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中心擔任研究員的陳玠廷，在今年9月出版的【食農x實農：屬於臺灣人的食與農】中寫了篇文章【重返自然？臺灣有機農業的變遷歷程】，當中提及了臺灣有機農業實踐的一些現象。

臺灣的有機農產品由於依法須進行第三方驗證合格，取得有機標章以後方可以有機的名字去販售，而有機驗證需繳納一筆對一些農民來說，金額不算小數目的驗證費用，因此一來造成有機農產品生產成本最後轉嫁給消費者，售價相對昂貴，二來也造成一些收入不高的農民不願參與有機驗證，這是經濟資本因素的影響。

其次，臺灣農民的教育、知識水平依舊存在落差，有些農民幾乎不識字，真的是拿筆比拿鋤頭困難，也有些農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知識水平，並有一些業界、學界、公家單位的經驗，此一文化資本的差異，造成農民在跑公家單位相關行政作業流程，或者前往公家單位與承辦溝通、陳述意見時，其表現產生落差。

第三，臺灣農民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各有不同的結點，有些農民的社會關係網絡從自己向外延伸，可以觸及到中央或地方的一些精通個別作物生產、病蟲害防治、行銷宣傳、銷售，或者固定配合的通路、熟悉有機驗證等政府部門相關業務行政流程的人，而有的農民，其社會關係網絡中則可能比較少有這樣的人，此種社會資本方面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同農民在有機農業生產上有不同的做法或表現。

我看許多青年從農，或者有機農業、無毒農業、友善環境耕作農業的個案故事，故事的主角發展自己不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之農法的過程中，要麼就是運用自己的人脈(社會資本)，去取得所需要的資訊、知識或支援，要麼就是運用自己以往的知識或經驗(文化資本)來生產，有些也會砸錢(經濟資本)蓋農作產銷設施來生產。

至於臺灣農民參加現行依照【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所制定的有機驗證機制，造成意願落差，以及其中一些不願參與者透過無毒、自然或友善環境來生產並銷售期農產品的主要因素，以我的觀察，大致離不開驗證費用昂貴或行政手續繁複這兩項。

而這驗證費用高昂、行政手續繁複兩項因素對農民的影響程度，也會因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還有農民個性或慣習的差異而有不同，而其他會採用無毒、自然或友善環境的選擇，也會受前述這些因素影響。

然而，【重返自然？臺灣有機農業的變遷歷程】這篇文章沒提到的是，友善環境耕作在這篇文章正式隨書出版之前，就已被納入【有機農業促進法】的體系之下進行管理，該法第4條第2款有正式將友善環境耕作，納入政府應推廣的有機農業範疇。

而且依照【有機農業促進法】第41條訂定的【有機農業促進法施行細則】，其第4條還規定友善環境耕作，是要經農委會指定的機關或機構、法人或團體認定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第3條第3款對有機農業之規範定義的耕作方式，並登錄在農委會指定之資訊系統者。

另外針對推廣友善環境耕作的團體，農委會也有制定名叫【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審認要點】的行政規則，來規範哪些團體可以推廣友善環境耕作，哪些團體不可以推廣。

這也意味著，其實【重返自然？臺灣有機農業的變遷歷程】一文所謂難以或不願意進入驗證體系之生產者，所會使用的友善環境這個名義，也已經有法制化的跡象，農民同樣得跑一些行政流程，方可使用友善環境的名義銷售農產品，不同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乃至於不同個性的農民，跑這行政流程的意願或作法也可能會有差異。

總之，臺灣農民在有機農業活動場域之中，其有機農業生產和參與有機驗證之意願或表現，我覺得箇中情境也接近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的部分論述，農民的有機農業實踐，會因個性或慣習，還有經濟、社會及文化資本的不同而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