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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數：99 |
 後藤新平 |
| 不分類｜不分類 2024/04/27 20:06:40 |
後藤新平（1857-1929），號棲霞，明治31年（1898）至明治39年（1906）8年8個月期間，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明治31年6月民政局長改稱民政長官）。 在臺灣割讓日本未滿3年時來臺的後藤新平，安政3年（1857）出生於日本陸奧國膽澤郡塩釜村，明治7年（1874）進入福島縣須賀川醫學校，取得醫師資格，明治16年（1883）任內務省衛生局技師，明治23年（1890）赴德國留學，得到醫學博士學位。甲午戰爭後擔任陸軍檢疫事務官長，任內的表現受到時任陸軍次官的兒玉源太郎注意。明治31年（1898）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4任臺灣總督，後藤新平為民政局長，在兒玉源太郎的重用下，「兒玉—後藤」體制執行漸進的統治政策，穩固殖民臺灣的基礎。 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在臺灣的任期幾乎相同。兒玉來臺的原因是臺灣割讓後，日本治理的成效不如預期，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解決抗日游擊隊問題，每年軍費開支700萬日元，還得從中國賠款中撥給1200萬補助臺灣軍費，乃木希典認為龐大的經費開支沒有讓日本從臺灣割讓得到實質利益，取得臺灣對日本而言是得不償失，因此有賣掉臺灣的構想，並說動了首相松方正義。明治31年（1898），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在軍政會議上提出《臺灣賣卻論》，建議將臺灣賣給法國或清帝國，並獲得外務省支持。兒玉源太郎當場反對：「臺灣是日本南部的屏障，軍事價值甚大，不能賣給法國。當初為了得到臺灣，費了那麼大的力，死了那麼多的人。若將臺灣賣給他國，長遠看來並不划算。至於乃木總督提到臺灣不好治理的問題，我覺得不是臺灣不好治理，而是我們管理臺灣的官員無能，如果首相覺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臺灣的總督，我願前往。」伊藤便決定由兒玉源太郎接任第4任臺灣總督。 兒玉源太郎，出身周防國德山藩（山口縣）武士之家，大阪兵學寮（陸士前身）畢業，明治10年（1877）西南戰爭時鎮守熊本城，抵擋住西鄉隆盛的攻擊，後任近衛參謀副長、步兵第2聯隊長兼佐倉營所司令官、參謀本部管東局長。陪同陸軍大臣大山巖到歐洲進行軍事視察，此後日本陸軍的建軍方式由師法法國改為師法德國。被任命為陸軍次官、參謀本部第一局長兼陸軍大學校幹事、監軍部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協助德國教官梅克爾少校訓練軍隊。明治22年（1889）晉升陸軍少將，中日甲午戰爭時任大本營留守參謀長兼臨時檢疫部長，黃海海戰後，陸軍大臣大山巖出任擴編的第二軍司令官，兒玉成為實際上的陸軍大臣。 兒玉任職臺灣總督8年，同時兼任日本中央內閣陸軍大臣、軍務大臣、文部大臣等職，明治37年（1904）日俄戰爭時，以專任臺灣總督兼滿州軍總參謀長身份親赴旅順戰場，實際待在臺灣的時間很短，被稱為「缺席的總督」，臺灣政務實由後藤新平負責。兒玉源太郎重用後藤新平，兩人合作關係融洽。兒玉好幾次推薦後藤新平擔任臺灣總督，但因臺灣總督必須是將領的規定而不遂，兒玉甚至想建議日本政府取消這個規定，都被後藤新平婉拒。兒玉長期不在臺灣，也沒有辭卸臺灣總督的職務，即是以此職位給予後藤支持。 日治初期，治安未能確立，為平定各地抗日隊伍，臺北、臺中、臺南駐紮三支混成旅團，軍方干涉民政事務的情況層出不窮，還有司法人員和文官系統的嚴重對立。後藤提出限制軍方人員出席總督府評議會的修正案，排除軍方審查總督府預算、法律及律令等重要案件的權限，引起軍方人員的不滿。後藤新平曾和臺中旅團長松村務本在宴席上爭吵扭打，事後陸軍幕僚參謀長立見尚文及松村務本以常服赴後藤住處謝罪，後藤才未提出已寫好的辭呈。兒玉總督在宴會場合訓誡軍人不該喝酒失態，在討論三段警備制的會議上，陸軍人員表達反對意見後，兒玉突然問陸軍幕僚參謀長立見尚文、楠瀨：「你們曉得什麼是陸軍行政嗎？」兩人瞠目以對。兒玉說：「身在陸軍竟不知陸軍行政為何？你們可以不必對民政表示意見了。」這件排除軍方影響力的案子就此上報中央，以明治31年（1898）敕令第147號發布通過。兒玉對後藤的支持，跨越軍系本位的限制，讓後藤得以放手施展。 