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ona文件證實了，參議院“民權委員會”（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個工作人員是克格勃間諜，這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是參議員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選舉中被麥卡錫擊敗。這4個克格勃間諜是︰

John Abt，委員會首席律師（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還任職于其他3個國會的委員會。

Allen Rosenberg，他還任職于“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經濟戰爭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國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後來他還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案子。

Charles Flato，他還任職于“經濟戰爭委員會”和“外國經濟管理局”。

這4個間諜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也是共產國際成員。

盡管有共產黨滲入美國政府的前提是正確的，很多受到麥卡錫懷疑的人並不是間諜。近期學者發現，在1950-1952年期間受到調查的159人里，9人有來自Venona文件或其他來源的確實證據，證明曾經為甦聯諜報部門服務。其他人雖然沒有直接的間諜證據，但很多人被認為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32]

已知的安全威脅和忠誠隱患

兩位二戰士兵馬歇兒與堵了門對中共都寄與厚望

1947年6月，“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提交給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備忘錄，請他注意國務院內部已經發展而且仍在發展的安全隱患。備忘錄寫道︰

“有證據顯示，有一個周密的、精心計算的方案，不但保護身居高位的共產黨成員，而且弱化安全和情報保護措施。聯邦調查局一份關于甦聯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的初步報告指出，有很多國務院雇員卷入了間諜活動，其中一些人擔任高級職務。”

羅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撥款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負責準備這份名單。“李名單”使用了數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這個名單在委員會內部發表。

這個備忘錄里列出了9個國務院官員，指出他們“只是國務院雇員里的幾個代表，國務院里有幾百名這樣的雇員，他們受到保護並允許繼續工作在那里，盡管事實上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明顯的威脅。”到6月24日，有10個人的名字被從名單上去掉。但是從1947年到麥卡錫發表Wheeling演講的1950年2月，國務院沒有因為忠誠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34] 而在政府其他部門，在1947-1951年間，因為忠誠原因就有超過300人被解職。

盡管不是全部，但麥卡錫參議員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李名單”或李議員在1947年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整理但是還沒有解決的國務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單”。[35] Tydings委員會（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個名單。除了上面已經列出的Venona文件證實的間諜以外，還有一些麥卡錫參議員指證的安全和忠誠隱患被證明是正確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婦，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8號和49號，李名單59號。[36]

Esther Brunau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47號，李名單55號。[37]

Stephen Brunauer，美國海軍，爆炸物研究部門的化學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國國務院，信息和編輯專家；麥卡錫案例55號，李名單65號。[39][40] 

Nelson Chipch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3號。[41] 

Oliver Edmund Clubb，美國國務院。[42] 

John Paton Davies，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43] 

Gustavo Duran，美國國務院，負責拉美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助手，聯合國社會事務部文化活動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44] 

Arpad Erdos，美國國務院。[45] 

Herbert Fiers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1號，李名單51號。[46][47][48]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國國務院；李名單106號。[49] 

Theodore Geiger，美國國務院。[50] 

Stella Gord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0號，李名單45號。[51] 

Stanley Graze，美國國務院情報部門；麥卡錫案例8號，李名單8號。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檔案證實是間諜。[52]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號，李名單4號。[53] 

Myron Victor Hu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65號，李名單79號。[54] 

Philip Jessup，美國國務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軍事政府事務和管理海軍學院副院長（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駐聯合國代表，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關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麥卡錫案例15號。[55] 

Dorothy Kenyon，紐約市法官，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往聯合國婦女狀況委員會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56]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魯門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57]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58]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4號。[59] 

Owen Lattimore，共產黨控制的“太平洋關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會成員，“太平洋關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輯。[60]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國海軍部；麥卡錫案例56號，李名單66號。[61]

Val R. Lorw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4號，李名單64號。[62] 

Daniel F. Margolie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1號，李名單46號。[63] [64] 

Peveril Meigs，美國國務院，美國陸軍部；麥卡錫案例3號，李名單2號。[65] 

Ella M. Montagu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4號，李名單32號。[66] 

Philleo Nash，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哈里-杜魯門總統的顧問。[67][68][69] 

Olga V. Osnat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81號，李名單78號。[70] 

Edward Posniak，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7號。[71] 

Philip Raine，美國國務院，地區專家；麥卡錫案例52號，李名單62號。[72][73][74][75] 

Robert Ros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2號，李名單30號。[76] 

Sylvia Schimmel，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0號，李名單60號。[77][78][79][80] 

Frederick Schumann，美國國務院合同雇用的講師，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單上。[81] 

