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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5 09:58:00瀏覽4303|回應0|推薦0 | |||||||||||||||||||||||||||||||||||||||||||||
日本殖民臺灣和清朝統治最大的不同在於使用現代科學的方法,開發自然資源以調查研究先行,臺灣廣袤的山地蘊含的資源是殖民政府極想了解利用的,居住於山地的原住民對外人並非全然順從開放,造成研究上的困難。日本想以臺灣這一個殖民地的建設成果作為和歐美列強比肩的證明,邁向強國的憧憬吸引年輕人投入,有一群日本人接續的探索臺灣山地這片外人未知的土地,為臺灣的人類學和博物學建立豐富的成果。 光緒21年(1895)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時都是20餘歲年輕人的森丑之助和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在這兩年之間先後來到臺灣,懷抱著能將人類學調查貢獻於殖民地統治的抱負,展開對異民族社會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鹿野忠雄在日治的後期到臺灣,讀高校時就熱衷於探險採集,深入山林。
鳥居龍藏是四人中待在臺灣時間最短的,展現驚人的工作效率,他的第一次調查歷時半年,範圍在海岸山脈兩側,報告中說已經調查了「有黥蕃」、「阿眉蕃」、「知本蕃」、「平埔蕃」、「加禮宛蕃」;約當是東部的太魯閣族、阿美族、卑南族、西拉雅族、噶瑪蘭族。可能因為是最早進行同類的調查,初始的工作難在沒有前人的成果參考,卻可迅速累積大量資料。 結束第三次調查後,鳥居在「臺灣東南部の人類學的探險」文中說:「前後三次調查的結果,方才明瞭漢人所謂的『後山之生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這回調查的結果,略得明瞭,臺灣東南部有何種蕃族,和關於他們人類學上的各種事項,以及他們與其他種族間的異同等問題,進而明瞭了他們與紅頭嶼土人的比較關係。臺灣的蕃界,尤其是東部蕃界,其艱險一如其所得名之為Darkest Formosa,但我得倖免於許多大難,而費了大量的金錢,能夠到臺灣三次,因而得投一點光明於臺灣東部及紅頭嶼這種黑暗地域。」 孫大川在「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一文中計算鳥居龍藏四次來臺的時間,總共約26個月,鳥居在第四次來臺調查後宣稱:「這次調查一完,我所計畫的臺灣番族的人類學調查,便告結束了。」因此孫大川認為:「大家仔細計算一下他四次來臺調查的時間,再考慮一下當時臺灣地區,尤其是東部山地地區的交通狀況,我們實在無法接受他竟能將自己的臺灣『番族』人類學調查工作就這樣『宣告結束』;因為從一個原住民的立場來看,這只是一種博物學式對動、植物的分類研究,而不是對待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文化的態度。」 森丑之助對臺灣蕃地的高度熱情,自學各族族語,學習植物學的知識和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可不需軍警保護進入山地,奮不顧身的採集標本,以森氏(morii)為名的二十多種臺灣高山植物即是他留下的豐碑,如:森氏杜鵑、森氏山柳菊、森氏佛甲草、森氏當歸、森氏柳、森氏紅淡比、森氏唐松草、森氏豬殃殃、森氏蕁麻、森氏菊、森氏薊、森氏苔、森氏櫟、森氏鐵線蓮、森氏鐵蕨、森氏毛莨、森氏古綿草等等;此外還有拉丁學名有morii而中文沒有冠上「森氏」的植物,例如:粗毛懸鉤子(Rubus morii Hayata)、玉山耳蕨(Polystichun morii Hayata)等。 森丑之助在「浪人氣質」一文中自述:「我國領有臺灣的頭一年,未及成年的我跟隨陸軍渡臺,兵馬倥傯間不覺已近歲暮。次年一月起,因為公務到蕃地調查,不知不覺中感染了『蕃界趣味』。後來逐漸增加全島蕃地的調查行動,隨著調查的進展,發出的疑問越來越多,調查行動也就漫無節制的延續下去。當時,我為了自己的志趣,不惜傾注私財,從事危險的蕃地與蕃人調查,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快意的一件事……想到我自己已耗費全部的青春歲月,多次出入於生死之境,馳騁於白雲去來的蕃社群中,最後奇蹟似的活到今天,回想起來,不禁充滿幸福的感覺。」 當時的植物學家矢佐木舜一說:「從明治39年至42年的三年期間,(森氏)勤奮工作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殖產局所累積的高海拔地帶植物標本,幾乎全是森氏冒險採集回來的。」馬淵東一在「關於高砂族的社會人類學」(1953)文中提到:「森氏的《臺灣蕃族志》,是有關高山族社會生活的諸多寶貴記載,然而從整體而言,它並非偏重於習慣法的研究,實為包括了體質研究在內的廣義的人類學著作。據聞,森氏對於泰雅族、賽德克、布農等族特別熟識,若果他在生時能如願地完成《臺灣蕃族志》十卷及《臺灣蕃族圖譜》十卷的刊行,對於學術界必有莫大的裨益,可惜他早逝。」宮本延人對森丑之助的評語:「今日臺灣高山族的研究,實建立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成績,以及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人的功勞之上。」 目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體系源自於伊能嘉矩,他認為生蕃與熟蕃是政治性的分類,不是學術研究的結果。他將臺灣原住民分為「四群八族十一部」,八族為泰雅族、阿美族、布農族、曹族、賽夏族、排灣族、漂馬族、平埔族,平埔族再細分為十個族群。以這個分類作為濫觴,其後的的學者及官方文書只就不同的分類標準做修正而已。 鹿野忠雄是個停不下來的人,以他高中時期為例,是所聽聞過最精采的高中生活。大正14年(1925)錄取臺北高校,成為臺北高校第一屆的學生,昭和4年(1929)3月畢業。第一年就去烏來、陽明山及雪山西北側的霞喀羅做昆蟲採集。昭和元年(1926)放春假後不上課跑到布農族卡社群、卓社群及鄒族達邦社的範圍、玉山、八仙山、恆春排灣族的龜仔角社,由羅東沿蘭陽溪上至思源埡口,西出大甲溪源頭到雪山東側、雪山,還愛上一位泰雅族女子。昭和2年(1927)他去了福山、拉拉山、大武山附近的排灣族部落、鵝鑾鼻、海岸山脈,從花蓮走能高越嶺道路到霧社,梨山接大甲溪警備道出谷關,8月到紅頭嶼。昭和3年(1928)要畢業時,校方發現他三年來出席上課的時間不到三分之一(一年不到),也沒參加期末考試,打算開除他,幸虧校長三澤糾將處分改成留級,才使他豐富的高中生活不致悲劇收場,他成為第一屆臺北高校學生中唯一的留級生。留級的鹿野忠雄再接再厲,攀登卓社大山、能高山、奇萊山、中央尖山、南湖大山、合歡群峰、畢祿山。昭和4年(1929),雖然上課日數仍未達到校方要求的標準,三澤校長認為鹿野已提出多篇論文,並自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栽培這樣的學生才算教育,准他畢業。確定能畢業後,3月就去了北大武,再去屏東霧台魯凱族阿禮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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