對地方的抗日勢力，原本的策略是「三步驟警備法」，在反抗勢力出沒地區，由軍隊與憲兵管轄；在平地與市街地，由警察管轄；兩者之間的地區，由警察與憲兵協力管轄。因指揮系統不同，成效不彰，後藤新平決定讓警察負起治安的全責，讓警察深入民間，對歸降的抗日份子既往不咎，給他們工作或創業資金，對不肯服從的抗日人士則不寬貸，從明治 31 年（1898）到明治35年（1902），11950名抗日民眾遭到殺害，三年的時間，瓦解平地的抗日勢力。 臺灣的吸食鴉片問題，日本國內很多人主張應該立刻嚴禁，後藤新平認為應逐步禁止。將鴉片收由政府專賣，只有指定的專門藥店才能買到藥用鴉片。鴉片中毒者須由醫生發給診斷確定証明才能購買鴉片。課鴉片較重的稅，用此稅收改善鴉片問題與衛生狀況。明治33年（1900）臺灣鴉片中毒者169000人，17年後減少到62000人，昭和3年（1928）減少到26000人。 為處理臺灣的財政赤字，除鴉片專賣外，樟腦、食鹽等亦實施專賣制度，使其成為完全由國家壟斷、穩固獲利的事業，更乘日俄戰爭實施臺澎戒嚴與統制經濟，樟腦收益在日俄戰爭期間，與鴉片收入相當。樟腦與鴉片收入加起來，曾達到臺灣總督府歲收的42％。明治37年（1904）國庫補助減少為歲收的3.1％，明治38年（1905）國庫補助降到0，完成臺灣的財政獨立。 對領臺初期臺灣的財政困窘，後藤新平在明治31年（1898）呈給財政大臣井上馨的《臺灣統治救急案》提出解決方案：「臺灣的財政大概沒有比依賴公債更好的方式，也就是以1億至1億5000萬圓，由日本政府保證一定利息來募集外債，一開始先進行鐵道、築港、水道、兵舍、砲台的建設，繼而開拓中國沿岸的航路，以圖進出口之便利，並獲得低廉的必要商品。」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後藤提出《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內容包括鐵道敷設、築港、土地調查事業、給水事業、監獄改建、官廳建設等事業。 後藤新平在「舊慣溫存」方針下提出的臺灣舊慣風俗調查，也是一種漸進式的策略，避免直接移入新法產生人民不適應的扞格。後藤新平將之比喻為，鯛魚的眼晴長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眼晴長在頭的一邊，就像比目魚的眼晴不能取代鯛魚的眼晴，一個社會的習慣和制度是長久以來因應需要形成，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貿然更改；因此，統治臺灣要對臺灣的舊慣制度進行科學調查，而後採取順應民情的施政，不可貿然以日本的法制取代臺灣的舊慣，否則就是文明的暴政。明治34年（1901）組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後藤新平親任會長，有系統地調查臺灣的民情風俗與慣習。後藤離職後，明治42年（1909）成立舊慣調查會蕃族科，10年間完成臺灣原住民族生活、文化、社會等的舊慣調查。舊慣風俗調查的主要目的並非保存臺灣文化，而是基於統治需要，作為民事法的法源之一。在具有歐陸法系法學訓練背景的學者和法官詮釋運用下，將臺灣舊慣風俗融入民法的解釋體系，用作定分止爭的依據。 戶口普查和土地調查是掌握人口和土地資源的重要手段，日治時建立的戶政和地政的資料與制度，沿用到今日。後藤新平任內在明治38年（1905）進行臺灣第一次的臨時戶口調查，普查居住在臺灣本島（不包括山地特別區之原住民人口）及澎湖列島之現在人口及軍事機關與住於營舍外之軍人眷屬，得數3039751人。日治時期每5年實行一次普查，共計7次。 明治 31 年（1898）9 月成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後藤新平自任局長，展開對於臺灣西部平原土地的地形調查與確立土地權利，並製作地籍、繪製地圖、進行地租（田賦）改革、消滅大租權等的一連串土地、田賦制度之興革工作，到明治38年（1905）結束。土地調查事業總計進行了臺灣島內24168平方公里的地形與地籍測量，查定田園土地1647374筆、面積777850甲，較諸劉銘傳清丈時所掌握的課稅土地361446餘甲，增加了416403甲的課稅土地。「土地調查的效果，其一是明瞭了地理、地形而得到治安上的便利，其二是整理隱田增加土地甲數，而且消滅大租權增加土地收益，因此得以改正增徵土地稅而增加財政上的收入，其三是明確了土地權利關係，使其買賣安全，而得到經濟上的利益。這個經濟上的利益，主要是誘引資本，給予我（日本）資本家在臺灣進行投資土地、設立企業的安全。」（矢內原忠雄，1929） 後藤提出的《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占比最重的是鐵道敷設經費，採取鐵道官營的方式，就此改變日本領臺後採行的鐵道民營方案。