John S. Service，美國國務院。[82] 

Harlow Shapley，美國國務院任命的派駐聯合國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83] 

William T. Ston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6號，李名單54號。[84] 

Frances M. Tuchs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6號，李名單6號。[85] 

John Carter Vince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號，李名單52號。[86] 

David Zablodowsky，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出版部主管；麥卡錫案例103號。[87] 

莫羅在《See It Now》利用電視對麥的攻擊

美國電視初期主持新聞左派先鋒

對麥卡錫參議員最著名的攻擊之一，是由愛德華-莫羅（Edward R. Murrow）主持的電視系列記錄節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時間是1954年3月9日。[88] 到莫羅制作這集攻擊麥卡錫的電視片的1954年，對麥卡錫的猛烈攻擊已經持續了幾乎4年。根據麥卡錫傳記作者Arthur Herman的記錄，莫羅和他的工作人員花了2個月時間精心編輯畫面，以便把麥卡錫包裝成最壞的形象。沒有一個鏡頭以正常工作狀態展示麥卡錫。不像莫羅宣稱的那樣，這部電視片“根本不是一個報道，而是全方位的攻擊，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評人士指責麥卡錫的‘捕風捉影’。”[89]

電視片大部分鏡頭都是麥卡錫處于最不雅觀的狀態，包括“打嗝，挖鼻孔”。[90] 在這些鏡頭里，麥卡錫指責民主黨“背叛美國20年”，因為民主黨政府在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上對共產主義甦聯讓步，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繪成“為共產黨服務，做共產黨的工作”，斥責Zwicker將軍，因為Zwicker宣稱他會保護其他在軍隊里提升共產黨的將軍。莫羅把五角大樓密碼室雇員Annie Lee Moss描繪成麥卡錫的無辜受害者，盡管後來證實，聯邦調查局因為她和共產黨的關系警告過軍隊和民事服務局。[91]

甚至一些麥卡錫的批評者都被莫羅這部一邊倒的電視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來一直反對麥卡錫，他“毫不留情的抨擊莫羅和電視制片人顛倒事實，篩選鏡頭。”[92] Cogley指出選擇另外一些鏡頭可以很容易的把麥卡錫包裝成非常正面的形象，進而警告這種不當利用電視的方式。他和另一個《Saturday Review》的反對麥卡錫的人都認為，“那不是個另電視新聞業感覺自豪的時刻”。[93]

為了迎擊負面宣傳，麥卡錫在1954年4月6日出現在《See It Now》節目，說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羅的節目造成的誤解。麥卡錫指出他的委員會“把為甦聯服務的共產黨清除出政府和要害軍事部門。”他還說，“比如，238人接受公開檢查；367人在執行程序內接受檢查；84人拒絕就與共產黨相關行為作證，因為如果他們說出事實，可能會進監獄；24人因為共產黨背景被解除從事機密、超級機密材料的工作，是我們的委員會揭露了這些人。”麥卡錫還指出莫羅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與共產黨組織的關系。[94] 

莫羅的報道，同一年電視轉播的“軍隊-麥卡錫听證會”，和持續4年的反麥卡錫媒體的報道，是導致全國民意轉而反對麥卡錫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說，莫羅的攻擊“來得很晚。年輕人回頭讀那段歷史，以為媒體里只有一個人挑戰麥卡錫，這讓很多人感覺不好，包括我自己，因為那個節目其實很晚才出現。”[95] 

甚至莫羅也不承認自己在麥卡錫的受歡迎度下降上起了那麼大的作用。他宣稱，“上帝啊，我沒做什麼事情。（《時代》雜志專欄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寫和我一樣的內容，說一樣的話，長達幾個月，長達幾年。我們跟在後面。”[96] 

不管怎麼樣，盡管《See It Now》節目出現的很晚，盡管這個節目制造假象，反麥卡錫的歷史學者還是把功勞歸給莫羅，認為在打擊麥卡錫從事的消除美國政府的安全威脅的工作上，莫羅起了主要作用。

遭左派全面攻擊與Watkins委員會

盡管麥卡錫參議員在幾年前就受到了來自左翼自由派和共產黨人的不計其數的充滿偏見、無法證實的攻擊，正式譴責並試圖把麥卡錫從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組織的努力，開始于1954年3月。

