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至29日，汶萊舉行的東協擴大防長會，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推辭了日本防衛大臣「站立外交」的提議，反回以強硬的海洋政策，一邊要日本把「挑事者糾正錯誤」，一邊大振旗鼓，藉與俄國演習之名，派遣艦隊再度穿越對馬、宮古海峽，不打算在釣魚台主權爭議上，有所妥協。

而日本對中國時日以來的警覺，反應在今年的國防預算上。經過了連續10年裁減之後，首度呈現正成長，來到了4.8兆日圓。短時間看來，中日兩邊雖然沒有硬幹打算，但是相互備戰、摩拳擦掌的準備工作，早已開始。

雖說釣魚台爭議在2011年升溫，其實這並不是新議題。5年前，中、日雙方為了預防該區域情勢變化，洽談了三個所謂「信心建立措施」。他們是「中日海上通聯機制」(China-Japan Maritim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CJMCM)、「海上搜救合作協定」(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Agreement)、以及「海洋事務高層諮商機制」(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Maritime Affairs)。

這三項聊具形式的協議，至今尚未正式簽署，更別說付諸執行。說明了中、日之間的互信，還停留在空想與不情願當中，並沒有落實的跡象。

「中日海上通聯機制」(CJMCM)，日本官方當初將她定義為通聯機制，目的就是希望發生類似美、中現有「軍事海上諮商機制(MMCA)」的效果，建立雙方定期協商平台。中、日兩國在2008年促成，當時的工作小組，日方由防衛省國際政策部主管，率海自、空自及聯參等出席；中方則由國防部、解放軍海、空軍組成。問題出在雙方代表均來自防衛體系單一部會，所達成的共識僅適用於「軍用船舶」，未能全面擴及海監、科研、漁政等作業船隻，無法為日後的水域對峙帶來任何緩衝作用。

很快地這個弊病便被發覺，2010至2012年間，中、日進行了CJMCM第2、3次工作小組會議，同意建立CJMCM三項工作內容：

1)每年定期召開工作階層協商會議。

2)雙方建立熱線，因應緊急所需。

3)當海上對峙發生，得使用CH-16頻道，以英語方式通信。

此份協議一出，為東海和平帶來曙光，其中「建立熱線」尤其令人振奮。但，問題也正好在此，說好要建立熱線，但有關設置位置、通信層級、聯網頻次、加解密裝置等細節均未敘明，使得這份協議直到2013年1月，解放軍艦艇宣稱遭到日艦射控雷達鎖定為止，始終派不上用場。

其次，是中、日「海上搜救合作協定」(SAR協定)。這是一份由日本海上保安廳與中國海事局(MSA)，2009年在北京簽署的文件。這兩個官方單位的關係，可以追溯到30年前就已經開始，這次的協議不過是把過去的條例，重新拿出來檢視、更新。因為目標要創造東海成為「和平、合作與友誼之海」，所以2011年野田首相一上任，便與溫家寶總理宣布達成此案共識，包括情報分享與緊急應變，中、日都有共同的執行計畫。可惜的是，中國海事局2013年全面改組，原來MSA的功能並沒有完整移編過去，使得這份協議，付之闕如。

經過2011年中、日多次海上對峙，野田與溫家寶決定在同年12月開展跨部會「海洋事務高層諮商機制」對話，趁著野田2012年5月的首次訪中，正好為第一次對話揭開序幕，並且在2012年底前，又舉行了第2次會議。「海洋事務高層諮商」是以外交體系主導的政策會議，並無實質管制效果，比較像是在中、日上百場年度會議之外，額外增添的架構，除了象徵性的握手寒喧，至今看來並無具體意義。

依照日本外相Gemba的說法，「高層協商」可視為一正式對話平台，目的在增進雙邊合作、管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互信」。他接著說：「at the end of the day…兩國將建立多層次海上風險管控機制」。眼前，這套機制面對中、日海上爭議，同樣無法適時緩解情勢。「高層協商」強調的所謂at the end of the day…，大概也只能高興一天。

歸納上述三套機制，筆者提出幾項結論：

1)儘管成效有限，至少，中、日雙方認知，海上對峙如不能確實管理，將迅速演變為大規模衝突危機。

2)上述機制也許能降低海上誤判機率，避免衝突升溫，但無法解決政治分歧面的問題，也不能提供雙方累積政治互信的條件。

3)日本在強化軍事準備，因此，中國清楚東海問題的處理，遠比南海爭議更加棘手，其中，若再加上美國的影響，情況將更難以因應。

未來，東海問題管理上，這些機制也好、協議也罷，仍有許多談的空間。在此之前，中國、日本之間只存在形式，談互信？嗯，還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