原以軍事需求為重，靠近山區的路線，也被技師長長谷川謹介認為不符合縱貫鐵道產業開發的使命重新檢討，修正為通過重要市街、貨物集散地及產地，甚至在中部路段不惜迂迴至彰化、員林等沃野之地。明治32年（1899）成立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後藤新平親自擔任部長，同年分別由南北兩端同時興工，明治41年（1908）於中部接軌，基隆到高雄，連絡臺灣南北的縱貫鐵道全線通車營運。 基隆築港始自清末的劉銘傳，僅完成基隆火車站前局部的海岸填築工程。樺山資紀以次三位臺灣總督都有築港的計畫，最終只有進行築港調查。後藤新平上任後，解散軍方性質的基隆築港調查會，整併在總督府土木課下，任用專業的土木技術官僚重新調查。明治31年（1898）提出以臺灣事業公債作為財源，包含1000萬預算的基隆築港案。明治32年（1899）3月通過《臺灣事業公債法案》，基隆築港部份預算從1000萬減至200萬，為期4年。築港目標因經費縮減，暫時擱置原本被認為最要緊且經費最高的防波堤工程，將工程集中在港內部份浚渫、填地、建造海岸周圍石垣與船溜所等。明治33年（1900）9月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成立，為臺灣第一個官方築港的獨立機關，後藤新平兼任築港局長。明治 34 年（1901）後藤新平向內閣與議會提出預算超過千萬的第二期築港計畫，到明治38年（1905）仍未通過，以致基隆築港停擺。日俄戰爭結束後，明治39年（1906）初第22回帝國議會終於通過基隆築港費預算，從明治39年度至45年為期7年，經費620萬圓。後藤新平為基隆築港取得第二期計畫的預算、築港局繼續正常運作後，同年離開臺灣轉任滿鐵總裁。 日本領臺初期派遣來臺的軍隊，除反日武力抵抗，也面臨水土不服、衛生條件差而感染傳染病的問題。明治29年（1896）臺灣總督府委任時任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擔任衛生顧問囑託，發布傳染病預防規則，設立醫院及公醫制度，推薦東京大學工學部講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臺規劃衛生工事，推派 山口秀高 擔任臺北病院院長。以克服風土疫病為目標，整備近代衛生制度，運用科學醫學進行疾病調查研究，順應臺灣社會習慣，推行防疫工作。 在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囑託期間，後藤新平於明治29年（1896）6月前往臺灣南部進行衛生視察，後轉往中國廈門與英屬香港，結束後返回日本，他提出：「欲杜絕傳染病流行，首當在臺灣普及衛生設施，其根本之道就是要建立上下水道。」明治29年（1896）8月起，巴爾頓與濱野彌四郎執行基隆、淡水、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嘉義、鳳山、澎湖衛生工事調查；9月9日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臺北市街衛生工事調查バルトン顧問及濱野彌四郎技師調查報告」，內容記載臺北、臺中、淡水、基隆等地調查結果，說明上下水道、巿街衛生、防災、家屋設計規畫設計等。明治32年（1899）興建完成「滬尾水道」（雙峻頭淡水自來水廠），是臺灣首座自來水廠。同年巴爾頓染病逝世，後續建設工作由濱野彌四郎接手，陸續完成基隆、臺北、臺中與臺南等都市的自來水給水工程計畫。明治35年（1902），基隆的自來水系統完成，是臺灣第二個有自來水的城市，同時是臺灣最早採用沉澱過濾的淨水廠。 衛生制度方面，首先設立醫院與公醫制度，接著充實殖民地醫療人才，培養臺灣本土醫師，以建立近代醫療體系。明治29年（1896）創設公醫制度，在各地配置公醫，執行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明治30年（1897）4月，臺北病院院長 山口秀高 在院內開設「土人醫學講習所」（土人，即臺灣人），培養臺灣本土醫師。明治31年（1898）起公立醫院直轄總督府，改稱府立醫院，成為各主要城市的現代化醫院。明治32年（1899），土人醫學講習所升格為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五年制專收臺灣人，全部住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育，養成醫師之處」（《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第一條），成為培養臺灣現代醫學人才的搖籃。 