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林雙不先生在花蓮演講的題目，內容是鍾理和和他的同父異母兄弟鍾和鳴的遭遇；知道鍾理和但不深入，鍾和鳴這個名字是第一次聽講，在場只有一位花蓮師院的學生聽老師提過，其他無人知曉。林雙不的故事說得極好，令人感動。他先說大家熟知的鍾理和的生平，再帶出和鍾理和同年生的兄長鍾和鳴，在鍾和鳴考上雄中，而鍾理和雄中落榜後，二個人的人生道路似乎分道揚鑣了。林雙不一再說他不能理解，也不願猜測這兩位鍾先生為什麼各自選擇這樣的人生，留白處卻讓人感覺有著強烈的暗示，是不是真的有，暗示的是什麼，無法臆測。很希望能看到這篇講稿寫成的文章，在如願以前，利用網路搜尋兩位鍾先生的資料，依照他講述的順序，整理出兩人的故事。林雙不的演講沒有這麼冗贅，先分述再合敘，強調人生的目標除了賺錢和安逸之外，也有這兩位鍾先生，做了那樣的選擇。

鍾理和大正4年（1915）10月15日生於屏東郡高樹庄的新大路關（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卒於民國49年（1960），得年46歲。

父親鍾蕃薯名聞六堆客家地區，是地主也是農村企業家，在日治時期叱吒風雲，亦農亦商，在鹽埔有火礱（碾米廠），在屏東經營過杉木行製材所、磚瓦窯、車行、布莊，農場種植鳳梨、香蕉，並做外銷生意，與人合資在日本、中國大陸等地設有五處商行。他的母親劉水妹是偏房，育有三子一女，鍾理和排行第二。

鍾理和8歲入鹽埔公學校，與異母弟鍾和鳴（浩東）、堂兄鍾九河、姑表兄邱連球同學，暑期與鍾和鳴一同在高樹修習私塾漢文，畢業後其他三人順利升學，只有鍾理和落榜，於是到長治公學校上高等科，其後再受漢文教育兩年，受老師光達興秀才的古文學影響甚深，曾撰寫「臺灣歷史故事」、「考證鴨母王朱一貴事蹟」等，並開始閱讀中國古體及新體小說，曾寫有短文「由一個叫化子得到的啟示」，以及章回體的長篇通俗白話小說「雨夜花」，完成的原稿據說像枕頭一樣厚，隱隱已有從事文學創作，成為一個作家的憧憬。

鍾理和幼年時家境良好，父親是成功的企業家。童年白胖清秀，甚得父親疼愛，因為性格木訥老實，家人稱做「阿誠」，直到去世，附近熟人還是稱呼他阿誠哥或阿誠伯。

鍾理和18歲時結束私塾漢文課業。當時父親與友人合資買下美濃尖山一帶山林，號稱三公司，開始開拓經營，後來海外商行失敗，將屏東的事業交給長子鍾里虎，帶家人由大路關遷入美濃尖山，購買笠山農場，興建住宅，造林種樹，種植梧桐等高級樹材，斜坡、河谷平台種植咖啡、荔枝、香蕉等高經濟果樹。鍾理和往來故居大路關、屏東商行和美濃之間，一邊協助父兄的事業，一邊讀寫、繪畫，想在藝文活動中尋找出路。曾要求到日本學繪畫，遭到有客家務實性格的父兄反對，不成。不甘困守家園，經常出外遊覽觀察，尋找機會。在此時參與屏東郡教育課的登山隊，後來寫成「登大武山記」。

尖山是鍾蕃薯美濃林場的起點，形狀像學校敲的鐘，也像農人的竹笠，鍾理和小說改稱「笠山」。早年未開發時，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的莽莽蒼蒼的大芒林，初時讓鍾理和氣餒，畏懼和排拒，有些不願意隨父親到農場，幸好美濃依山傍水的田園風光，純樸寧靜的生活讓他喜愛。他在農場的職務很雜，什麼都管，但什麼都不專，買辦、巡山、帶工，晚間整理文牘和帳冊。

