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暴亂發生以來，西方媒體的一面倒不公正的報導，以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很大的傷害。雖然我們這些關心此事的人，透過網路，加上對中國現狀的了解，大概已可掌握到事情的真象；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無疑的西方媒體的力量還是佔上風。

有人說，這次中共吃了媒體管制的大虧，因為若不驅趕記者，若不限制記者採訪，則固然有懷有偏見的記者，但也會有據實報導的記者，至少可以平衡一下。而當有人推出「anti-CNN」網站後，也有不少向來反對中共的人說，中共自己一向沒有新聞自由，又有什麼資格批評別人。

平情而論，雖然大陸的新聞、言論自由一直在慢慢的開放，但與台灣或西方比起來，確實有相當多的管制。人們一向習慣性地將管制媒體與限制言論自由看作是獨裁政權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有的做法，這種意見筆者不反對；但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原因，使任何一個理性的當政者，在面對大陸目前的實際狀況，有不得不採取管制的正當理由？我認為有的。

我們討論任何具體的措施，都不能脫離實際而空談高調。我們在看待中國大陸的種種問題時，要時時刻刻記得這是一個脫離文革才三十年的地方，不要忘了在七九年之前，這是一個全面強調階級鬥爭的社會，是一個進行了三十年「無產階級專政」宣傳與教育的地方。文革造成的動亂與「無政府」以及其他接連不斷地各種「運動」，至今仍是許多大陸朋友的夢魘；也因此，從鄧小平以來，「隱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也就切切實實地管用了幾十年。今天如果完全開放媒體，會出現什麼狀況呢？會沒有人出來翻文革的舊帳？那「反右」的舊帳呢？「三反五反」中的冤假錯案呢？有人翻案就有人要反翻案…太多太多的政策失誤，太多太多算不清的糾纏，鋪天蓋地的爭吵，不斷高漲的賠償要求，…。台灣一個「二二八」，死了二千人，五十年後還可以吵鬧不休，那麼大陸在那個年代「千萬人頭落地」的各種運動，這個帳翻起來要如何了結？

約二十年前吧！當時看了「金鐘」（香港開放雜誌主編）的書，他主張以「批判毛澤東」為中國全面改革的起點，我看了十分贊同；巴金主張設文革紀念館，我聽了也十分贊成；但如今，我知道我當時的想法完全錯了。鄧小平的「不爭論」才是最正確的，把一切的路線與意識形態之爭壓縮在可控制的框框中，為中國爭取了幾十年的發展空間。就這點而言，鄧不愧為真正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不是不應該反思文革，不是不應該反思毛澤東，而是在利害相權之下，現在的中國社會一心一意搞建設都來不及了，新的問題多的不得了，實在沒有必要再翻舊帳來造成社會內部的衝突。

去年是「反右」的五十週年。不少的重量級人士（如北大教授錢理群等）寫了不少相當有分量的書，這些書照例在大陸不能出版，但是在香港出版了，在網上流傳了。對要求全面平反、檢討「反右」的人來說，這當然是不夠的，但衡量整個大陸的狀況，我認為這個「官方不開放，民間不禁止」，已是最好的平衡狀態。

一定有人會說，你這是中共官方「怕亂」的老調，你把中國人的水準看的太低了，莫非中國人就不配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西方有言論自由社會就一定混亂？國家就一定沒有競爭力？非也非也，社會自有其平衡機制，「穩定說」是在為中共的一黨獨大塗脂抹粉。

好吧！就讓我們來討論一下社會的平衡機制。

改革與社會的平衡機制

一、變革的目的在謀求新的穩定

由言論管制到言論開放，毫無疑問的是政治上的一種變革。相對於「穩定」而言，「變革」本身的確是一種混亂狀態（只是大亂小亂有別），所以變革是有風險的。既然有風險，為什麼要變呢？那是因為「不變」業已不能代表穩定，因為社會的其他方面已經變了，諸如經濟形態、生活形態、教育程度、思想觀念等都已有所改變，相對的政治與言論上的舊習慣（管制）也不能不有所所因應改變。「變」的目的，在謀求社會新的穩定。因此，變革有它的被動性；但就變革的方向而言，又有它的主動性。也就是說，雖然有「不得不」的必要性，但並不表示它的方向、目標、方式、步驟等都已一清二楚；它的「被動性」並不代表它會自動完成，「變革」還有它的「主觀能動性」，這種「主動性」就表現在對「方向、目標、方式、步驟等」的不同認知。種種「不同」之間的相互較力與互動影響，形成了變革的混亂狀態，也就造成了變革的風險。

