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已經站上轉型的關鍵點。」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一段話，令人印象深刻：「深圳人有雙重焦慮。一方面來自發展隱憂，未來還有這樣快速的成長嗎？這個懷疑也考驗深圳人，要當一名過客繼續遷移，還是定下來做『深圳人』？」

台北也正面臨著類似的焦慮處境。一方面，台灣的經濟發展原地踏步十多年，過去快速成長的榮景難以繼續。愈來愈多人開始思考：「要根留在台灣、或是前進大陸？」許多人早已動身前往中國。據估計，目前生活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台灣人，至少超過百萬。

台北和深圳迵異的風景中，藏著許多身世的巧合。都是歷史的巨大轉折，創造出兩個移民城市的繁榮：國民黨政府戰敗之後，台北在1950年成為「首都」；鄧小平則南巡之後，深圳在1980年搖身變為「特區」。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軍民來自五湖四海，總數超過百萬：隨著改革開放號角來到深圳的各地民眾，二十年來已經多達千萬。

做為大陸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一路走來步履生猛，平均百分之三十的年經濟成長率，讓深圳人擁著驕傲掩飾內心的焦慮。三年前「我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誰拋棄」，質疑深圳的資本和人才流往上海，正好點中了要害，激起各界激烈辯論。

隨著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的模範生，台北做為台灣的首善之都，1980年代躍上世界地圖，成為不能被忽略的經濟地理名詞。如今，當年同登小龍金榜的香港、新加坡、南韓，國民所得都已經超過台灣；面對上海的崛起，台北的國際地位正快速邊緣化，進步生活的幸福感已經難掩焦慮 。

深圳以發展速度自豪，處於加速衝剌的「飛龍在天」階段，市面一片榮景。而台北過去五十年的發展，帶來地價、股價、房價飆漲，許多窮人一夕致富、許多富人散盡家財。然後進入廿一世紀的台北是「亢龍有悔」，累了，要休養生息。

經過四十年的發展之後，台北才開始了解，提供舒適生活環境的城市治理目標有多重要。廿一世紀前夕，台北市終於有了文化局，首任局長龍應台提出「市民的文化局」、「文化進入生活」等主張。幾乎同時，深圳跨越了台北經歷過的漫長摸索，直接進入「文化立市」，要為人民營造優雅富裕的生活。

走在深圳街頭，發現台北原來是一面鏡子，正在提醒深圳未來該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