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元溥認為，音樂和語言在創作邏輯上其實是一貫的，就像蕭邦曾說的：「用聲音創作音樂，就像用字構成語言。」面對在座音樂班的學生，在音樂術科及課業間的矛盾，焦元溥有感而發。小時候父母對小孩其他的科目都不要求，卻特別重視國文和英文，理由很簡單，在中文社會，中文好，可以跟自己的世界溝通；英文好，可以跟全世界溝通。而對音樂欣賞和演奏來說，焦元溥認為，為什麼學生彈不好琴？不是手指不好，是因為語言不好，因為音樂和語言在創作和思考的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接著焦元溥播放音樂，帶著同學感受音樂如何「說故事」。不同的作曲家在面對同一首詩作，會因為自身的解讀和說故事方式，形成不同的音樂創作。焦元溥以魏倫（Paul Verlaine, 1844-1896）象徵主義詩作〈月光〉為例，這首詩描寫一場約在中世紀義大利舉行的化妝舞會，舞會上有魯特琴的伴奏，有奇特裝扮的人們與面具等。佛瑞（Gabriel Faure）的作曲，先以鋼琴前奏模仿魯特琴，塑造舞會的情景；德布西則是以神祕朦朧的方式去詮釋，先讓月光灑落，營造歌舞場景。

　　另外，焦元溥也舉了蕭邦的「敘事曲」來說明。蕭邦不喜歡標題音樂，希望音樂能夠擺脫文字的限制，帶給人更多的想像，敘事曲即是一種用音樂「說故事」的方式。他播放蕭邦〈第四號敘事曲〉，跟著音樂的旋律，替音樂配上旁白：「請各位坐好，聽我說一個故事，在好久好久以前……」，音樂的旋律真的就如說話，一句一句推展，音樂的欣賞與演奏，不再只是炫技，而是一種想像力的訓練。

　　以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為例，焦元溥指出，作者在第十五章中，提到了董尼采第的《拉梅莫的露琪雅》，表面上是寫男女主角在歌劇院看這齣歌劇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深有其意涵。《拉梅莫的露琪雅》是個「瘋女人」歌劇，這其實呼應著18、19世紀，公開展演精神病患這種病態展示的風氣，歌劇結尾時女主角發瘋，則為著名的「瘋狂場景」(mad scene)。

　　同樣的，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音樂元素也大量的出現，它可以是情境的塑造，也可以是情節的一部分，與故事形成互文。焦元溥舉《挪威的森林》為例，女主角最喜歡布拉姆斯《第四號交響曲》，這不僅是一個氛圍的營造，《第四號交響曲》的憂鬱曲調，其實也是一種對於主角個性的暗示。

　　最後焦元溥總結，在英文中composition同時是作曲也是作文，音樂與文學有相似的結構、語韻與審美方式，音樂是一種說話的語言，而文學中的音樂是一種豐富創作的手法，音樂撞文學，撞出無限想像空間。

摘自【2014/04/23聯合報 D3聯合副刊】【音樂撞文學的無限想像】

文/焦元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