當時農場僱請大量來自附近村莊的工人，由於長期接觸，鍾理和認識並愛上鄰村來做工的女子鍾台妹，因為兩人同姓，使他們的愛情遭到阻難。兩人的戀愛違反當時的禁忌，遭到父母強力的反對。美濃地區客家社會觀念傳統封閉，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情絕不可能被容許，何況他又有地位又愛面子的父母。

學業上的失敗給鍾理和很大的打擊，特別是鍾和鳴中學畢業後到日本明治大學深造，寒暑假時返回笠山，兄弟之間雖然親密，但相形之下，自己離開少年時的抱負已經越來越遠，不免沮喪。處理農場雜務必須用現代企業精神，但父親的傳統觀念和作法又無能改變，只有閱讀可以讓他躲避現實。浪漫的天生氣質和對文藝的愛好，讓鍾理和覺得追求文學似乎是可以另創的新路。在美濃笠山時的鍾理和，文學進修完全不受限制。今存最早的原稿「理髮匠的戀愛」完成於昭和12年（1937）。

昭和13年（1938）6月， 24歲的鍾理和獨自離家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當時滿州國在日本扶植下成立，是一個百廢待舉的地方。鍾理和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的技藝，為了要突破封建約束、爭取婚姻自主，只能遠奔他鄉，到父親勢力無法達到的異國，暫時的分離也可以讓雙方冷靜思考將來的走向。昭和15年（1940），鍾理和26歲，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7月第三度返臺，決定切斷與家鄉的關係，8月3日偕鍾台妹由高雄搭船到日本門司，由下關搭船抵釜山抵達奉天（瀋陽）。

滿州國的奉天，不是鍾理和心目中憧憬的祖國。他觀察到這塊冰天雪地的大陸，處境與臺灣所受的異國殖民壓迫並無不同，他所接觸的祖國同胞也不符合他的期待，讓滿腔熱情的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於是排除萬難偷渡到陌生的北平。奉天時期的作品「都市的黃昏」，後改寫為「柳陰」，還有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友情」。他們在昭和15年（1940）8月10日左右抵達奉天，暫住同鄉林國良家，不久賃屋而居，未完成的「泰東旅館」就是這段生活經驗寫成的作品；旅居北京期間寫的日記體小說「門」，也記錄了奉天生活的點點滴滴；「門」，原題為「絕望」，有人建議用「落葉」，從命名的經過，暴露出作者這段生活經驗的不順利；「地球之黴」也是奉天經驗。

鍾理和的一生，滿州奉天生活的經驗最複雜、最艱難、變化最巨大，這時期所寫的或後來以奉天生活為背景的作品，成為他感情最敏銳、情思最豐富、文藻最濃豔、最多愁善感的作品。「泰東旅館」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是離開奉天不久後，跳出個人的境遇，用小說寫下他在滿州對民情、風土、人性的觀察，豐腴的形容詞和充滿感情的文句，是鍾理和小說中較「年輕」的作品。「門」是他經歷劫難，旅居北平時，回憶奉天生活而寫的，鬆軟的日記體結構，掩蓋不住抱怨與憤慨，將心中的苦悶和失望藉由作品宣洩出來。

昭和16年（1941）夏天，鍾理和帶著妻兒離開奉天，抵達北京。在北京感受中國感情，體認中國事物，追尋中國文化的精髓。旅居北京六年，曾到山西、河南、山東，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拚命閱讀、寫作，參與臺灣旅平同鄉會活動。以「江流」筆名投稿、出書，翻譯介紹日本文學作品。昭和20年（1945）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內含「夾竹桃」、「新生」、「游絲」、「薄芒」等中短篇小說，這本僅163頁的小說集，是鍾理和生前唯一親手出版的作品集。此外，還有留下詳述戰後初期的見聞與感受的日記。

「夾竹桃」四篇作品中，有三篇以北京生活為背景，「薄芒」寫故鄉美濃。他謙稱「夾竹桃」：「是我的習作，還談不到什麼價值。」這四篇作品大致上可區分為三個類型：一是延續「泰東旅館」系列的「夾竹桃」，及後來寫的「地球之黴〉，以知識份子的眼光透視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追求人的尊嚴，探討人性與人的道德行為。其次是「游絲」、「新生」，作者完全不介入，純客觀發言，未必無所指，但至少是成獨立片段存在，「夾竹桃」後寫的「生與死」、「秋」亦屬於此類。第三類作品，則是遙指故鄉臺灣，「薄芒」即為此類。

