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譯有社會學教科書、臺北市立大學退休教授齊力(出岫閒雲)說，美國以往對臺灣援助的幫助很多、貢獻很大，所以臺灣人對美國必須感恩戴德，凡是批評或懷疑美國的都是親中共、不知好歹。

這種親美反中意識形態鮮明(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蕭新煌教授、李明璁助理教授類似)的說法，與他向來愛提的德國社會學者、古典社會學理論代表人物、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發展有影響力的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彌爾·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所說的價值中立適得其反。

另外，這說法也使我再去查了些美國援臺的相關資料。

經我查詢相關資料，美援在廣義說法是指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提供的貸款和軍事物資等援助。

若不計抗日戰爭，從遷移臺灣後的1949年至1966年，合計無償贈與現金與武器共36.096億美元，另有貸款3.518億‌美元。以1960年為例，台灣全年GDP為17.43億美元，美援之贈與部分即超越2年GDP總額。

美援除提供資金外，也主導經濟體制與政策，對經濟發展而言，主導經濟體制與政策遠比提供資金重要。

美援是1958年匯率改革及解除管制的真正推手，臺灣進入出口大爆發。而狹義說法是指中華民國時任總統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後，在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從1951年10月10日開始到1965年6月30日為止，臺灣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第一島鏈一環，同西歐、日本、韓國等形成國際中的反共陣營，而在經濟上繼續獲得美國的援助。

1950年代的台灣相當貧窮，美援對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影響力。

美援直接增加臺灣當時的物資供給，平抑物價上漲的潛在壓力，促進了臺灣的整體經濟成長，控制了臺灣二戰後的通貨膨脹，減緩了外匯短缺的困境，並且促進中華民國政府的穩定與再一次的資本形成。

另外，依照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財力，很難迅速重建或擴張有關電力、通訊、道路、港口、水利灌溉等經濟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美援在整個50年代電力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佔了一半，在交通運輸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中也佔了4成，對基礎工程建設具有貢獻。

總體而言，由於美援的支持，得以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進口替代工業，促進產業轉型，隨著美援使臺灣對美國的依賴加重。同時對美國而言也像是投資手段，利用美援培養臺灣作為美國的支持者，且臺灣在日後經濟起飛富裕，美國便停止國防武器上的援助，改以軍購形式提供。

在這美援的同一期間，美國為了避免臺灣接受共產主義的宣傳，在臺灣就設立了6個美國新聞處，與中國國民黨「剛性」的國家文藝政策不同，美新處的方式更加「軟性」，如發行刊物、舉辦學術交流計畫（傅爾布萊特計畫）、資助文學雜誌，一方面標榜美國的「自由、開放」，另一方面宣傳反共思想，也由於受到當時政府默許，美式文化成為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吸收外來思潮最安全、合法、甚至唯一的途徑。

前臺北市立大學教授齊力(出岫閒雲)、國立臺灣大學蕭新煌教授及其他在當時出生的一些臺灣民眾們，在各自「社會化」的過程中，其所接觸的社會化機構，也就可能打從他們幼兒時期開始，就灌輸上述所提的親美反(中)共思想，進而親美反(中)共，卻未必真的經歷過，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或其統治，也未必都真有跟中國共產黨員交手過，而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美國則繼續透過美國在臺協會與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宣傳親美反中思想。

可是從解嚴，以及後續民主進步黨首次上臺執政以後，儘管臺灣民間與中國往來漸趨頻繁，且儘管民主進步黨對自家人當中國間諜、跟中國業者做生意、跟中國異性交往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對外面人卻採用類似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或麥卡錫主義等三種恐怖思想的論述及手段，外加遵循兩蔣反共遺訓這項藉口，到處進行共產黨標籤獵巫行動，到處給反對民主進步黨者政策、反對該黨過度親美的民眾、網友或政治人物，貼上親中、共匪、匪諜、中共同路人的標籤。

