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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14 12:29:07瀏覽533｜回應0｜推薦10 | |
（編者感想） 欣見曹生等文士了解西藏的歷史與苦難，但對其臺獨的立場不敢苟同。達賴接受美國等支持，是為求民族生存文化延續，然臺獨出了李陳言行一致的雙傑，不僅讓臺灣民主法治倒退，宗教文化道德倒退，為何不見正義感人懺悔之作？ 其二，曹生在文中提及，後來不同意達賴的中間路線，便少寫西藏的文章。這種知識的斷層令人疑惑，人家是宗教領袖宗教情懷，也是第一天職，所有西方國家主要也是支持這點。現代人何需用“政教合一”的中國觀來看呢？反之，達賴以此俗見來會曹生，也不會有此文出現。 其三，曹生不會只認為，中國文化就只有裹小腳，君君臣臣罷，起碼儒釋道也各有千秋，不是嗎？西方民主法治，也非憑空而來，更是通過基督教義教理歷百年，逐漸改革乃至革命演化而成的。不過，這樣的個人感想是不能減損正文主旨的。 作者: 朱瑞 和幾位朋友去盧梭故居的路上，曹長青推著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過他的襯衫，在背上濕了一片。“長青，你這就回美國嗎？”我問。“不，”他看著蔡詠梅大姐和瑞典來的小喬，“這是她們的行李，一會兒，她們直接坐火車離開。”天氣不算熱，涼風從日內瓦湖上陣陣吹來，但是，長青仍在流汗。 走出盧梭故居後，幾位趕火車的人匆匆地離開了，剩下陳破空、張菁女士、仁欽曲塔以及長青和我，悠閒地走在狹長而古老的小街上。 這是2009年8月8日的午後，漢藏會議剛剛結束。 “長青，你怎麼理解中共對西藏的所謂優惠政策？”我問。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優惠，是不是真地實現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雙鞋，穿在你的腳上，別人看著再好，再合適，沒有用，只有你的腳知道擠不擠，舒不舒服。”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西藏命運的？”我又問。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就對西藏問題感興趣，主要是一無所知，共產黨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我覺得凡是共產黨的說法都要畫個問號。1994年，達賴喇嘛到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演講，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機會對達賴喇嘛進行採訪，給當時世界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寫一篇文章，就可以讓更多華人知道，達賴喇嘛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 是怎麼想的。但是，這樣的機會怎麼會輪到我們呢？我們沒有權、沒有勢、沒有大的聲望。不過，我還是想嘗試一下，就給達賴喇嘛住紐約辦事處寫了一封英文信。 當時，我們沒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國，那麼多的華文記者，美國主流記者，電視、電台，都在等著採訪達賴喇嘛，怎麼可能輪到我們兩個不是正式記者的記者呢？可是，我們收到了回信，還是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的辦公室的回信！說，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接受兩位中國兄弟姐妹的採訪；說，這個採訪本來安排給了美國著名的女主播戴安娜?索伊歐，但是最後還是決定把這個機會留給我們。我想，可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達賴喇嘛希望把他的聲音傳給中國。那時達賴喇嘛就有了與漢民族溝通的想法，也就是這次會議的想法，那是1994年。 取消戴安娜?索伊歐的採訪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國三大電視台之一的當紅女主播。 “我和我的太太馬上開始了準備。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我們閱讀了很多關於西藏的中、英文書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來看。看了以後，我們大吃一驚，原來，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僅在歷史上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有一段時間，甚至把中國的首都長安都佔領了，迫使唐朝簽訂了協議，還立了一個碑，承諾彼此不再侵犯，那個碑現在還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歷史見證。 就是後來中國和西藏發生關係，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州、省和一個國家的關係，而是特殊的關係，叫番屬。什麼是番屬呢，就是我給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達賴喇嘛，尊重我們的宗教權威，同時，在你境內的佛教徒，就會幫助你順從皇帝，國家穩定。五世達賴喇嘛曾見過順治皇帝。當時，順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大臣提出了異議，最後，採取了一個折中辦法，以打獵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麼時候，我們中國的皇帝這樣禮遇過下面的郡長？ 後來，清朝末期，趙爾豐曾率兵不足2000人打進西藏，但是，辛亥革命暴發，191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把清朝的殘兵敗將徹底趕了出來。 “作為一個知識人，不管你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要尊重真實，傳播真實，所以，我們就更加渴望採訪達賴喇嘛，想請教這一段歷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專制統治，這一點，很多漢人都不願意承認，想迴避，漢民族對西藏民族的種族歧視嚴重存在。我們必須告訴中國人，要結束專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選擇權、民族選擇權和自決權。 “達賴喇嘛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一進去，他就攥住了我們兩人的手，領我們到了另外一個屋子。我們的手，從來都沒有被人這麼長時間地、熱情地、熱烈地、真誠地攥過。一瞬間，你就感到這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平等對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動。當時我和我太太都有點緊張，達賴喇嘛立刻看了出來，我們往身上別麥克風的時候，他一再說，'慢慢來，慢慢來'，非常替人著想。我們說，'問什麼，有限制嗎？'達賴喇嘛說，'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後來，我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差不多一萬字，在《世界日報》整版發了出來，那可能是華人世界第一篇詳細介紹達賴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統治的文章。” “題目叫什麼？”我問。 “《紐約訪達賴喇嘛》，但後來《世界日報》改了標題為《達賴喇嘛，活著的上帝》。” “到前面坐船去吧！”陳破空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麼不同，我不坐。”我說。“坐上船你就知道了，這兒畢竟是日內瓦湖，不是你家鄉的松花江。”陳破空頑強地堅持著，張菁女士和仁欽曲塔也躍躍欲試，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 不過，我看著長青：“一會兒回旅館，吃完晚飯，我還要繼續聽你的故事。” 晚飯後，我和長青來到賓館的前廳，有人在彈鋼琴，有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我們選了一張燃著蠟燭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華人世界中，對達賴喇嘛專訪比較長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長青立刻談了起來，“後來我就想，應該再寫一些理論文章，因為那是一篇專訪，還帶有讀者感興趣的內容，這樣，我就寫了《獨立，藏人的權利》。” “這是第二篇你寫的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我吃驚了。 “就是。” “很敏銳啊！”我感嘆著。 “那篇文章在民運的知識分子內部也出現了爭議，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觀點。在那篇文章的結尾，我提到了中國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欺負過的國家，反過來，十三億又欺負那樣一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民族，中國人在被歷史審判的時候，應該懺悔，你沒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種參與！ “那年的聖誕節，1994年，是在一位民運人士家度過的。 我去的時候，屋子裡已坐了很多人，全體都要跟我談話，很激烈，不像過聖誕節，倒像在開我的批鬥會，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說，關於西藏的書你們看過哪些？有沒有看過美國人、西方人寫的有關西藏的書？沒有。有沒有看過藏人寫的翻譯成中文的有關西藏的書？沒有。有沒有看過中國官方寫西藏的書，比如，有一個人公開地說，為了組織上鬥爭的需要，而寫的關於西藏的書，那個作者是誰了，我一時忘了？” “牙含章嗎？”我問。 “就是。關於坐床啦，選靈童啦，吳忠信啦，有一點參考價值。” “那不過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隱患。 “當然。不過，就是這樣一本書，完全為了中國政府宣傳的需要而寫的一本書，我說你們看過沒有？沒有。牙含章是誰？也不知道。我說，那你看，你們用什麼反駁我呢？總不能用NOTHING來攻擊SOMETHING。總不能用0來對付1、2、3、4。我說，你們的狀態我理解，我們都對西藏的認識有限，但是，我不會在沒有弄清事實的時候，就去自信地批評別人，我更不會重複中共的話，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生活中，沒有哪個人會特別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給大家，說，'這是我的，自始至終都是我的。'當一份財產，被特別強調的時候，就有問題了。” 我說。 “是啊，我們說歡迎西藏回到祖國的懷抱，就說明人家原來不在你的懷抱，你沒有抱著人家。我又說，西藏的人權情況你們不是不知道，你們要支持西藏的人權。再說，獨立是他們的社會權力，他們有選擇權。波多黎各選擇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全民公投通過後，還要美國國會批准。薛偉說過，'結婚需要兩方同意，離婚單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這樣，欺負成這樣，還不允許人家逃？中國男人最沒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腳裹小，裹爛，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卻弄好幾個。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讓你的腳長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後，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 我的一個長輩親戚，就是小腳，是裹臭裹爛，在爛和臭的過程中，長在一起，那是極為殘酷的慢性的刑罰。” “瞧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我笑了起來。