昭和20年（1945）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立刻引起旅居北京臺灣人的騷動，9月9日於「西單大光明戲院」舉行「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結成典禮。戰爭結束，旅平臺灣人內部產生錯綜複雜的變化，臺灣人在北京也陷入不安的處境中，所有人都不得不捲入翻滾的時代洪流裡，「同鄉會」的成立就產生不少問題，老一輩和年青人間的見解不同。20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時，在北大唸書，主張推倒文學舊殿堂的張我軍，在「臺灣人的國家觀念」一文中，論斷臺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沒有國家觀念。這一年，鍾理和31歲，撰寫「為臺灣青年申冤」一文，反駁張我軍。10月5日，鍾理和寫完一萬八千字的「門」，這一年結束前，還寫了一萬三千字的「第四日」與八千字的「秋」，第二年一月，完成「白薯的悲哀」，戰後半年多的旅平歲月，以勤奮的創作渡過。

從民國34年（1945）底，鍾理和一家三口加入華北難民尋求返臺，「白薯的悲哀」、「祖國歸來」，清楚地交代當時的心境和處境。「祖國歸來」是鍾理和留下的所有作品中，情感最激動、措辭最嚴厲的文章，或許可與目前無法查考的「為臺灣青年申冤」及「為海外同胞申冤」兩篇文章，自成一個系列，代表他在抗戰勝利時期的文風。

鍾理和在北平的感受並不愉快，他以廣東梅縣人的身份融入北京社會，他不講日語、不寫日文、不領日本僑民配給，他又攜家帶眷，講客家話，得到當地民眾的信任與接納。但作為一個心向祖國而回歸的臺灣青年，強烈感受到祖國的政府和人民並未善意對待台灣。日本戰敗，臺灣人被視為亡國奴，飽受羞辱傷害，這種經驗讓鍾理和失望憤怒，原本抱著誓死不回的決心，卻在戰後急急尋求歸鄉之路。民國35年（1946）3月全家搭上難民船，自天津、上海回到基隆。4月回到高雄，見到闊別多年的家鄉，父親在三年前去世，事業失敗，兄弟離散，僅大哥留守家園，家庭無復昔日繁榮。

4月底出任屏東縣內埔初中教師，擔任代用國文教員，這段短短的時間，完成了「校長」，這篇作品是他看到戰後臺灣知識份子的心靈風景，是他剛返臺時僅有的美好印象。未完成的「海岸線道上」，描寫他從基隆搭車南下的鐵路見聞，則是他與故鄉重逢，不美好的第一印象。

「故鄉」四連作—「竹頭庄」、「山火」、「阿煌叔」、「親家與山歌」，是鍾理和戰後重見故鄉時的印象與感受，記錄巨變後的農村面貌，還有觀察到令人心驚神傷、屬於人性的毀壞。其中三篇在鍾理和手術病癒回家的民國39年（1950）完成，「阿煌叔」遲至民國41年（1952）才完稿。「竹頭庄」與「山火」以民國35年（1946）為時代背景，而「阿煌叔」和「親家與山歌」依內容研判應是民國39年（1950）以後。這四部作品在內容上要比他在奉天、北京時的作品，結構上簡化許多，接近臺灣鄉村的明快儉樸的色調，但仍保存批判性、透視性的寫實主張。

在屏東縣內埔中學當國文老師的鍾理和，居住學校宿舍，開始寫作、教書的生涯。7月次子立民出生。有自己喜愛的事業，兄弟分家獲得父親留給他的遺產，即笠山農場最前端的部分，包含整個笠山及屋舍伙房。當生活逐漸安定順遂時，肺疾發作，當時結核病幾乎就是絕症，一切希望破滅。

