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快要自人們心裡逝去的時代，我必須從模糊的記憶中找出意象和感覺，來告訴大家這段故事。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陸，許多有抱負的女子是終身未嫁的；少數女子因從事政治或教育，或許害怕一個婚姻會立即剝奪她們的自我，就不約而同地選擇獨身，直到年華老去。

      那一對籍貫是浙江嘉善的姊妹，我從小就認識了。學珠和學琇是她們的名字，一為校長，一為校醫，為那所著名的女校盡了長久的努力。姊妹倆多年相依為命，一個剛強、一個溫柔。剛強的那一位有著嚴峻的眼神，全校的人都害怕她；溫柔的那一位總是面帶微笑，大家都喜歡她。

      我一切有記憶的幼年，就從那所女校開始。由於1949年母親來台後任教英文，我們一家便住在學校裡。原先在那所校園裡還有著二、三十戶教職員宿舍，連我在內，總有十來個小孩子隨父母親住宿其中。在平日，我們外出上幼稚園、小學，與這所中學兩不相涉；但是到了漫長的暑假，整個校園變成我們的大遊戲場，有時舉止便稍為過份了些。

有一次，我們占領了敬學堂二樓末端的教室，大打粉筆戰。整盒的粉筆被我們折斷，相互拋擲。忽然間，校長的聲音響起：「你們這些小孩子，怎麼可以這樣浪費！又弄得滿地髒亂！」我們如驚弓之鳥，卻無一人敢四處逃竄。她的眼光銳利，又認得我們每一個人，低頭認錯是唯一的辦法。我曾在宿舍前一棵大鳳凰樹下挖掘土坑，灌自來水為池，玩我的小兵打仗；不只一次，校長總是忽然出現，訓話一番。

      穿著藏青色長旗袍，深色布鞋的校長，常是這般無聲無息的巡遍整個校園；在宿舍如此，在教室間更是如此。我聽說新來的老師講課時，會忽然發現校長出現在教室後面聽課；學校裡上自主任，下至工友，沒有人不兢兢業業。

      校長的妹妹，在上海就已在行醫，來台後便擔任女校的校醫。夏天泳池開放，五時以後教職員及眷屬入場；江醫師總是微笑看著我們這些小孩子在池裡叫鬧。有時，她也會在宿舍區走動；不同的是，她若不是走訪某一個感冒未好的小病人，便是與大家話家常。偶爾，有人會向她訴說由校長那兒受到的委屈，或甚至請她代為美言一二；這時她會說，話她或許會帶到，但是校長總是有道理的。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在那許多教職員子女中，我與江醫師最投緣。她曾牽著我的小手，教我認識校園中的花草和昆蟲。後來每逢下課早而家中無人時，我總是可以不因看病而進入醫務室，並在一張空著的大桌子上畫圖或寫功課，直到母親下課後接我回去。偶爾有其他孩童見我在內，也想進入，總是溫和地被勸出去。除江醫師外，醫務室還有兩位護士，她們使用的四張大桌子拼成一個長方形，就擺在進門後屏風的後方；有一位牙醫，佔用後面靠窗的區域。進門右側是一整排藥櫃兼儀器櫃；左側則有一排病床，有布幔可以遮擋起來。

在1950年代，那時的校園在本質上還是一所日本式校園，建築與空間有一種獨特的肅穆之感。校長官舍是一組較大的日式木屋，坐北朝南；包括了校長姊妹的住處和東側的支援性空間。有一間很正式的方形大廳：在宴客時，這裡擺著一張大圓桌；但是在平時，這裡是會客、開會和排課表的場地。每學期開學前，我總會看見教務主任和職員用許多木片（上面用毛筆寫著課名）在排課表，而校長也總在場親自核對。那是一個大家專注工作的時段，我通常總是遠遠避開。

大廳左側，隔著一道牆，便是校長和江醫師的臥房。校長的書桌和床在後側，江醫師則在前方；似乎有紙門可將此房一隔為二，但在夏季紙門是打開不用的。像當時許多外省人住日式房屋一樣，榻榻米早已移去，而木地板重新上過棕色的漆。

大廳與臥房的前、後面，各有一條長廊；南側的長廊一直通到底，但在大廳與臥房分界處加做了一道木門，算是臥房的門戶。北側的長廊則改得較多。前後長廊在日據時應是開敞的，但自我有印象起都早已加做了台度和紗窗。                   

自後面長廊拉開紗門，向下走幾個台階，便是一個很大的後院，起碼有八米深，一直延伸到貴陽街邊的圍牆。此後院與學校其他土地以圍牆分隔，私密性也最高；近貴陽街圍牆一帶有許多較高的樹木，前方近官舍處則為草坪和不少盆景。校長和江醫師偶爾會去後院走走，此外便是以靜態的觀賞為主。我有時徵得她們同意，會出去玩一陣子；那時還矮小的我從院裡抬頭回看建築，只見到挑高的地板底層和一個個水泥支撐，形成日式房子透氣底層的基礎。

由於我三姨媽與她們姊妹是多年舊識，每逢年節，我們一家總被邀請去校長官舍用餐，同桌的客人泰半是獨身的女國代、立委或女教師。就如同當年的男士一般，她們彼此也習以字、號相稱；而我記得校長有一個不凡的稱號：龍淵。我也見到許多信件上寫著「江校長龍淵親啟」的字樣。幫校長清掃和做菜的，原本是一位外省老太太孫媽，孫媽離開後，就換成本地的秀英接手。秀英的菜愈做愈好，很快地就能做一整桌江浙口味的酒席。

