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歡舒國治在《台北遊藝》P.8~9描述他眼中七十年代的台灣，所以在整理舒國治和楊照的對談記錄時，就直接引用了書中那一段話。

在讀者心中，台灣最美好的時刻是哪幾年呢？

永遠的文青遊藝會，一段美好的生活史

時間：104年7月27日下午2點

地點：皇冠出版社

對談人：舒國治、楊照

記錄整理：侯延卿

台灣最美好的年代是哪一段時期？

民國四十一年出生的舒國治和民國五十二年次的楊照，從文青的角度切入，聊他們的青春年少，留下一段美好的關於六、七十年代的記憶。

人稱「舒哥」的舒國治，是台灣文壇公認最會閒晃過日子的人，最近剛出版《台北遊藝》一書。楊照比舒國治小一輪，但相較於其他五年級生，楊照在文學與電影方面反而與舒國治這一輩有較多共同的語言。

1971年，舒國治十九歲，他眼中的台灣「很台灣」，但非「本土」：「已逐漸離開四十、五十年代的半日據、半閩南、半外省所綜合遺留之平寧質樸風貌，又已經歷了六十年代的欣欣向榮追求富裕的繁華衝刺……是一個對自由之呼吸極度需索，卻又一時之間尚未覓得適宜形式的兵荒馬亂世代……都市中充斥著『西餐廳』，而這種『西』，既不美國，也不英法德義，是一種台灣天才自創的『西』。台灣用自己認定的方式看西方，何等狂放，又何等有趣。」

楊照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固定看報紙副刊，小學六年級去逛書展就慫恿姊姊出錢把整套布面精裝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買回家，因此楊照從童年時期便開始接觸台灣當代文學。在閱讀經驗極為早熟的楊照眼中，舒國治這一代文藝青年似乎很喜歡在筆記、札記裡，記錄自己看了什麼書、什麼電影，或者做了什麼事情。楊照讀了之後，常會按文索驥，追逐那些前人的經驗。閱讀而來的記憶與自身的經歷交織，使得楊照的五年級文青經驗與舒國治四年級這一代有許多重疊。

不過，還是有半代的差異。

在舒國治看來已於七十年代逐漸沒落的事物，對楊照來說仍新奇、強烈且重要。七十年代初，所有的變化，對楊照而言都是開端，不是延續。楊照看到的文青，正從西方式或嬉皮式轉變成林懷民式，在西洋文化中注入中國傳統的情韻。而舒國治看來：「每個年代都是前個年代的延續，其價值或同異要到後來才會被看清楚。」

走馬看書

舒國治對老台北的記憶，逛舊書攤是極重要的一部分。雖然只是閒逛，卻也逛出了一家之言。他曾在1992年預言光華商場的發展將成為有聲出版物、電玩軟件等消費品之集中場，如今驗證，果然被他料中。

楊照的年輕時期，愛書人常去之處是國際學舍、重慶南路。從閱讀的角度來看，楊照認為台灣最美好的時刻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因為那十年的現代詩至今仍是最精彩的。但對楊照個人而言，七十年代才是最美好的時代。遠景、純文學、大地、爾雅、洪範、九歌、言心等出版社，在七十年代耕耘出一片繁花盛景。高信疆、柯元馨創辦的言心出版社，為書籍設計的彩色封面，尤其讓人印象深刻。

舒國治：言心出版的《夏濟安日記》封面是一顆橘子上頭插著一把拆信刀，很有突兀的藝術感。還有林白出版七等生的《僵局》，封面以七等生的黑白生活照套藍色調，用強烈的視覺效果帶來心理上的衝擊。

楊照：遠景在台灣出版界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敢於創新，當然也包括封面設計，例如1976年出版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封面是一個女孩兒的彩色特寫鏡頭，她手持利剪，剪刀貼著她的臉，一雙黑白大眼睛取代了她的眼睛）。

舒國治：當時的主事者願意找新人做些出人意表的設計。一向作風大膽前衛的黃華成，為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做封面設計時，親自粉墨登場，打扮成古人，穿上古裝扮演蘇東坡。黃華成負責發想，攝影則請來專業的名家莊靈掌鏡，分工非常考究。

融合的年代

七十年代雖然社會上還是有很多限制、很多框框，但是也出現很多新的空間。

舒國治：本省、外省融合需要一段時間，融合必須在社會經濟繁榮的狀態下才做得到。繁榮會讓人樂意去嘗試新鮮事物，放掉很多堅持。例如外省人開始吃蚵仔麵線、甜不辣等台灣小吃，吃粿要加一堆醬油膏等傾向本省口味的調味料。五、六十年代，本省人很少打麻將，到了七十年代，本省人開始打麻將了；七十年代末，外省人也跟著打本省式的麻將，從規則繁複的13張變成「放銃付錢」的16張。還有一種絲質透明的台客襯衫，許多外省男生也穿，很有道上兄弟的味道。當時，外省幫派和本省幫派大家懷抱著相同的「工商使命」，同樣有一點「武學」根基，從事現代化的行業，志同道合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七十年代，外省人拋開肩上的包袱，展開新台灣生活，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融合越來越固定。