民國36年（1947）元月底鍾理和吐血，2月北上臺大醫院就醫，3月辭職，全家遷回美濃，10月住進臺北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長期治療。長年的疾病破壞了鍾理和的健康，也蕩盡了繼承自父親的財產。

「一端是病，死纏不放，一端是美麗的活動著的人生，不斷招手，人，便夾在當中，進不來，出不去；如何是好呢？病一年一年拖下去，隨著家庭的經濟一年一年的窮下來，結果便誘起了經濟學上的所謂惡性循環；病了，窮了，窮了，病了，輾轉浮沈，不能自拔，而至於毀滅，而至於家破人亡。」

民國36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時，鍾理和正在臺大醫院住院，靠近總督府，親自觀察到事件部分過程，以鉛筆記下二二八日記數則，沒有紙張，還使用內服藥的紙袋作記錄。

在療病生涯中，民國37年（1948）和38年（1949），兩年的日子幾乎空白，僅有的作品，是一千兩百字的閱讀心得札記「鯽魚、壁虎」。「閣樓之冬」與「楊紀寬病友」，是以住院期間病友的故事寫成的二篇小說，這兩篇都發表於民國49年（1960）。民國39年（1950）4月9日至5月10日的日記，以及用日記體寫的未完成作品「手術台之前」，是記錄鍾理和最後一段住院生活的詳盡日記；「十八號病室」也是未完成的殘篇。

民國39年（1950）5月起鍾理和接受了兩次胸廓整型手術，切掉六根肋骨，撿回半條生命。

民國39年（1950）整理出「草坡上」，民國41年（1952）寫「阿遠」、「老樵夫」，這三篇是鍾理和作品中，少數沒有明顯時代寫實背景的印象式作品。民國42年（1953）寫「豬的故室」。民國39年（1950）到42年（1953），有三年多的時間，鍾理和沒有一篇作品獲得編者的選刊，在這種打擊和挫折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一段時間獻給文藝，連健康也為它而毀壞了，試問我如何能甘心於此？說真心話，如果我即此而死，那麼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雖然如此，如果二者中不可得兼的話，我的良心和責任便要我捨棄我的理想。不瞑目，也祇好算了。」

病後返鄉的鍾理和，切除了右邊六根肋骨，雖然保住生命，但剩下半邊的肺，連走路都氣喘吁吁，無法正常工作勞動，在笠山下的故居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生活，此時已不再有早年意氣風發的模樣。

「我捧著鏡子看，不覺怔住了；那裏面人的變化，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便是我自己嗎？在我的記憶裡，這是一個和我非常陌生的臉孔。它不老而瘦，並且是這樣憔悴不堪！皮膚是皺癟而枯燥，眼睛陷下去，眼圈一痕青紫，眸子是暗的，過去有些渾圓的臉頰，卻因數年來消化器官變弱，一日三餐的咀嚼運動，顎骨張出，幾乎變成了四開面孔。尤其這是從哪裏說起呢？不但兩邊鬢髮而且連鬍子也有些白毛了。難道這三年來某些地方的生理障礙，竟會破壞了整個身體機構而使之變形嗎？難於相信的！」「三十六歲，誰還是年富力強的年輕人，而我，卻白了鬍子；這已不是生理機能的衰老，竟是精神有著缺陷了。」

家裡的經濟全落到妻子身上，妻子成為他筆下描寫最多的女主角—「平妹」，兩人的角色互換，平妹學得了莊稼人的全副本領，犁、耙、蒔、割，樣樣都行，田事忙完，還去附近大戶人家或林務局造林地做工，鍾理和則學會了家庭主婦的各種技能，做飯、洗碗筷、灑掃、餵豬、縫紉與照料孩子，寫了「我做主婦」這篇未完成稿。

民國41年（1952），鍾理和體力稍復，考取美濃鎮公所里幹事，每天來回騎14公里山路的單車，到鎮裡上班，里民大會等還要晚上工作，3月上任，6月便因過勞辭職。對文學的熱情使他不能不再度執筆，繼續沒有指望的文學創作。