在這種氣氛輕鬆的宴客場所，平常嚴肅的校長臉上會抹上一絲微笑。而在大部份對學生講話的時刻，校長則多半是板著臉、皺起眉頭。也難怪我第一次看到她微笑時感到十分怪異和不習慣，我甚至會有一種自己犯了過錯即將被處罰的感覺。

校長向來是極正直而毫不苟且之人。每年初一出席我三姨媽家午宴，宴後有時會擺桌，或打橋牌或衛生麻將；校長總說：「妳們賭博，我們先告退」。她那嚴肅的形象似是天生如此，但我也聽過「為當校長，不得不然」的說法。

由於江醫師待我不同，有時我會去校長官舍陪她們姊妹用晚餐。就是那時，她們教會我用水果刀削梨和蘋果，和沖調熱可可。這些食物在當時可都算是奢侈之事。晚餐後，我或會留下來畫圖或做功課，偶爾及晚，江醫師則留我住宿。在冬天晚上，江醫師會捲好兩個棉被筒，調整燈光，我們在床上安靜地各自看書。

現在回憶舊時，我雖是少數能自由進出校長官舍的特殊份子，但確實總是戰戰兢兢；我儘可能保持安靜，不亂跑跳，而且特別小心不吵到校長。我那時還是個小學生，不懂得她們姊妹倆的寂寞。校長閒時或讀書、寫書法，或吹奏簫；江醫師則愛讀小說和集郵，偶爾會斷斷續續地哼唱那首「何日君再來」。她們在家的日子既靜態、又單調。兩人之間話並不多，不似許多愛聊天的姐妹們。校長的老友雖多，但除年節外並不常往來；江醫師總以校長的朋友為主，似乎少有其他舊識。

我上初中後（1961年），江醫師收我為義子。那時學校內的宿舍陸續拆除改建教室樓，我們也隨之搬出學校。雖然見面的機會較少，但逢年節總要向她們拜年。她們照例要給我們壓歲錢，而且我的一份總比妹妹多些；大家總難免好奇，一向講求男女平等的校長為何如此？

我初中上的是男女同校的五省中新聯分部，正是由這女校主辦。記得校歌中有「唯我女校」及「為我女界爭光耀」等詞句，我們男生自然「改女為男」。我後來略帶惶恐地與校長說及此事，她認真的說當然可以。

有時下午無課，我會繞到學校探望江醫師，她總會欣喜萬分；我照舊在醫務室那張空著的大桌子前坐下與大家談話，待告別時，她又總依依不捨，要陪我走到校門口。雖然年齡相差甚大，我們之間的溝通並無障礙，也似乎存有一種特別的緣份。

1971年，校長自女校退休後，轉任華興中學；那時包括家母有好幾位老師也隨之辦理退休，說是「與校長同進退」。江校長在綠園長久以來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也似乎宣告結束。據說續任的校長嫌舊官舍破爛不堪，花錢大修；由此亦可見江校長一輩子節儉為公。

她退休後，住處也搬至重慶南路一帶的二層樓退休宿舍。由於華興較遠，其交通工具亦由原來的三輪車改為轎車。有些文章說江校長將宿舍讓給其他老師居住，並不正確。事實似乎是，那塊原先計畫僅蓋退休宿舍的土地，一大半建造了教職員宿舍，其餘土地才建造退休校長宿舍。

退休宿舍的一樓是門廳、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則為起居室、兩間臥室和校長的書房。這房子空間當然侷促些，院子也窄小得多。搬家不到一年，江醫師在下樓梯時摔傷，住院治療；腿傷稍癒，又檢查出患上淋巴癌。那時我正在服役，週休返北時常去醫院探望，見她身形消瘦又飽受病痛煎熬，甚是不忍。沒有多久江醫師便去世了，那大約是1972~73年，其骨灰暫奉松山寺。

我後來感覺到，她們姐妹的個性有點像是槓桿的兩端，一剛一柔，又相互彌補。江醫師去世後，校長慢慢變得溫和可親，她在公開場合的笑容似乎也多了。原先清瘦的體型也逐年略顯福態。有幾年帶領華興中學棒球隊出國比賽，卻掀起了穿綠制服的校友們一場又一場同學會的熱潮；老校長的體力依然健旺，我相信那必會是她感到滿足和開心的時刻。

在她最後的十五年中，或許因有秀英長年為伴，而多少受到本省民俗信仰的影響。因為思念逝去的妹妹，她聽說有人夢到江醫師，便會詢問逝者是否需要甚麼，而買了各種紙紮的器物，到松山寺去火化。

每年三節，校長照例會請一桌客，而我們總會前往。雖然年邁，她講話依然有力，精神也仍然旺盛。任何新鮮的話題依然會讓她思考、並發表看法。

過八十五歲後，校長健康情形稍差。以後經診斷為胰臟癌，住台安醫院治療。我隨父母探望數次，見醫院控制得當，並無明顯痛苦。據說臨去的前一天，她淡淡微笑的說：「明天此醫院有兩人當逝，一在某樓，另一為我」。其神智清明若此。

事後我們去火化場送終，師傅從骨灰中挑出十數粒圓珠般物說：這便是舍利子了，逝者是有德之人。秀英討留若干，常年祭拜。隨之我們有數部車輛，開往金山安樂園辦理安葬，江醫師的骨灰罎亦一併帶去；自此姊妹魂歸一處，遙望浙江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