為執行臺灣的風土疫病調查，明治32年（1899）設立「 臺灣傳染病及地方病調查委員會 」。明治39年（1906）設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為醫學研究機構。另一方面，為順應臺灣人傳統醫療習慣，明治34年（1901）公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實施漢醫檢定考試，但僅舉辦一次，以限制漢醫發展。一方面擴充近代醫學系統，同壓制漢醫發展，以確立近代醫學體系。 明治31年（1898），臺灣總督府為縮減行政費用及維持舊慣，納編傳統地方自治組織的保甲制度，結合日本警察行政系統，形成貫徹臺灣社會基層的行政組織，包含執行衛生事務。 明治34年（1901），日本衛生技師 高木友枝 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課長，主持臺灣衛生行政，展開以鼠疫為首的防疫工作。1910年代，臺灣的重大傳染病如霍亂、鼠疫逐漸被控制，城市環境衛生大為改善。 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經營的策略是建立在生物學原理上，採取順應環境並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或「舊慣溫存」政策。生物學原則，就是尊重被統治者的習慣。何為被統治者的習慣？需經科學調查建立資料。尊重不等同被動，而是以漸進的方式達成統治者的意志。 後藤治理的另一個特點，是親自兼任許多新成立單位的首長，如專賣局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鐵道部、臨時臺灣基隆築港局等，方便領導掌握監督重大施政項目，扛起責任並減少掣肘。 他能同時領導許多單位的條件，是有真正能做事的人為他做事，能發掘人才並善用人才。曾國藩嘗言：「中興以人才為本」，石介「上范經略書」亦云：「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眾材附之乃立；大勛所任者唯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道理眾人皆知，真能做到者幾希。善用人才的前提是有人才可用，他透過個人人脈，或邀請或聘請來臺的專業人士，都成為臺灣產業和建設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字。豐沛的人才庫，間接證明日本明治維新教育的成功。 後藤新平時期在臺灣留名的人物，舉例如下： 威廉•巴爾頓（1956-1899），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愛丁堡工業專門學校畢業，從事都市給水與排水道等衛生工程的建設，明治19年（1886）受聘為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顧問技師，在青森、秋田調查水道衛生工程時結識了後藤新平，明治20年（1887）受聘至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衛生工程。明治29年（1896）後藤新平向臺灣總督桂太郎推薦，延聘巴爾頓來臺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從事衛生調查及水道建設之調查工作，巴爾頓的學生濱野彌四郎亦被聘為衛生工程技師，負責協助巴爾頓。巴爾頓因感染疫病於明治30年（1897）返回日本，這時後藤新平還未就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濱野彌四郎留在臺灣23年，完成基隆、臺北、臺中、臺南等主要都市的水道計劃、建設，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 岡松參太郎（1871-1921），宮崎縣延岡市出身，帝國大學法科大學英法科畢業，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受後藤新平邀請，明治32年（1899）兼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囑託，明治33年（1900）2月第一次來到臺灣，同年11月完成《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明治34年（1901）起任後藤新平自任會長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法制）部長，試圖將臺灣傳統規範與近代西歐法體系融於一爐。