參議院里的反對

1954年3月9日，來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參議員、共和黨人Ralph E. Flanders發表了一次演說，批評麥卡錫參議員所謂“把與共產主義的戰斗引向錯誤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們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認為美國應該更加關注外面發生的“共產主義勢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擔心的擴張”，而那種擴張將使美國和加拿大成為“自由世界的最後據點。”[97][98] 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的內閣官員讓Flanders“釋放”，而艾森豪威爾總統給Flanders留了一個對他的演講表示感謝的條子，但並沒表示反對或贊成。[99] 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講里，Flanders強調了甦聯如何在沒有消耗自己的資源和人力的情況下在亞洲取得軍事成功，還說美國“是共產主義通過經濟手段進行征服的另一個例子。”他補充說，“共產主義獨裁和法西斯主義獨裁的一個標志就是全體被統治者都互相監視。”[100] Flanders對參議院說，麥卡錫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給無助的少數派心中植入恐懼的手法完全類似”；他指責麥卡錫散布“分裂和迷惑”，還說“如果麥卡錫是為共產黨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101]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發起提案指控麥卡錫“行為失當”，要求他離開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參議員、J. William Fulbright參議員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國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顧問的意見後，他修改了提案以便與“之前的譴責動議一致。”[102] 提出了譴責動議之後，Flanders就沒有參與負責這項譴責動議的Watkins委員會組織的听證。麥卡錫對Flanders沒有什麼個人怨恨，有報道說，在听證會開始之後，麥卡錫還接受了他的邀請和他共進午餐。[103]

Watkins委員會

Arthur Watkins on Time Magazine, 1954

終于，麥卡錫被指控有46項行為不當，為此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評估這些指控，委員會主席是參議員Arthur Watkins。這是5年來對麥卡錫進行的第5次調查。這個委員會于1954年8月31日開始調查。經過2個月的听證和分析，委員會只對最初提出的46項指控里的2項指控建議進行譴責。對其他指控都認定不成立。[104]

1954年11月8日，參議院就這2項指控召開特別會議進行辯論。這2項指控是︰

1）麥卡錫在1952年“沒有與‘參議員權利和選舉分委員會’合作”，在一項旨在把他逐出參議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開的調查。

2）在一次主持參議院質詢時，麥卡錫對Ralph Zwicker將軍“表現過分”。

關于Zwicker將軍的指控被參議院否決，因為認定麥卡錫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當時的表現“引發”的。很多參議員感覺軍隊表現出對委員會主席麥卡錫的敵意，他們不顧麥卡錫在1954年2月1日寫給他們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讓Irving Peress榮譽退伍。因此，參議院作出結論，麥卡錫在2月18日對Zwicker的行為沒有違規。

于是，關于Zwicker將軍的指控在最後一刻被放棄，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麥卡錫把“Watkins委員會”稱為共產黨的“愚蠢的女佣”，把參議院特別會議稱為“私刑聚會”，“表現不合參議院倫理原則，有可能讓參議院蒙羞，阻礙參議院的憲法程序，損害其尊嚴。”[105] 1954年12月2日，盡管有十幾名參議員告訴麥卡錫他們不願投票反對他，可是因為面對來自艾森豪威爾政府和兩黨領袖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投票反對他，參議院最後以67︰22票通過“譴責”麥卡錫在兩項指控上的行為。民主黨參議員全部支持譴責麥卡錫，共和黨一半支持，一半反對。

對政治譴責案的分析

人們批評對麥卡錫的譴責案是企圖消滅參議院里調查美國政府的安全和忠誠風險的最響亮聲音。如果仔細檢查這兩項對麥卡錫的指控，會發現它們都存在重大問題。

先分析第一項指控“沒有與‘參議員權利和選舉分委員會’合作”，事實是那個分委員會從沒傳喚麥卡錫，而只是“邀請”他去作證。這個分委員會里的一個參議員和兩個工作人員因為對麥卡錫的不誠實表現先後辭職。在這個分委員會1953年1月2日最後的一份報告里寫道，他們調查的事件“因為1952年的選舉而變得無法決定。”直到那時的整個美國歷史，還沒有任何一名參議員因為在前一屆國會期間的行為或沒有接受作證“邀請”而被懲罰。因此，對麥卡錫的第一項指控完全是騙局，是意圖損害麥卡錫的造勢行為。

第二項指控比第一項指控問題更大。麥卡錫因為自己在參議院外發布的對“Watkins委員會”和參議院特別會議的批評意見被譴責。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雜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論里指出，其他參議員指責麥卡錫在宣誓下撒謊，接受不當金錢，從事選舉欺詐，誹謗，作出錯誤指證，要挾勒索，為共產黨服務，與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個人關系”有問題。然而，這些參議員從沒有受到“表現不合參議院倫理原則”或“損害參議院尊嚴”的譴責。只有麥卡錫被要求對自己說的話承擔責任。[106] 

