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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06 11:52:04瀏覽1686｜回應0｜推薦1 | |
過年期間我貼了一些眷村的照片，還有幾個眷村尚未貼出，在此先談一段朱天心於2010年間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所說的話，當時新聞的標題是：朱天心：純文學這族裔快絕種 眷村像被打死的蟑螂，以下是節錄，文末有全文。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眷村的歷史，你覺得在文學上有很好的描摹嗎？影視方面，近期如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話劇《寶島一村》，在兩岸都很火。 朱天心：眷村題材曾經很貧瘠，這有它的歷史背景。眷村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臺灣人或者民進黨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會裝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長會跟孩子講，在學 校老師問你是不是外省人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 陳水扁下臺，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點的時候，眷村影響沒那么大了。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把它作為標本。我 不曉得這個態度會不會太輕佻，但確實感覺如此。 先說蟑螂。 常聽有人說「打不死的蟑螂」，蟑螂有可能打不死嗎？當然不可能，頂多有「打不到的蟑螂」或「沒打到的蟑螂」或「沒馬上死的蟑螂」，我手下就還沒看過被打到還不死的活口。不過，「打不死的蟑螂」另一個涵義就是形容其韌性，一般而言是正面的。說實在，如果真有「打不死的蟑螂」，那也是他的兄弟姊妹或親朋好友被你看到了，沒有「打不死的蟑螂」這回事。 那「被打死的蟑螂」是怎麼回事？ 我記得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談台灣師大生命科學系教授林金盾「蟑螂X檔案」的紀錄片，除了他這類的專業研究者以外，即使是死蟑螂，應該不會有什麼人會像朱天心所言「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的情況，就算蟑螂已死而無害，難道會有恨之入骨的人在其死後又去緬懷嗎？ 再說眷村。 眷村文化的「文創產值」與「政治效益」其實很高，台灣各地都有大把的「眷村文化節」要舉辦，連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都矢言「他將會全力支持保存眷村文化。眷村文化是眷戶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一定要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就算有人把眷村文化當打死的蟑螂，還有「一代一代」呢，死而不僵還算不上！ 朱天心做為台灣文學界談眷村的最大目標，已經被許多人攻擊或研究很多年了，她對台灣的最大貢獻有二：一個是她的文采風靡了一代人，另一個是很多人因此找到了目標。這所謂的「目標」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攻擊」的目標，另一個是「研究」的目標，多少人因為她這類「眷村流」而拿到數也數不盡的學位還有寫了數也數不盡的論文，這不是很偉大兼尾大嗎？ 諸多談到朱天心的「眷村流」，無非論及其失落、無奈、徬徨、被排斥…等，但就我看到如雨後春筍般的彩繪眷村（see請不要再彩繪眷村－論台灣不斷繁殖的眷村彩繪），還有民進黨縣市長無不掏心挖肺表示「全力支持」，更連對岸各媒體也把眷村當成寶一樣，這已經不能用蟑螂來形容了，鹹魚翻身也還不夠，或許稱鹹魚躍龍門還差不多。 而朱天心所言「…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倒是值得一提。 台灣有幾派對「外省人」的看法，有一派是認為「台灣沒有外省人」，因為「省」是大中國思想餘毒，甚至於有說自稱「外省人」者就是「為中國打殺台灣」，我以前常批評寫這種話的人，我當時沒去告他非常可惜，因為他告了不少罵他的人，拿了不少和解金，很滋潤。若我們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常聽到很多人自稱或被分類為「愛爾蘭裔美國人」、「非裔」、「亞裔」…等，也沒被視為大逆不道，台灣就與美國不同，為了建造「新國族」，只要染上非1949年前後來的人的血，就必須成為「新台灣人」而容不下其他名稱，這類「新造的人」的教義我只從基督教那聽過，而此蛻變的受洗儀式就是「告別中國」與「告別記憶」，只是那種記憶也未必從父母那傳來。美國移民比較隱藏不了這種「記憶」，因為膚色會告訴你很多故事，於是美國就比較不「入罪」你家族的「過去」，這或許是台美的不同。現在台灣比較倒楣的是外籍配偶的子女，外籍配偶被要求或被強烈鼓勵拋棄過去成為「新台灣人」，但他們子女被另眼相看還是時有所見。 然而，現在我也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台灣早已變了，相對於外省人，所謂的本省人難道有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現在子女又愛聽嗎？現在有誰在乎這些？ 因此，根據我的探訪與分析，我的看法還是眷村不像被打死的蟑螂，如果還有族繁不及備載的眷村彩繪、眷村文化節、各類眷村XX再一一出現，說它打不死還差不多。 當然，以眷村被全世界全台灣喜愛的程度論，它當然不可能是蟑螂，說不定是金雞母呢。 