楊照：我是本省家庭出身，在晴光市場長大。小學開始學小提琴，國中學吉他。國中班上有位家境極為富裕的同學會彈鋼琴，很自然就開始一起聽爵士樂、搖滾樂，然後組band。有一次三位同學相約到這位富有的同學家玩band，他父親回家撞見便責罵說這些是外省人的活動。因為當時年長一輩的本省人慣常聽的音樂是諸如美空雲雀等歌手演唱的日本歌曲，看電影也要看日本電影。可是年輕一代本省家庭的子弟受外省氣氛影響，聽搖滾樂、看西洋電影，那股潮流是擋不住的。所以同樣的融合，也發生在本省這一邊。早一輩的本省青年很少會去聽音樂或接觸文學，除非是有師範背景的學生，譬如七等生。

舒國治：如今大多數讀者只知道楊照學識淵博，極擅長評論與分析；殊不知楊照的少年學藝過程，像學音樂與鑽研新詩，原本應當可以是不問俗事的深居簡出的藝術家。然而時代變化太大，他不只唸歷史系，又完全屬於學運的世代，不惟能寫，還能演講，能上電視電台，最後成了今天這個十八般武藝皆通的現代文化人。

不甘於貧乏的年代

七等生的青年時期是六十年代，是舒國治心目中台灣最美好的時代。

舒國治：六十年代的台灣仍處於城鄉不分的狀態，有很多的未知、很多的想像，追求哲學、意識流等一知半解的學問，或者寫新詩，找尋新的字句、琢磨要用什麼字眼來表達，文藝浪潮洶湧澎湃。在那樣的情況下，七等生摸索出他自己的文字風格，而不是翻譯西方文學的語法，例如他寫〈結婚〉，一個小鎮上，兩條街的交會處，小樓房堆著貨物，就是現在很多老街的模樣，今日的大溪老街、三峽老街皆如他所敘述的一般。早在1966年，他就寫得這麼好。那種時代的文藝最是可貴，在混沌中只要看到一點光芒，便讓人感到震撼。

楊照：那個氣氛到七十年代仍存在，相對知道自己貧乏但不甘於貧乏的心情，看到一點新的東西就會全心奔赴。譬如但漢章關於電影新潮流的文章，是許多年輕人的電影啟蒙。但漢章極盡所能地蒐集那些訊息，就是那種渴求的精神，讓整個時代朝氣蓬勃。

舒國治：哪怕是貧乏，美國的小樹林出版公司（Grove Press），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專門出版非主流的或有爭議的書，包括翻譯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有時在台北的舊書攤也買得到。但漢章是才氣早發的好例子，雖然唸法律系，卻一心想拍電影。曾經他還想拍王文興的《家變》，籌備階段，那時還未出國唸書的李安也投了履歷想參與演出。

西方文化的影響

楊照從高三到大一都在幼獅文藝打工，就是因為看了一堆前輩的文章常提到幼獅、美新處等場所，心生嚮往。

舒國治：據說有一些人，每次經過美新處，都要進去洗手間洗個手、拉下一張擦手紙來擦一下。現在這種擦手紙很普遍，可是當時並不常見。

楊照：就像黃春明《蘋果的滋味》裡所描述的情節。

舒國治：電影的養分對我的創作很重要，常跑試片間。七十年代，美國的新電影運動興起，演員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皆崛起於那個時候。有一個導演叫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拍過《天堂之日》，他在當時並沒有被視為頂尖的導演，而這部片子拍得極美，後來隔了二十年才拍下一部片（《紅色警戒》，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七十年代台北的影痴公認最好的電影是史丹利•庫伯力克（Stanley Kubrick）的《亂世兒女》，劇本改編自《浮華世界》作者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小說《The Luck of Barry Lyndon》。

楊照：從高中到大學時代，我都可以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之前把所有最佳影片看完，以致有一種切身之感，覺得自己好像影藝學院的評審。但是相對的，因為我這一代受到主流好萊塢美學的感染，雖然也有機會看法國新浪潮或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電影，但實在看了太多美國片，不知不覺中必會受到影響。

永遠的文青

七十年代的年輕人沒有現實感，做事常憑一股傻勁。

舒國治：若將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年對切，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出生的人，即六十年代的青年，屬於前半段，習慣以傳統方式規畫他的人生，結婚、置產等皆會早做安頓 。七十年代的青年基本上是戰後嬰兒潮那個時期出生的，比較自由奔放，人生比較可以拖延，不急著結婚成家。或許同居，或許單身一輩子。許多文青不會太快想到買房子的事。

楊照：舒哥年輕時，因為沒有像同輩的文藝青年那麼執著認真，反而成為現在的優勢。六十、七十年代的環境並不富裕，許多文青一旦認真追求文學之路，往往因為沒有得到想像中的成就感而放棄，也有些人在成功之後跟著時代變化而遺失了初衷。惟獨舒哥有這能耐，閱歷豐富，與台北幾十年來的文藝圈如此接近，卻始終沒有被捲進去而產生各式各樣的挫折感。

舒國治：有的人是行動派，每天有紀律地寫作；但我想總有別的可能性。從現在六十來歲這個年紀回頭看，其實我並沒有非要從事純文學創作不可，不知何故弄著弄著就弄成現在這個地步。

楊照：我們的遊藝會是偶爾一次，那天過完就沒有了。舒哥實現了我們小時候的夢想，每天都在開遊藝會，而且很認真地享受遊藝會的氣氛。台灣文壇大概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像舒哥這樣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