從這個角度看，「變革」本身不是常態，變革之後的新的穩定才是常態。我們可將變革視作社會謀求發展以達致新的穩定的一個過程。所有社會的變革都有一定的歷程，一定的節奏，且要有發生的適當的時機，才能使「變革」付出的代價是社會本身可以承受的，讓社會度過「風險」，而「變革」的結果也讓社會更趨於理性（也就是有好的發展）。如果時機不成熟或歷程不完全或節奏不合理，則「變革」的狀態就走不完，也就是社會一直處於「亂」的風險之中而無法達到新的穩定。

二、以「新的穩定」為衡量，形成變革中的理性

但是，問題是，誰來決定什麼時候是「恰當的時機」？誰能夠決定如何進行變革的進程與步伐？其實，這基本上是各種社會力量互相激盪碰撞的結果。這種碰撞當然是利益的碰撞與力量的碰撞，但變革的快慢強弱與風險高低，則取決於各種社會力量的理性程度（而非僅僅是利益與力量的平衡）。但問題是：什麼是「理性」？在這裡，理性就表現在參與變革的各種力量都認知到「變革」的目的是追求新的穩定，因此，當「變革」的風險與其所欲達到的穩定產生較大矛盾時，勢必要做出的一種調節與選擇。如果理性的力量夠強，則變革的風險就小，反之則大，時間也就要拖得久，久到把相應的理性力量逼出來為止（或者是亂或苦到大家受不了為止）。

三、外來勢力不受變革結果的影響，成為變革中的非理性因素

但這樣的變革過程必須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變革力量必須是來自社會之內的，而沒有外來的力量干擾。（請注意，我是說「沒有外來力量」，不是說「沒有外來因素」。這是完全不同的。外來因素（也就是外在的刺激）可以是社會變革的動因之一。）為什麼要排除外來力量？因為前述變革的時機、變革的進程等，都是社會力量本身激盪平衡的結果。而外來的力量，它的力量來源不在社會本身之中，所以它不受「變革」的影響，使它失去自我修正自我調整的機制，成為一種影響變革卻不承受變革影響的不受節制的力量。也就是說，它無法接受變革的反饋而自我修正。這樣的外力，成為一種非理性因素，使社會本身失去平衡的調節，（也就是失去本應有的理性）使「變革」遭到扭曲，甚且成為某些外力所擺佈的對象。

西方優勢與「後進國」的悲哀

一、先進國的社會變革沒有外力介入

西方社會，很幸運的，作為現代化的先行者，它們的社會變革，基本上都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都在沒有「先進國家」說三道四威脅利誘的情況下，能夠以自我完善的方式逐步地完成（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平衡）。但由於這些「先進國」的自以為是與不知節制去指導別國要求別國，使所有的後進國都失去了這樣的一種自然發展的機會。「後進國」的發展被「先進國」設下的模式給局限住了，社會的平衡被「先進國」的強力干預而破壞了，這就造成了所有「後進國」的困境。

二、後進國變革的話語權，被先進國給壟斷了

而所謂「外力」，進一步說，其實還可分為有形無形兩部分。有形部分，就是出錢出人出力的社會外部（外國）力量。不論這種外力是支持政府這一邊或反政府這一邊，都會對一個社會的自發的變化造成嚴重的扭曲。尤其對那些亞非拉的中小國家而言，這簡直就是無法擺脫的夢魘，使他們陷入不斷革命，或革命成功，但社會卻始終動盪的悲慘境地。即使大如俄羅斯，若非這幾年的原物料上漲所帶來的機遇，社會恐怕還處在崩潰的邊緣。

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常因外力的介入而扭曲流產；八九年的民運，即可做如是觀。若非外力介入，學生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盤據那麼久，而中共也未嘗不能有所轉圜。這是題外話，姑不論。總之，中國好歹是個大國，還有一定的力量阻擋外力的介入，使這三十年來的社會變化與進步，尚能與社會自身發展程度相適應。

相對而言，有形的外力還算比較容易擺脫，因為我們並不認為所有「先進國」都是惡意的，甚至我們毋寧相信他們都是善意的，因此，假設我們能建構一種關於後進國改革的詳密的理論，未嘗不能使先進國有所收斂。但不幸的是，像這樣的「話語權」，目前也還是掌握在「先進國」的手裡，這就構成了比有形外力更難應付的無形外來力量。