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運氣，如果在那個時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給你裹起來。” “這個，可以想像……”我長久地笑著。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決定不裹了。 今天的中國問題，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種沒有問題，如果你認為人種有問題，這個世界，還會出現奧斯維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國，儘管長著東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國文化兩千年，八千年，什麼用也沒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嚴，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中國文化提供了我們什麼？群體，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從丈夫，丈夫服從家族，家族服從社會，社會服從朝廷，朝廷服從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為他下跪；最後一個皇帝才三歲半，動不動就尿褲子，下邊那些留辮子的學士們，還在下跪。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在下跪，張藝謀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個區別，就是胡錦濤不再尿褲子了。” “你的思索，長青，很深哪……”我越過長青的肩頭，看著前方。 “你溫家寶怎麼能跟桑東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選總理）相比呢？！ 桑東仁波切的這些知識，單說佛學，講話不用稿子，你溫家寶就無法企及。人家那麼自信，多少挑戰，都不會激動、不會生氣。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無能的小男人，坐在那裡，就張藝謀還算英雄呢，我看連條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開你的腳，讓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嚮往，你在崇拜。達賴喇嘛靠什麼？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金錢，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 有一次，達賴喇嘛說，請幫助我們吧，只是，我們什麼也不能給予你，不過，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們喜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乾淨，到時候，免費給你們喝。儘管是開玩笑，卻讓人心酸。”長青停了下來，看著別處，好一會兒，又說：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呢，因為當時那些要和我辯論、火氣很大的人，現在都在千萬百計想見達賴喇嘛，轉而支持西藏人權了，他們不見得支持西藏獨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權。他們變化了。 “現在，支持西藏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很高興。所以，這次跟達賴喇嘛照相我沒有去。 我們要的不是和一個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們的苦難，要為他們做點什麼。我從不強調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只是說我是一個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對立面就是野蠻人。中國人，只是一個地域，血緣的概念。只有當我看到中國人，作為一個群體去欺負別人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恥辱，感到有一份責任時……”長青的淚水終於沒有忍住，滴落了下來。 “在達蘭薩拉，達賴喇嘛長久地握著我的手，不說話……”長青停了下來，擦著眼睛，“後來，達賴喇嘛身邊的一個生活秘書，他是僧人，說過一句話，我記住了，他說，'我們和國民黨打交道，他們騙我們……和共產黨打交道，還是騙我們……我對中國人絕望了……開始我們接到消息說，你要來，我不相信還有你這樣的中國人，後來，我看了貢噶扎西翻譯的你的文章，接觸了你，才燃起了我對中國人的希望……'” “如果說有一份自私的話，我就想，過了若干年，中國人寫這段歷史的時候……十三億中國人，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種族，總得有一些人有一點人性吧，哪怕只有一個，起碼讓藏人知道，你們這些人不都是禽獸，從這一點說，我強調我是中國人……”長青哽咽著。 我也擦著眼睛，我不能不流淚。 “跟有些人談不通，跟你能談得通……因為你親眼看到了他們的艱難……”長青繼續著，不看我，而是看著手裡被淚水浸濕的餐巾紙， “後來，我在達蘭薩拉呆了許多天，我看到那些翻過雪山從境內西藏逃出來的藏人，他 們不會說藏文，但會中文，看過我的文章，對我很熱情。我為幾千名學生做了一場演講，大家都哭了。再後來，我去了南部班加洛。兩天一夜的火車，又坐了7、8個小時的汽車，最後，又租了一個很顛簸的那種蹦蹦車，好長時間，才到難民營。最讓我受不了的是當地的婦女協會去了幾十個人，我採訪時，哭成一片，說我是他們見到的唯一的一個中國記者……”長青再次停下了，燭光昏暗，我們都無休無止地流著淚。 “回來後，我寫了一系列有關西藏的文章，告訴世界，告訴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難。