希望與期待，可以說是葉石濤所謂「理想主義」的具現。

（二）人道精神

人道主義肯定所有人類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價值及自主地位，人人都應受到尊重。主張作家必須是人道主義者的台灣文學耆老葉石濤，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浪淘沙》這部臺灣人命運的史詩，「是由巨視性的世界觀點來凝視台灣及台灣人的歷史性遭遇，又能站在本土性的土地和人民的立場來透視台灣人命運的小說……從來沒有一部台灣小說帶有這種超越國界、人種的超然立場」。易言之，《浪淘沙》所關懷的層面是世界性的，而《真美的百合》賡續《浪淘沙》，其對人道精神的謳歌以及其「愛與光明」的崇高主題貫穿了全書。

 阿爸為大姐出國留學四處籌借保證金和船費，一再遭拒，借用二姐已就業的高中同學李小姐之口，向不願借錢還猛潑人冷水的楓樹湖農產中盤商說道：「阮父母不時都列對我講：『若有人需要幫助，著盡量幫助人。』也復講：『錢不是人生的一切，錢欲趁就有，而且「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所以不通看尚重。』」（頁294）而阿爸雖受政治迫害，Lucky也差點被中國兵撞死或成了老榮民的下酒香肉，但他並不因此痛恨「外省人」，其寬容的心胸，非常人所能企及。而書中《聖經‧馬太福音》「山上寶訓」之「論愛仇敵」經文，就先後出現了三次之多。又，阿爸住院時，多了與真美單獨相處的機會，告訴真美「聖誕老公公」的故事，原來每一個人都是「聖誕老公公」，揹袋中裝的禮物不只是「翁仔物」，也是「愛」，而這個布袋的禮物無論怎麼拿都永遠不會空，這「施比受更有福」、「愛永不匱乏」的人道主題，顯示東方白對此一至善境界的追求。事實上，文學作品正因此才得以真正的偉大、感人與不朽。

（三）族群融合

台灣於1895年割讓日本，被迫接受屈辱的殖民統治，不同族群的台灣人受到一樣不公平的對待，於是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展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抵抗，以追求平等的待遇。迄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光復之初，台灣全島因掙脫異族暴虐統治而歡欣不已。詎料未久發現國民政府之統治體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總督府制度的延續，加以接收台灣後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舉措失當，招致民怨，以及台灣人遇到疏離之後再回歸的許多調適上的困難，內心不斷地積累不滿，使得台灣人原先對祖國的憧憬與期待完全為之幻滅，終於爆發不幸的228事件，成了台灣人內心永遠的傷痛。一陣混亂與狂飆之後，島上籠罩著白色恐怖的陰霾，更令台灣人禁若寒蟬，並與外省人之間產生不可觸碰的族群情結。直到解嚴，政府重新面對、檢討228事件，朝野則進一步努力撫平這歷史的傷痕，期使我們的社會和諧、團結。

誠如陳芳明所言，族群、省籍、身分認同等等糾葛的問題，一直是東方白的小說主題，而且是以開放、樂觀的襟懷來處理「本省∕外省」族群問題，跨越國籍、種族，賦與人本關懷，像《浪淘沙》的黎立與周明德在四川結識，成為好友，來到台灣，兩人重逢，暢談敘舊；〈古早〉裡土生的姐姐玉蘭愛上番伯公眼中的「外省豬」──于中尉，目睹了省籍情結所造成悲劇的土生，其么女就嫁給了外省人，而且相處得十分融洽。《芋仔蕃薯》的主角馮震宇，生於屏東，父親是湖南人，母親是浙江人；《小乖的世界》的主人翁小乖，生於1980年的台北，父親是隨軍來台的外省人，母親是台灣人，小乖本身就具有族群融合的身份，誠如彭瑞金所言，小乖清楚標示了「她」是台灣人個體和群體都經過全新的定位之後的「新生事物」。《真美的百合》裡，阿爸雖遭是政治受害者，靈犬Lucky被囂張的軍車撞成重傷，後來還險些成了老榮民下酒的香肉，但阿爸跟《浪淘沙》的周明德一樣，認為「世上只有善人與惡人之分，豈有國籍種族之別？」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典型的「省籍情結」，阿母對於二女兒要嫁給「外省的」，內心有所疑慮，但寬容無私的阿爸安慰阿母：「子婿才若好，您查某子復愜意，一切就OK，才不免去管『本省』抑是『外省』。」（頁333）於是真美的二姐得以在父母祝福之下，滿心歡喜地嫁給大屯山頂雷達站的副站長王中尉。由此可見東方白在促進族群融合方面，始終不遺餘力、煞費苦心，值得居住台灣的多元族群深思再深思。

如上所述，東方白《真美的百合》所欲傳達的內涵題旨，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

【註】：

文學結構主義學者羅蘭‧巴爾特認為，我們對現實的認知都要通過既有的、現成的示意系統，同理，從文學得到的認知，也是要透過不同的示意系統或「語碼」（Code），而且可透過動作語碼（Proairetic Code）、疑問語碼（Hermeneutic Code）、內涵語碼（Connotative Code）、象徵語碼（Symbolic Code）和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等五種語碼來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