民國43年（1954）2月4日，次子立民因急性支氣管肺炎病逝，孩子的死把他努力建立的婚姻、家庭、未來、堅持與希望都打破，化為烏有。

「四十三年正月，九歲─又是九歲！繫父母的寄托和慰藉於一身的次子，竟在一場急性支氣管肺炎裡，像水泡似的逝去了。它給我們夫妻直如當頭一棒。」「我們感到天地變色，感到對人生無望，而失去活下去的興趣和勇氣。我時時想到自殺。如果沒有理想和願望在支撐，我相信我已經不在這人世了。」

鍾理和將內心的懺悔與痛苦，寫進了「野茫茫」這篇以立民的死為主題的作品，刊載在「野風」雜誌，是他病癒返家後，第一篇被文壇接受的作品。「野風」給的稿費只有20元，還得到高雄領，這筆錢僅夠美濃到高雄的來回車資。鍾理和在給鍾肇政的信上說：「我寫稿嚴謹你是知道的，我絕不輕易發表作品，但一旦發表出去，我便想獲得相當的代價，當然能賣越多錢越歡喜。如果一邊想把我捧得高高，一邊又要我餓肚子，那我是不幹的。」

報社、雜誌社剝削文人的心血錢，大大傷了他的文學抱負。立民夭亡後的百日，他去探看墳墓是否安全無恙，回來後寫成「小岡」。

鍾理和繼承父親的一部分產業，住院期間差不多已變賣一空，病後由妻子耕種僅存的幾分山田獨撐家計，窮苦潦倒的生活及鄉野農村的農耕體驗倒成了他文學的養分。長病使他與臺灣文壇脫節，在北平的筆名「江流」已另有他人使用，陸續使用過「鍾鑑」、「鍾錚」、「里禾」等筆名。政治風暴及文藝政策壓制本土文學的生存空間，整個文學方向流行對大陸的懷逝感情，充滿八年抗日及反共抗俄的仇恨意識，所有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從編輯到作者都是大陸來臺作家，沒有鍾理和作品容身之處，投稿退稿改寫再投，便成鍾理和的文學日常。

民國44年（1955）12月，他完成了一生中僅有的一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這部作品與「同姓之婚」、「貧賤夫妻」、「奔逃」、「錢的故事」、「豬的故事」等短篇一樣，以自身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為背景。原名「深林」的「笠山農場」，花費他兩年的時間，是以鍾蕃薯的「笠山農場」為經，以鍾理和和鍾阿妹兩人的同姓戀愛為緯，交織而成的長篇故事。以平和與自然的筆調，敘述了同姓之戀。

原來的「笠山農場」結局並非目前的樣子，鍾理和原先的構圖為：「讓淑華產後—嬰兒則讓阿喜嫂處理掉。」、「阿喜嫂因此患了一場大病。而淑華出家削髮為尼。致平則在最末一章投海自殺。」原來的結局，就文學表達效果而言，更富戲劇性，更符合作者所要控訴的目標，最終鍾理和決定犧牲文學藝術而修改結局，是為了作者對社會所負的責任；他不能讓因同姓問題而煩惱的年輕讀者感覺到絕望，澆熄年輕人的愛情。

「笠山農場」完稿後，發表卻四處碰壁，「自由談」、「晨光」都表示限於篇幅無法安排，「自由談」建議寄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試試。寄出原稿後，他即著手寫另一長篇「大武山之歌」。在此同時，四度修改的「妻」，後來改為「同姓之婚」，卻一再被退稿，「『妻』又打回來。這已不知是第幾次了！寫原稿幾乎寫了廿年，至今寫出的原稿還是無處投寄！」由於無法從寫作中賺取稿費，使其經濟生活一直處於困頓，民國43年（1954）到45年（1956）這三年，在鍾理和一生中，難捱卻極為重要。

民國45年（1956）11月，「笠山農場」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獎從缺。在鍾理和得獎後不久，中華文藝獎金會便宣布停辦，「笠山農場」的原稿被扣留在文獎會，鍾理和花了兩年才追討回來。獲獎是他文學生涯的突破，因此使他得以聯絡上廖清秀、鍾肇政、陳火泉等散處各地的臺灣作家，在困窘的寫作環境下，彼此相濡以沫，發行「文友通訊」，閱讀探討彼此作品。又有林海音編輯聯合報副刊，啟用本土作家作品，鍾理和的小說散文陸續有發表的機會。往後幾年的生活雖然困頓，又病又窮，卻是鍾理和在文學創作生涯中最感到快慰的時光。

