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臺灣教育發展史的典範

　　總統府資政劉真先生向有「教師之友」及「臺灣師範教育之父」等美譽，他在民國三十八年，以三十九歲之齡接辦臺灣師範學院（即臺灣師範大學前身），時值大陸情勢逆轉、風雨飄搖的年代，但他不怕麻煩，勇於負責，積極解決校地問題；救助青年學子，平息學潮，安定校園；求賢若渴，以至誠延聘錢穆、潘重規、梁實秋、溥心畬……等名師碩儒講學任教，蔚為一時之盛，更奠立臺灣師範教育淳厚之學風。其於弘揚師道，多年以來，始終如一，如建議政府將孔子誕辰及教師節由暑假中的八月二十七日改為考證後的九月二十八日；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時，排除萬難，創立教師福利制度，興建教師會館，益彰我國尊師重道之特有文化傳統；其深知國文關乎民族文化之傳承，乃組成並主持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近六十年來未曾中斷，對提倡中國語文教育，貢獻厥偉。至於發揚我國教育思想，鼓吹師道文化及教學著述，影響尤為深遠。

劉真先生一生奉獻教育事業，無怨無悔，是促進臺灣教育現代化的教育家，讀方祖燊教授所輯《教育家的智慧∕劉真先生語粹》（方祖燊輯：《教育家的智慧∕劉真先生語粹》臺北：遠流，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無形中吸收了劉真先生眾多著作的精華，彷如閱讀許多本書，且對劉真先生的人生觀、教育理念有全面的深切認識。就像鄭石岩教授所言，此書適合當「心靈體操」的讀物，是從事教育工作者的勵志好書，值得隨時玩味閱讀，從教育家的語粹裡汲取教導的智慧。

二、以身作則力行師道

　　劉真先生曾任立法委員、臺灣師範學院院長、臺灣省教育廳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然素性淡泊名利，任臺灣師範學院院長時，因有立法委員對委員同仁在外兼職提出質詢，劉真先生就毅然向當局辭去立法委員職務，當時眾人深以為惜，力勸暫予保留，但劉真先生不為所動，自認既已獻身教育，即應全心致力辦學，其高風亮節，可見一斑。又，劉真先生在政大教育研究所任教期間，原可獲得學校配住宿舍，然其因已住公家宿舍，乃予以婉謝，而將此一機會讓給其他需要宿舍的教授，自己仍住在臺北市福州街原有簡陋的老舊宿命內。此種謙沖、不私、無爭的風範，今日實不多見。

　　是以劉真先生以身作則、持之以恆的個性，讓人印象最為深刻，並從中得到啟示，也就是──成功絕非偶然。

    曾任教臺灣師大的名作家梁實秋指出，劉真先生每天清晨朝會，領導學生升旗講話，從無間斷。他從未見過一位大學校長肯做這樣的事；這不是一件小事，其背後需要一股認真做事的毅力。劉真先生告訴學生：「我要求你們的，我一定首先做到；我自己做不到的，我決不要求你們。」前北一女校長鄧玉祥說，劉真先生在政大教育研究所任教三十年間，從未請過一次假，是一位百分百的「全勤教授」。此種堅守崗位、勤勉自勵的精神與毅力，怎不令人感佩！他的確言行如一，做到了「要教育好別人，先教育好自己」，難怪深受學生尊敬與歡迎，可以說為「師道」做了最佳的示範。

三、教育工作者的論語

　　書中，劉真先生許多教育理念，歷久而彌新，極具價值，猶如一顆顆閃亮的鑽石，亦可視為「教育工作者的論語」。他認為，教育是一項看不見、摸不著的良心工作，所以教書時應該全力以赴，教課前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才能夠獲得學生的信賴，不被學生所看輕，

    此外，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教書匠與教育家」。他指出，教育是一種事業不是一分職業，「匠」與「家」代表了不同類型的教師，他以菩薩心腸，懇切地期勉所有的教師，無論是教書或辦理行政，更無論職位的高低，只要下定決心，具備宗教家那樣的愛心、耐性、熱忱與懷抱，一個幼稚園的教師也可算是教育家；反之，如果沒有這種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忱與懷抱，「缺乏一種崇高的人生理想，僅僅懂得一些教學方法和技術，那恐怕只能成為一個普通的教書匠了」，即使身為大學教授亦不配稱作教育家。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理想的教師固然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勤於研究，不斷進修，更應以成為「人師」來自我期許，以「教學生如何做人」為努力目標，用人格來感化學生。真正的「人師」，其本身必具有偉大的人格，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變化氣質於無形。這種間接人格的感召作用，比直接的道德教學力量更大。像這樣以極簡易的語句所表達的教育理念，書中俯拾皆是，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再三深思反省。

四、必須重視國文

　　劉真先生之重視國文與其崇高的愛國情操，相較於當今社會之輕忽國文和道德之淪喪，猶如暮鼓晨鐘，值得大書特書。他撰寫專文，一再於公私場合，大聲疾呼：「必須重視國文。」因為「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倫理思想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的典籍，大都基於發揚人性向善的觀點，闡述修己善群的重要。」由此可知，國文一科除了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外，並具有陶冶品德的功能。故我們除吸收西方新知外，亦應多讀我國典籍史冊。在他看來，國文程度的高下，可以說是教師稱職與否的關鍵，所以他主持師院時，規定每學期舉行國語文統一考試，對作文優良學生鼓勵有加，後來又號召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若非遠識之哲人當無以致之也（以上參閱黃守誠撰《劉真傳》，臺北：三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版）。其實，早年傳主負笈異鄉期間，正是寫作投稿才使他改善生活，度過難關，進而受到師長重視，也因為撰文而得識陳誠將軍，成為辭修先生的侍從秘書，自此改變他的一生。是以劉氏最能體會提高國文程度的重要性。

　　劉真先生相信，語文為研究學問的基本工具，也是瞭解國家民族文化的基礎，所以推廣、加強語文的學習，便是為國家、民族的生命，做了最好的奠基工作。而他崇高的愛國情操與重視民族精神教育，跟重視國文可說是互為表裏。他說：「假如不了解自己祖先在艱難困苦中成家立業的經過，怎能激起對祖先懷念崇敬的意念，以及個人奮發圖強的決心？」又說，凡是能在歷史上稱為一位偉大人物的，他們一生努力奮鬥的目標，總是在謀求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絕對沒有自私的打算，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這種公而忘私的精神，便是現代的青年們所最應該學習和實踐的。劉真先生所言，誠然用心良苦，充滿了高度的愛國熱忱。

五、不信人間耳盡聾

《教育家的智慧》全書共輯錄劉真先生語粹二百則，依不同性質，分為「人格與修為」、「生活激勵」、「談讀書」、「人師典型」、「全方位教育」……等十四篇，有關教育倫理、教師進修、國民教育、技職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等皆涵括在內，剪裁得宜，條理分明，每一則都發人深省，字裡行間洋溢著熱愛中華文化、一生奉獻教育的老園丁之諄諄心情，誠如王陽明詩云：「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此外，本書除了鄭石岩教授的「推薦人的話」、前教育部長朱匯森序文，還附錄劉真先生朋友、學生的「認識劉真先生」共六篇，由各個層面表達其思想，勾繪其個性，使本書更加生動引人，提高可看性，的確功不可沒。當然，讀完本書，如再與黃守誠《劉真傳》相互對照，必定對這樣一位教育文化界的典型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對於從事教育工作也會獲得更多的啟發與更大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