最後的日子

麥卡錫繼續追查身居美國政府高位的共產黨，但是他的權力和調查力度被嚴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黨失去對參議院的控制之後，作為少數黨成員的麥卡錫不得不依賴公開演講，來繼續提醒美國大眾共產主義的威脅。 在之後的兩年半時間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說。

1957年1月，麥卡錫夫婦領養了一個女嬰，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幾個月之後的1857年5月2日，麥卡錫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軍醫院，終年48歲。

麥卡錫被以國葬待遇安葬，70名參議員參加了他的葬禮。麥卡錫是17年里第一個葬禮在參議院舉辦的參議員。幾千名大眾在華盛頓特區向他的遺體致敬，估計有超過3萬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鄉Appleton的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對他表示敬意，神職人員在超過1百名牧師和2千名大眾面前舉行莊嚴宗座安魂儀式。3名參議員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麥卡錫的靈柩從華盛頓護送到他的家鄉，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參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禮。麥卡錫被埋葬在聖瑪麗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領養的女兒Tierney。

對麥卡錫的再評價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暢銷書《背叛者︰從冷戰到反恐戰爭期間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徑》里，她這樣評價麥卡錫︰

“半個世紀之後，只有一些無害的怪物還自稱共產主義者的時候，人們很難捕捉麥卡錫發動的反共戰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產主義者’這個詞听起來和‘君主制主義者’一樣可怕，不是毫無原因的－－那絕不是因為大無畏《紐約時報》的社論譴責麥卡錫，贊美哈佛大學教育出來的甦聯間諜。是麥卡錫使得當共產黨主義者成為可恥的事情。美國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再沒能恢復元氣。”[107] 

當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舉出一個被麥卡錫折磨的無辜人的例子時，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萊塢的十個人”之一，O'Reilly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委員會的目的是調查美國共產黨對好萊塢的滲透，曾要求“好萊塢的十個人”的劇作者、導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國會作證。而麥卡錫是在1950年才開始他的反共戰斗。

1953-1954年，麥卡錫調查新澤西州Ft. Monmouth的高級秘密設施松懈的安全管理。當時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產主義者攻擊，他們宣稱Ft. Monmouth沒有安全問題。然而多年之後，Barry Goldwater參議員在《沒有什麼好道歉的︰美國參議員Barry M. Goldwater的個人、政治回憶錄》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釋了為什麼把美軍在Ft. Monmouth的超級秘密部門悄悄搬到亞利桑那州（Arizona），他說︰“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為有很大權力的撥款委員會主席，他私下告訴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為他和其他多數黨民主黨委員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網已經被攻破。他們不願公開承認麥卡錫的指控是正確的。他們唯一的替代選擇就是把整個設施從新澤西搬到亞利桑那。”[108]

盡管麥卡錫的調查證明他的懷疑是正確的，很多年過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謊言說麥卡錫在Ft. Monmouth什麼都沒發現。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誠︰一個兒子的回憶錄》（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書之前，他的父親Albert Bernstein表示緊張，因為這本書會揭示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其他方面的滲透。Albert Bernstein宣稱︰“你會證明麥卡錫是正確的，因為他說的就是整個系統里到處都是共產黨。他是對的...我對你即將寫的這本澄清麥卡錫的書表示憂慮。問題在于每個人都說他是個騙子；而你說他是對的...我承認共產黨在這個國家是一個勢力。”[109]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從1940年代開始就是共產黨員。Albert Bernstein是工會活動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戰爭部當秘書，克林頓政府時期，她志願在白宮回復寫給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憲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國會暴露她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但她公開為兩個定罪的間諜服務，這兩個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間諜罪被處決。

Venona文件和甦聯文件

甦聯崩潰以後，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內務部檔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員和公眾公開，這些文件證明了麥卡錫的懷疑符合事實。在美國方面，“莫伊尼漢保密委員會”（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負責對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調查，這些文件有超過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員會的最終報告發現︰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認...只要有人認為政府里有共產黨滲透，就有人認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無辜。對這個時期歷史的平衡認識開始顯現︰Venona文件肯定會提供大量事實，給這件事一個結論...

第一個事實是，在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存在大量共產黨間諜活動，但主要參與人都有系統的否認他們的活動。”[110] 

中央情報局負責監督歷史情報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還沒有一個現代政府象美國政府那樣被全面滲透。”[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