民國46年（1957）鍾理和再度出外任職，在鎮內「黃騰光代書處」當助理。「薪水三百元」就是嘲諷自己在代書處微薄的薪水。雖然生活還是貧困，但「文友通訊」激發鍾理和的精神，鼓動他再度執筆寫作，在鍾理和整個創作生涯中，「文友通訊」創刊到他過世的三年間，他創作了若干重要的作品，可以看出這份通訊對他的影響。「奔逃」、「菸樓」（入選香港亞洲畫報徵文佳作）、「原鄉人」、「錢的故事」、「蒼蠅」、「做田」、「草坡上」、「阿遠」、「貧賤夫妻」、「假黎婆」、「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等二十多篇作品，集中於民國47年（1958）到49年（1960）間發表。在文友的鼓勵下，擬妥「臺灣人三部曲」的長篇小說寫作計畫，題為「大武山之歌」，這個寫作計畫，首開臺灣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民國47年（1958）元月5日出刊的第11次「文友通訊」中，他宣布這個年度計畫，立刻獲得鍾肇政的熱烈支持，鍾理和在回函中說：「誠如兄言，這是臺灣人的史詩，每一個有志文學的人都應該有一部」，他對寫這部長篇小說抱著滿懷的期望，但只完成三節，約六千多字，便因健康問題而停筆。

鍾理和一生最後兩年多的文學生涯，除積極索回「笠山農場」外，民國48年（1959），「錢的故事」、「蒼蠅」、「草坡上」、「柳陰」、「阿遠」等舊作得到發表的機會，是發表作品最豐富的一年。為了參加「亞洲畫報」徵文比賽，寫成「奔逃」、「菸樓」、「原鄉人」；「菸樓」得到民國47年（1958）「亞洲畫報」的徵文佳作，48年（1959）「原鄉人」未入選。民國49年（1960）新年開始，陸續完成「復活」、「我與假黎婆」、「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改作「浮沈」、「秋」，4月初，寫成「還鄉記」、「往事」，另有二千字短文「旱」，「賞月」、「第四日」等舊作也被整理出來。

受到鍾肇政的鼓勵，他埋首創作「雨」。此時他的健康已經亮起紅燈，失眠一直困擾著他，令他非常難過，雖然如此，他還是依計畫在6月上旬完篇。鍾理和寫稿一向慎重，「雨」能在病中按進度趕出來，確實顯示出他在創作技巧和能量上，有可觀的突破。

鍾理和以46年的生命留下約60篇作品，加上日記、書簡，共約60萬字左右，以他艱難的寫作條件而言，是豐收的文學生涯。

鍾和鳴亦出生於大正4年（1915），是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兄弟。鹽埔公學校畢業後，參加高雄中學校的入學考試金榜題名。在高雄中學鍾和鳴常常和日籍老師辯論，有一回在課堂上因偷閱大陸作品與老師正面衝突，老師羞辱鍾和鳴為清國奴，這件事刺激到鍾和鳴，民族主義的意識油然加深。

鍾和鳴向父親提出到中國讀書的想法，他的父親因為在中國經商，認為臺灣的教育比中國好，但鍾和鳴還是去到大陸，親身體驗中國的教育制度，三個月後回高雄中學校。高三時轉學至臺北中學校，因為讀書太努力感染肺炎，住進臺大醫院。醫院裡有一位很受歡迎的護士小姐，聽別的病人稱呼她，似乎也姓鍾。有天鍾和鳴問她是不是姓鍾？她說她姓蔣（客家話鍾、蔣音近），「蔣介石的蔣」，鍾和鳴糾正她「不是蔣介石的蔣，而是蔣渭水的蔣。」他當時沒想到，這位蔣小姐就是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兩人從此開始交往。