這樣搞的人，也包括唸社會學的前臺北市立大學教授齊力(出岫閒雲)，殊不知，正如社會學標籤理論自我實現預言所言，越是這般張牙舞爪、青面獠牙地貼標籤、扣帽子，越會將立場與民主進步黨不同的民眾往外推，更強化其對親美反(中)共思想的反感，甚至真的如所被貼的社會減等標籤一般，開始去親中。

但若民主進步黨及其側翼網軍，實際上真如我一直懷疑的，的確有跟中國共產黨裡應外合、藉著反中口號及政治動作讓中國師出有名，好加快中國統一臺灣的進度，那這社會學標籤理論自我實現預言的效果，便是他們想要的。

而美國援助臺灣，我認為實際上就是要跟臺灣建立，該國詮釋框架認定的利益交換關係、臺灣詮釋框架認定的友誼情感關係，進而將臺灣當作他們鬥爭中國的棋子、代理人，以及當作過剩農畜產品或淘汰軍武的收容所，而且美國與臺灣建立，臺灣整體詮釋框架所認定的友誼情感關係的這段期間，美國也有為討好中國而犧牲臺灣權益的情事，但有些臺灣人卻選擇忽略，展現出確認偏誤。

講近一點的，近日臺灣新聞媒體、社群網站熱議的美國川普政府對臺關稅20%，從【專題》台灣關稅20％ 高於日韓怎麼救？哪些產業站海嘯第一排？】報導看來，這關稅是從之前4月的32%降到現在的20%，但仍對臺灣半導體、高價遊艇、紡織業上中游有不容忽視的衝擊。

表示受到衝擊的業者，其特點包括以美國為重要出口市場，或者有關稅較低的競爭對手；至於表示衝擊不大的業者，共同點則是除了美國之外，尚有跟別國相關廠商建立合作關係，或者就是沒有跟美國相關廠商建立直接的買賣、交易或合作關係，而做生意，例如做國際貿易，最終目的也就是累積自己的財富，進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故依照法國社會學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的觀點，這樣的差異也是個別業者，在事業經營場域之中，其多年下來養成的事業經營方法或模式(慣習)、合作或銷售通路(社會資本)、對國內外產業結構或情勢的認識(文化資本)、成本負擔能力(經濟資本)等因素綜合交互作用之下所造成。

而美國對臺灣的關稅會這樣下降，可能還要考量賴清德政府與川普政府有關單位人員之間，談判內容究竟如何，當中可能包含一些會衝擊臺灣部分產業、造成臺灣產業結構改變，進一步可能使得一些人失業、生計出問題，從而可能促生家庭糾紛、家庭暴力或社會衝突事件，形成社會問題，但對美國則確定有利的項目。

從目前的相關報導看來，臺灣對於之前美國對臺灣關稅32%或現在20%感到不安或觀望的業者不在少數，若要叫這些有不安或不確定感的臺灣業者要信美而別疑美，甚至對美國過往援助臺灣的相關舉動感恩戴德(何況美國長期援助臺灣，是為了要臺灣甘願代為鬥爭中國)，那恐怕是既與現實脫節，又違反基本人性。

國際上的社會關係，其實就是利益至上的交換關係，沒有絕對的朋友或敵人，其中一方會將另一方當成絕對的朋友，可能就是被一些手段、話術給洗腦之故，美國之前援助臺灣，或者現在對臺灣課徵關稅，都是當下經評估對自己國家有利之後做的決定，前臺北市立大學教授齊力(出岫閒雲)或其他一些民眾或網友，認為美國援臺是出於真誠的友誼，可能是基於親美反中立場的確認偏誤。

在這樣的確認偏誤下，對於臺灣馬英九政府時代與中國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中，中國就原產於臺灣的鮮水果、蔬菜、水產品等34項農產品免徵進口關稅政策(惟民主進步黨執政搞壞兩岸關係後就沒了)，還有臺灣2009年因莫拉克颱風侵襲衍生的88水災，中國捐款加賑災物資共計40億人民幣援助臺灣災區重建的事情，也就會被選擇性忽視或遺忘，然後這些人仍繼續質問：臺灣從中國得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