又約了一些人，共同編了一本書《中國知識分子論西藏》，我做主編，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又譯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譯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現在寫的不多了？”我看著長青，這位質樸的、善良而不斷自省的中國北方男人，從此，將成為我無話不說的朋友。 “近年，我寫的比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贊成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我認為走不通。跟專制謀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綠洲，不存在。” “中間道路，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否則，西藏文化會更加迅速地被滅絕。”我解釋著。 “我理解，他也覺得沒有路可走。但是，作為我的理念，又不能違心的同意。不過，我還是寫了《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 後來，達賴喇嘛見到我時說，'這真是太有意思了，達賴喇嘛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你這個中國人卻主張西藏獨立。' “我所有的關於西藏的文章，都堅持兩個原則，堅持歷史真實的原則，因為西藏不是中國自古以來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個，堅持尊重西藏選擇權的原則。結婚，離婚，單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這個民族的自決權，我認為個人權利大於一切。 “達賴喇嘛說漢民族是偉大的民族，給中國人很多的讚譽。其實，我們太不偉大了，不說別的，伊拉克在選舉，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度尼西亞，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選出了自己的總統，國家穩定，經濟過去增長4%，去年達到6%；中國人不如印尼，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灣……沒有投票權，就是政治奴隸！ 中國人是世上最要臉的人，結果是最不要臉面的。今天，中共政權的存在，就是中國人的無 知和怯懦，是中國人的恥辱。德國、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哪裡的民主是賜給的？ “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就配一個專制政權。十三億人口，中國知識分子按照群體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群體，幾千萬人，在西藏問題上，哪怕只有幾個人站出來，說一句人話，不求你說得很高，只說一句人話，行嗎？ 你欺負了人家這麼長時間，就代表中國人，向人家道歉，說一聲對不起，不行嗎？我們的種族真是笨蛋，這麼野蠻！人家和我們什麼都不一樣，宗教，語言，連容貌都不一樣，這是能看到的。 “文化不是僅僅你喜歡穿旗袍，他喜歡穿西裝，是思想的價值。有的人喜歡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歡吃健康食品，這是飲食價值，思想也有一個價值，有的人喜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歡自由、生命、尊嚴；我們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後面的這些資源。 今天美國的強大，不是因為金發、白皮膚，是人家開始的那個價值——《獨立宣言》講的不是群體、國家，甚至沒有講民主，講的只是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個人的權利，不是哪個群體的權力、國家的權力，這樣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個國家強大。美國的強大不是軍事、經濟、國土的強大，是思想的強大。而在中國，提倡穩定壓倒一切；沒有健康的個人，哪有強大的國家，十三億是什麼，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來還是0。 看一個國家的文化，就看這個國家對弱者的態度，中國男人最能欺負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體現出照顧弱者，誰尊重弱者，誰就是英雄。在中國，對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鄧玉嬌事件就是一個例子，怎麼能尊重藏人的權利呢？ “西藏人，不僅受政治壓迫，還有種族歧視。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 曾在四川醫學院讀書，跟我談到漢人對藏人的種族歧視。我說，'請給我一個例子？'他說，'有一天，教授提問一個問題，別人都沒有答上，我答上了，那個教授，他是漢人，表揚了我，說：你看，連他都答上了'。這種事，到處都是。 “我出生在中國，只有當我應該承擔一份群體性的道德責任時，才強調我是中國人。奧斯維辛倖存下來的人，有一個說法，叫做倖存者的負罪 感，survivor's guilt 。我們一樣的被抓起來了，他們沒有熬過來，我熬過來了，我的倖存，是一種負罪。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這是我從中得到的教育啟示。我沒有很大的力量，只不過會寫一點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訴其他的人，不管他們說些什麼，就是都向我扔石頭，也沒有關係。” －－原載：《觀察》 ，200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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