高中畢業後，鍾和鳴到日本明治大學留學。中日戰爭爆發，鍾和鳴放棄日本的學業，籌組回國抗戰隊。昭和15年（1940）元月，鍾和鳴與新婚妻子蔣碧玉及表弟李南鋒三人先至上海，尋找前往重慶的路。7月，臺北帝大醫學部剛畢業的蕭道應和妻子黃素貞來到上海，和蔣碧玉、李南鋒一起轉往香港，與先行探路的鍾和鳴會合。為表示回國抗日的決心，四人在船上便把身上的日本護照丟到大海裡頭。

五人在九龍會合，搭乘廣九鐵路火車進入廣東，一路北上，向東江流域的惠陽前進。熱血澎湃的他們不了解國內複雜的政治環境，只知道國民黨的蔣介石在領導抗日，又聽說惠陽有國民黨黨部，於是天真地想：「到了惠陽之後，就可以通過黨部的安排，前往重慶了。」然而，抵達駐防廣東的第四戰區12集團軍所屬「惠淡指揮所」營部所在的大祠堂時，卻因為沒有良民證，身份不明，被扣押審問。由於語言溝通的困難，無論如何表明動機、身份及愛國的熱情，審問的軍官都認為他們的「口供不一致」無法採信；最後認定他們五個人是「日諜」、「漢奸」，將他們扣押在指揮所的牢房準備槍決，莫名奇妙地變成待決的死刑犯。

在羅浮山區領導東區服務隊的少將參議丘念台，此時剛好到惠陽領軍餉，因而知道他們的事情。他認為：「臺灣雖然不乏愛國志士與熱血青年，但他們五人卻是第一批結伴而稍具組織雛形回國抗戰的青年。」所以決定設法搭救，他請求12集團軍總司令香翰屏，要求跟他們見面談話。丘念台向五人表示，他不但認識蔣碧玉的父親蔣渭水，也認識鍾和鳴的父親和蕭道應的叔父，然後感慨地說：「我雖然對你們冒險回國，參加抗戰的熱情，十分感動，可你們光有熱情，卻對國內的情況不瞭解，你們的入國手續不清楚，又不認識任何人，難怪人家會懷疑你們的身份。雖然我個人認識你們的家長，卻也不能完全替你們擔保！……這樣吧！你們先各寫一份陳情書，敘訴你們回國的動機、過程和遭遇；我幫你們呈送上級，請求暫免執行槍決，先解往後方，察看、偵審……」

丘念台雖然不能完全保他們，至少沒有生命危險了。丘念台走後，五人在惠陽又關了一個多月，輾轉被押往桂林軍事委員會。12月初，搭乘粵桂鐵路火車，經由長沙，在薄暮中抵達桂林。在桂林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月期間，起居自由，三餐豐盛，身體因充分休息逐漸復原。

民國30年（1941）舊曆年前被叫去談話，說問題已經解決，要他們準備到韶關，有工作在等著他們……。回到韶關，五人的工作派令正式下達，鍾和鳴與李南鋒被派到韶關民運工作隊受訓，從事民運。蕭道應、黃素貞夫婦與唸過護校的蔣碧玉分發南雄陸軍總醫院。

南雄陸軍總醫院是用木頭、竹子和茅草搭建的臨時野戰醫院，包括內科、外科、眼科、皮膚科，以及為一般老百姓服務的門診部，設有一間克難式的手術房。蕭道應是上尉醫官，黃素貞和蔣碧玉都是上士護士；黃素貞在外科，蔣碧玉在內科；不久，一同升為准尉護士。農曆年（1月27日）後，蔣碧玉和黃素貞先後產下一個男孩。

9月，醫院院長轉給蕭道應夫婦和蔣碧玉一封丘念台的信。信上說，聽到他們被釋放，調回曲江的消息後，立即呈請第4戰區司令部，調派他們到他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前線參加工作。強調他們必須五個人整體行動，缺一不可，但小孩不能帶去。

