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法院長翁岳生的特別費案，日前偵結不起訴，儘管翁岳生本人卸下心中的大石頭，但外界卻普遍質疑特偵組的辦案標準不一，何以對謝長廷、蘇貞昌與翁岳生一律從寬，唯獨對馬英九從嚴？

翁岳生特別費案與馬英九特別費案，時間相差無幾，經近一年的偵查，檢方以翁岳生的薪資、特別費都是匯入同一帳戶，領據部分的支出大於收入，憑證部分不使用他人發票核銷，犯罪事證不足，因此給予不起訴處分。

乍看之下，檢方的理由似乎沒有可以挑剔之處，但翁岳生使用特別費的情節與馬英九最為相近，兩人的境遇卻大不相同；馬英九被檢方起訴，一審獲判無罪後，檢方又再提起上訴；翁岳生卻以不起訴偵結，使人不得不質疑何以一國兩制，對於同樣性質的特別費案，卻有不同的偵辦標準？

舉例來說，在翁案的處分書中，檢察官認定，有關特別費的使用，確實有兩個慣例存在，就「憑證報銷」部分，對特別費的使用內容及項目，因主計處從無正面表列，也沒有負面表列事項，向來都是採尊重首長職務需要的原則，對「因公使用」從寬認定，給予首長相當裁量權限，只對憑證形式審查；至於「領據核銷」部分，只要以領據代原始憑證列報，即完成核銷手續，嗣後相關審計單位從未要求首長回報使用事項，亦不再進行實質審查。

這樣的見解與馬英九辯護律師的主張幾乎雷同，法界也普遍持此觀點。既然如此，侯寬仁為什麼在一審判決馬英九無罪之後，還要再提上訴？特偵組為什麼不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

又好比檢方不起訴翁岳生，主要是採用馬英九律師提出的「大水庫」概念，認為金錢混同具有可替代性，如果支出大於收入，即認已支用完畢。但侯寬仁在偵辦馬英九時完全不採納此種論點，偵辦謝長廷與蘇貞昌時卻又以支出大於收入為由不起訴。試想，為什麼大水庫概念唯獨對馬英九不適用，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一審法院審理調查發現馬英九的特別費帳戶，支出是收入的五倍以上，侯寬仁卻以「錯誤的計算方法」，認定馬英九的特別費費帳戶是收入大於支出？檢察總長陳聰明難道不該追究原因嗎？

再者，陳聰明在立法院提出偵辦特別費案的「三原則」：是否因公支出從寬認定，支出大於收入即認支用完畢；「無自證己罪」原則；「罪疑唯輕」原則。平心而論，確實都有道理。問題同樣是，為什麼唯獨馬英九不適用？說穿了，只不過執政黨為了選舉，暗中以政治干預司法，對馬英九窮追猛打，而檢方少數不肖人員，明知特別費案為「歷史共業」，是「制度造成的陷阱」；也明知馬英九既無犯意，也沒有犯行，更比絕大多數其他支領特別費的首長清廉得多，卻非要糾纏到底，好像非要置馬英九於死地不可，如此作為，簡直形同幫民進黨輔選。

總之，特別費案一一偵結，寬嚴卻明顯不同，非但傷害司法的公信力，更使人覺得馬英九被司法迫害。令人不得不問，陳聰明為什麼始終不肯訂定統一的辦案標準？難道要做執政黨的幫凶不成？有鑒於此，我深盼能儘速召開全國檢察長會議，擬定統一辦案標準，以徹底解決特別費案爭議，還馬英九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