岡松式舊慣法學於日治前期的臺灣蔚然成風，但日治後期在臺的日本法學者、臺北帝大政學科因舊慣立法抵觸當時日本殖民統治政策，對之不感興趣。 織田萬（1868-1945），佐賀縣須古邑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為對臺灣舊慣上游官方的行政體制，中國制度與掌故的查核，明治36年（1903）10月後藤新平親訪織田萬，邀其加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織田萬受命之後，依據大清會典等資料，與同事狩野直喜商議，確定編述體例後，再「涉獵東西群籍，蒐集今古材料，隨得隨抄，折衷參酌。若值有事之可疑者，立即派員，踏查實地，拮据網羅」。明治38年（1905）3月編纂成《清國行政法汎論》，以「臨時臺灣舊慣時調查會第一部調查報告書」的名義，活字版印刷，限定在日本官方衙門內流通，不許對外傳播，但不久即被留日的中國學生取得，快速的漢譯出來。其後織田萬陸續完成《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清國行政法》各卷。 新渡戶稻造（1862-1933），與後藤新平同為岩手出身，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畢業，德國哈雷-維滕貝格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後藤招聘他為總督府技師，以身體不佳為由拒絕，後藤花費2年的時間說服，新渡戶稻造以「1日1小時午睡時間」為條件，明治34年（1901）辭去札幌農學校的教職，來臺擔任總督府殖產局長，花半年的時間視察全島，認為臺灣殖興產業的關鍵在於製糖產業，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後藤根據這份意見書，改良甘蔗品種、改善耕作方法。明治33年（1900）砂糖產量為3萬噸，兒玉、後藤時代終期為6萬噸，1937年為100萬噸，二次大戰期間最多達160萬噸，糖業逐漸發展成為臺灣的棟梁產業。因對臺灣糖業有重大影響，被稱為臺灣糖業之父。 長谷川謹介（1855-1921），山陽道長門國厚狹郡千崎村（山口縣山陽小野田市千崎）人，日本鐵道工程師。受後藤新平的邀請，明治32年（1899）來臺出任「臨時臺灣鐵道敷設部」技師長，改善劉銘傳興建的基隆至新竹段鐵路，延伸至高雄，完成臺灣縱貫鐵路。長谷川謹介以「速成延長主義」主導縱貫鐵道建設，即盡可能地延伸路線、早日通車，車站以及其他各項附屬建築物的先力求節省，集中經費延長線路。「速成延長主義」徹底實踐的結果，縱貫鐵道工程不僅提早一年完工，還有剩餘經費興建淡水與鳳山等兩支線、擴張高雄與基隆兩車站、改良高雄港以及興建鐵道旅館。長谷川謹介在臺9年，明治41年（1908）縱貫線全線通車後才返回日本。 高木友枝（1858-1943），東山道陸奧國菊多郡松小屋村（福島縣磐城市渡邊町松小屋）人，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在帝大時與後藤新平成為好友，畢業後歷任福井縣立病院長、鹿兒島病院長。明治26年（1893）後藤新平因相馬事件入獄，高木辭去鹿兒島病院長，進入北里傳染病研究所擔任北里柴三郎助手，照顧入獄的後藤新平與其家人。明治27年（1908894）7月赴香港調查鼠疫，其後的經歷都與鼠疫等傳染疾病有關。明治34年（1901），臺灣鼠疫大流行，死亡3千多人，臺北避病院院長本田祐太郎感染鼠疫殉職，後藤新平請高木友枝協助撲滅疫情，他以撲滅老鼠為主要防治鼠疫策略，並設置衛生警察，加強搜尋與監視。明治34年（1901）接替山口秀高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重視學生品格教育，不種族偏見，不禁止學生使用母語，尊重臺灣文化，關心畢業生並為其成就而喜悅。明治35年（1902）3月31日，擔任臺灣總督府醫院醫長兼醫院長。明治42年（1909）4月創設臺灣總督府研究所並任所長。大正元年（1912），臺灣總督府準備逮捕從事抗日、學生運動的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時任校長的高木友枝以「教育獨立」、「校園自治」抗拒來自總督府的壓力，又集合學生表達他不反對革命運動，並舉羅福星為例，要學生若革命被處死時，應該要笑容滿面，才不失醫學院的本色。