WRITTEN BY blackjack 民進黨第一文膽梁文傑先生，您又何必醜化我？台大有這樣教你嗎？ 朱天心：純文學這族裔快絕種 眷村像被打死的蟑螂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時間：2010-05-24 15:24:01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cq.news.cn/news/2010-05/25/content_19879294.htm 朱天心：純文學這個族裔快要絕種了 以前我覺得向強者—— 不管是社會主流，還是擁有權力的人—— 說不，是很困難的事，需要很多勇氣。這三五年，我覺得向弱者說不更難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上海報道 52歲的“小說書寫者”朱天心看起來仍像中學生，有時帶 與其在華語文學界的聲名不符的生怯。她和先生唐諾慣常揀選“小說書寫者”這個詞語自稱，因為覺得 “小說家”的稱謂太過狂妄。 在4月下旬復旦大學的講座中，唐諾提及他經常去的一家咖啡館，總有一群騙子在討論股票和樓市，但再也聽不到人們討論文學。“你越來越清楚，文學早已不再是 人生的基本事實。”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學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對朱天心而言，很難分出二者的界限。 她的身邊全是“書寫者”：父親朱西寧是軍中作家，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赴臺；母親劉慕沙是臺灣著名日語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說家，電影導演侯 孝賢的“御用編劇”。朱天心16歲就在報紙上連載小說《長干行》，18歲創作長篇自傳《擊壤歌》，至今重版十多次。 從上世紀80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開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說的書寫轉向對弱勢族群的深切關注，此后一直關切公共事務，因為“政府的好壞是一時的，建設公 民社會才是長久的”。 向弱者說不更難 《瞭望東方周刊》： 你參加社民黨，參與“倒扁”活動，這種與現實很緊密的狀態會不會與寫作需要的狀態沖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感覺不到，甚至覺得這是互為表里的。你看到現實問題嚴峻，很想做點實際的行動，但寫作是一個很緩慢的事情，有時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 急死人了。我好怕我心急之下會把自己唯一會的事情變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趕快寫一個“工運”小說?? 可是最近參與社會事務讓我有了新感受。以前我覺得向強者—— 不管是社會主流，還是擁有權力的人—— 說不，是很困難的事，需要很多勇氣。這三五年，我覺得向弱者說不更難。但只有兩者都能做到，在文學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這種觸動來自我的實踐體會，也有我看到的文學經驗。比如陳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陸（上世紀）30年代的作家。他對筆下人物充滿同情，他們已經這么弱勢 了，會忍不住把他們都?? 《瞭望東方周刊》：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許你把這看作社會工作，替他們發聲，可是在文學上，任何神化都會傷害文學性。我在社會實踐中會感覺到，有些弱者，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 處，你要完全地寫出一個生動的人的時候，無法只選擇他可憐的或者好的部分寫，必然也會寫出他人性里的缺點，甚至卑劣之處。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說話 都來不及，怎么會在說話的同時又捅他一刀？所以這三五年我給自己一個功課，要學會向弱者說不。 政治它會來理你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提到“現實跑得比你設想的還快，眼前的荒謬比你想的還要惡意，很難處理這層時間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個還沒開始的長篇題材，想用列傳的形式把臺灣的一代人寫出來。我心里有二三十個名單，絕大部分在政治領域。比如陳水扁，曾經那么多人 “崇拜”他，沒道理，你本來很想把他從神壇上拉下來。可你還沒開筆，他已經是“過街老鼠”了，不用你講，有人比你還討厭他，比你還恨他。你的動力本來是告 訴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現在好像倒過來你在說他其實也沒有那么不堪??這個荒謬感就在這里。 我曾經很敬重的一位原民進黨人士張俊宏（曾任《美麗島》雜志總編輯——編者注），曾在（國民黨）牢里寫東西的人，他今年初在臺灣一個縣選“立委”，只得了 2000票，都是親友票。人家都已經自動棄絕他了，那又何須你去講他？ 后來唐諾提醒我，你要描寫一個時代面貌，也可以不要這么政治。倒不是說安全之類的考慮，而是這些政治人太經不起了，他們本身可能就沒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學 問做支持，是紙片一樣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文化人在臺灣、在大陸都在神壇上，你不覺得把他們揪下來更有趣嗎？這個提醒 確實對我有幫助。 