初為人母的黃素貞和蔣碧玉，捨不得孩子，一直猶豫著。後來想到，他們就是為了抗戰而回到祖國，既然如此，只能切斷母子親情，把孩子送人撫養。處理好孩子的託養問題，背起包袱，徒步前往位於羅浮山山腳的東區服務隊駐紮地—博羅縣徐福田。他們在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為抗日戰爭奉獻了三年多的青春歲月。為了不連累臺灣的親友，鍾和鳴在丘念台的建議下改名「鍾浩東」。

抗戰勝利後，民國35年（1946）鍾浩東回到臺灣，擔任基隆中學校長，找來幾位六堆青年任教基中，邱連球、鍾國輝、李南峰、林獻春、李旺輝，以及鍾理和在北平時的摯友藍明谷。民國37年（1948）夏，鍾理和到基中擔任總務主任，一個禮拜授四至六節國文課，由於身體狀況惡化，同年冬天鍾理和便回松山療養院。

二二八事件後，鍾浩東思想左傾，受蔣碧玉胞弟戴傳李同學詹世平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36年（1947）9月成立中國共產黨基隆中學支部，吸收群眾加入並組織讀書會，刊印光明報作為地下黨人精神刊物。基隆中學的小組聚會，討論時勢、研讀社會主義、共產黨理論。思考為什麼有這麼多貧窮人？怎麼有這麼多人吃不飽？另一方面又為什麼有如此多的大富豪？如何去改變這個制度，使它更公平、大家都有飯吃。

民國38年（1949）8月光明報遭當局查獲，很快查到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與多名成員遭到逮捕，鍾浩東拒絕研讀三民主義的思想改造，被判處死刑，民國39年（1950）10月14日，在獄友合唱幌馬車之歌送別下被押解離獄，槍決於馬場町，時年35歲。

鍾浩東被槍決，他親人的想法不得而知。鍾理和和他的感情很好，又是覺察敏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裡卻很難找到對事件抒發的想法。

「有一次，我把一篇作品─還是散文─拿給當時在高雄中學讀書的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地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出於無心，或別有所感。此後他便由外處─在高等學校時由臺北，入大學時則由日本─源源寄來日譯本世界文學和有關文藝理論的著述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是他的這種做法，卻使我繼續不斷地和文藝發生關係。我今日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是有很大的關係。」

理和得知鍾浩東死訊，在當天的日記上，以粗黑的字體寫下：「和鳴死」。

鍾浩東死去的消息始終瞞著他的母親。鍾理和在事件經過後絕少再提到他的這位和鳴兄，因為兄弟好友相繼因政治案件被殺害，讓他謹言慎行。一直到鍾理和死前兩年的某一天，民國47年（1958）2月22日，鍾理和日記上突然如此記載著：「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鍾台妹，明治44年（1911）生，與鍾理和育有兩子兩女，民國97年（2008）病逝於美濃家中。

蔣碧玉，大正10年（1921）生於臺北市永樂町，原是蔣渭水胞妹蔣花之女，生父戴旺枝家境富裕，對蔣渭水傾囊支持，由於蔣渭水的二夫人陳甜很喜歡蔣碧玉，遂過繼給蔣渭水。昭和10年（1935）臺北帝國大學護士班畢業，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病院護士結識了鍾和鳴。民國34年（1945）蔣碧玉與鍾浩東返臺，在臺北廣播電台工作，鍾浩東被捕後，蔣碧玉與胞妹戴芷芳、胞弟戴傳李都被捕入獄，蔣碧玉因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被判感訓半年，民國40年（1951）1月釋放。出獄後，撫養兒子繼東、佐民成人，民國80年代黨外運動興起，臺灣的政治氛圍漸趨寬鬆，蔣碧玉開始接受訪問，藍博洲將蔣碧玉與鍾浩東的故事寫成傳記文學「幌馬車之歌」。民國77年（1988）中國統一聯盟成立，蔣碧玉當選第一屆執行委員，並參加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勞動黨，致力於兩岸統一運動，民國84年（1995）癌症病逝於臺北耕莘醫院。

資料來源：

literature.ihakka.net/hakka臺灣客家文學館

古秀妃，鍾理和與他的弟兄鍾浩東。

藍博洲，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臺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彭瑞金（1994）。鍾理和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