大正8年（1919），明石元二郎總督命其專任為建設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而成立的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任內合併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昭和4年（1929）7月9日從臺電離職，返回東京世田谷。 河合鈰太郎（1865-1931），愛知縣名古屋市人，日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林學科畢業，日本森林學家。明治30年（1897）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助教授，同年至德國與奧地利留學，研究西方國家的森林發展與森林管理系統，此時結識後藤新平。明治35年（1902）受後藤新平之邀，進行阿里山森林資源的調查，到大正3年（1914）為止，河合到臺灣出差5次。經過河合的調查，結論是阿里山森林材木的品質高，資源量充足，建設森林鐵道有其效益，獨立山螺旋路線的發想，來自於某日河合與當地農夫閒聊，農夫指著一旁的蝸牛說：「就像這隻蝸牛的殼，讓鐵路迴旋幾次如何？」於是想出了利用螺旋式路線和8字形迴旋的登山方式。由藤田組承包興建的阿里山鐵道，但因工程過於艱鉅而中途撤退，明治41年（1908），總督府殖產局長提議重啟工程，招聘河合擔任顧問。作為殖產局林務課囑託的河合5月來臺，再度向日本議會提出預算案，順利通過。明治43年（1910）鐵道修築工程重新展開，大正元年（1912）到二萬平車站的阿里山線開通，大正3年（1914）至沼平站為止的全線開通。 森山松之助（1869-1949），大阪市出身，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大學造家學科（東京大學建築系）畢業，建築師。在岡田時太郎事務所工作時認識號稱日本第一牙醫的血脇守之助，設計了東京齒科醫學院、血脇邸及診療所，受到與血脇守之助相識的後藤新平的注意，加上帝大老師辰野金吾的推薦，明治 39年（1906）來臺擔任總督府囑託，臺北水道唧筒室（1909）、土木部（1909）、臺南郵便局（1910）、臺北市電話交換局（1910）、總督府官邸改築（1912）、基隆郵便局（1912）、臺中州廳（1913）、專賣局（1913）、臺南地方法院（1913）、臺北州廳（1915）、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15）、臺南州廳（1916）、臺灣總督府（1919）、北投溫泉公共浴場（1913）、鐵道部（1920）、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25）都出自其手筆。 後藤新平離開臺灣後，歷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遞信大臣、內閣鐵道院總裁、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拓殖大學校長、東京市長、帝都復興院總裁、東京放送局首任總裁。明治 39年（1906）11月後藤轉往滿洲後，仍兼臺灣總督府顧問，明治41年（1908）7月新內閣成立，後藤入閣擔任遞信大臣，方卸任顧問職，擔任顧問不到兩年（1906年11月~1908年7月）的期間，後藤仍繼續指導後進，維持在臺灣的影響力。昭和4年（1929）去世。
資料來源： 王泰升（2023）。論岡松參太郎的舊慣法學—政治僅一時、學問才是永恆。台灣法律人，第22期，頁1-27。 矢內原忠雄（1929）。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 呂理州（2011）。後藤新平對台灣的貢獻。遠流人文歷史部落格。https://ylib3.pixnet.net/blog/post/31236206 吳俊瑩（2012）。從舊慣調查談什麼是「舊慣」。臺灣學研究通訊，第67 期，頁6-7。 吳密察（2017）。臺灣總督府「土地調查事業（1898-1905）」的展開及其意義。師大台灣史學報，第10期，頁5-35。 陳皇志（2019）。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與科學統治。臺灣學通訊，第114期，頁10-12。 陳凱雯（民106）。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臺灣學研究，第21期，頁1-35。 陳家豪、蔡龍保（2016）。日治初期台灣現代交通建設與產業發展（1895-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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