《瞭望東方周刊》：你開始為什么會選政治人物作為反映時代面貌的切入點？ 朱天心：我們這些1949年跟父親到臺灣的外省人，從小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歲，碰到大的政治變動，（這種教育）變成一場笑話，甚至 是污點。在前十年，李登輝后期和陳水扁剛開始主政的時候，我們這種外省人會時時被問到：萬一有一天兩岸打仗，你會選哪一邊？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認為你一定 會倒向對方，一定會“通敵”的。你會因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徹底質疑，所以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關心政治的問題，政治它會來理你。它伸手向你的時候，你會 有困惑、不平、憤怒，所以難免要把政治當成一個重心。 另外，我年輕時長期有個困惑，為什么我們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當時還打 民主的旗號，民主怎么會是這樣激烈殘暴的方式？民主不是應該更寬容、更多元嗎， 怎么會是“外省人滾回去”這樣的排他？ 為了解決這個困惑，我找了很多黨外雜志、禁書去看。看的時候知道，原來臺灣人也有很多傷心史，他們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滿各種各樣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 來被外省人壓制和剝奪。雖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們了。 眷村像是被打死的蟑螂 《瞭望東方周刊》：省籍的隔閡，在文學領域也是如此？ 朱天心：文學界也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有研究生念城市大學——這個大學一直本土色彩很強，第一個設“臺文所”的—— 碩士論文本來要研究我，但是指導教師直接告訴她：“這種外省作家你去研究她干什么？研究了也不會過。” 《瞭望東方周刊》：外省人的地位變化會對文學創作產生什么影響？ 朱天心：我覺得這二三十年來，成績比較好的是外省作家。這一點都不奇怪，以省籍看，本省人如此“政治正確”，處在這么舒服的位置，作為一個創作者，沒有任 何動能。外省人的處境比較艱難，講話因為不容易被聽到，就更得琢磨，要不就把聲音放得很大，要不就把技巧變得高超，本事被迫鍛煉得比較好。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眷村的歷史，你覺得在文學上有很好的描摹嗎？影視方面，近期如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話劇《寶島一村》，在兩岸都很火。 朱天心：眷村題材曾經很貧瘠，這有它的歷史背景。眷村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臺灣人或者民進黨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會裝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長會跟孩子講，在學 校老師問你是不是外省人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 陳水扁下臺，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點的時候，眷村影響沒那么大了。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把它作為標本。我 不曉得這個態度會不會太輕佻，但確實感覺如此。 純文學這個族裔快要絕種了 《瞭望東方周刊》：唐諾在講座里說，“在這幾年臺灣好像做了一個夢。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對誰有意義，好像沒有人對你感興趣。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陸對于我們變 得非常重要，原來你做什么還是有人在乎的。” 朱天心：是這樣。本來大家覺得文學的主力讀者，起碼在臺灣，長期以來是高中生和大學生，可現在這群人是不看東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網絡的關系，這代人更在 意橫向的信息，同儕、朋友、社群之間關心的話題，你即使不感興趣也要感興趣，不然就插不上嘴。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里想同樣的事，消費同樣的東西。 而大陸現在很像30年前的臺灣，讀者不是光看熱鬧，他會帶 問題來。幾次比較之后，我們都覺得，臺灣完蛋了，臺灣過往某些優勢已經吃老本吃光了。 《瞭望東方周刊》：但在大陸，大家還是覺得臺灣的文化氛圍比較好。 朱天心：臺灣也許在生產創作那一面目前還OK，可是讀者這一側萎縮很厲害。也會有人找你簽名，可是那個簽名旁邊怎么會是林志玲或者蔡康永？那就很尷尬。 臺灣有一個九歌出版社年度文學選，每年選一篇小說做年度獎。去年我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獲了獎，有個公視記者訪問我—— 公視是公立電視臺，一般比其他商業電視臺素質好很多—— 第一句話是：“像你這樣一個新人，第一本書就得獎，你會不會很興奮？”我當時連生氣或質問的心情都沒有。 《瞭望東方周刊》：意識到這種狀況，會對創作有什么影響嗎？ 朱天心：我自己是覺得，純文學這個族裔已經快要絕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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