所謂無形的外力，就是指靠著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知識優勢與道德優勢，也就是對「正當性」的塑造與詮釋。我們知道，所有的「先進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都是逐步發展的，都是漸進的；而這發展，同時必然也伴隨了理論的建構。可以想像，這類的「社會科學的真理」，既指導現實，又解釋現實；實事求是的說，這類的「真理」，只能是相應特殊時空下的相對真理而非絕對真理。

三、先進國都不是一步到位，後進國則似乎失去發展彈性

然而不知是出於無知還是故意，人們對「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並不將它看作是社會運作方式的一種註解，而把它們當作絕對真理來追求。於是，在西方可以逐步發展的，在後進國，卻被迫要「一步到位」，因為「人權」那裡可以打折扣？這種「一步到位」的要求，使社會失去了「自求生路」的發展節奏，失去逐步追求並自我調節的力量。

打個比喻來說，好比一個人總是要一天天地慢慢長大；而後進國的社會，卻沒有辦法自自然然地從小孩長成為大人，而被迫接受外科手術移植，一下子就要變為大人，而且要照別人的樣子變成長得像別人的大人，無怪乎其為畸形且產生排斥了。

如何應對無形的外力？

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外力確實存在，並努力在介入。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一、對付話語霸權，只有靠知識的超越

中國作為大國，對有形的外力，我們還多少有一點抵擋的能力。真正重要的，在於無形的外力。對無形的外力，應對之道，只有求理性的建構，以達成知識的超越。也就是說，在理論上應為相對真理的東西，只有在被新的知識建構所超越的時候，才能在事實上顯現出它的相對性與局限性。

這話乍聽之下有點難懂，其實也並不玄。用個比喻來說，就好比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推估人類的智力必定有其限度，可能有超越人類智慧的高等生物存在。但在實際上，除非真正出現了高於人類智慧的外星人，否則，人類是不會真的察覺其智慧的有限性，不會真心誠意地是對其智慧感到謙卑與不足。說的再淺白一點，就是說，一個笨蛋除非意識到有一個比他聰明的人存在，他是不會察覺自己是笨蛋的。

二、建構新理論以還原西方理論的相對性

所以，我們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云云的無形外力，要建構創新的理論，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掌握更高的詮釋權。因為，我們既不可能如某些人所想像地那樣「一步到位」（何況這一步所到之「位」也未必就那麼理想），也不可能再重複西方的發展歷程，於是，我們只有以理論的超越創新，來樹立自己的標準，走出自己的道路。這樣的理論學說，其功能不但有助於我們掌握變革的方向並因而有自信勇於嘗試，同時也可以還原「民主自由人權」云云在西方文化中的真實地位。這將標誌著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吸收後的消融與新生，是中國文化真正的復興與進步。

三、建構新理論以還原中國式的（不同於西方的）普遍性（即相對於西方的特殊性）

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論創新，那麼我們對西方經驗所指示出來的「應然」之路，就沒有作出回應並與之對話的能力。那麼，我們若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對西方經驗深閉固距（一如今日之北韓），就是落入西方的理論框架而成為其精神上的殖民。如果淪為精神殖民而依然可以富國強兵且百姓生活安康而又四鄰賓服，則似乎尚未為不可；但恐怕這只能是空中閣樓。蓋中華文明已有五千年之積澱，非同一剛出生之新生嬰兒，可隨人步伐而走；中國之問題，就在於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問題是，我們若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特殊」何在，則我們就無法跳出「橘逾淮而為枳」的窘境。此乃一文明深厚的國家面對外來挑戰自尋生機之時所不能不承擔的責任。從這個角度說，我贊成中共所說的「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要「創造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只是這不能是口號，而必須認真的探索實踐。

四、「外來勢力」與「外來因素」的差別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有一點細微的辨別，也就是前文提到過「外來力量」與「外在因素」的區別。「學說」的本身是不具有力量的，運用學說的人才具有力量。（或者說，知識與理論本身沒有力量，「意識形態」才具有力量。）換言之，是外在的因素還是外來的力量，要看運用者的心態與表現方式而定。這其中有一個本末主從的問題。本文所反對的自是那種將西方理論不加反省批判便奉為真理的態度；也就是反對甘願作「文化殖民地」的態度。

創造性的文化復興是唯一的道路

一、中國復興必須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的雙足俱立

哲學家唐君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要真正的復興，必須是中國民族的復興與中國文化的復興，二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國的民族國力隱隱然有了復興之象；但中國的文化力量，則還非常的薄弱。論其原因，依筆者之見，雖然數十年來我們全力學習西方，但由於我們對於自身傳統的理解相對不足，我們就無法跳出既有的西方學說思路而尋找批判的武器；在比較高的層次上（如政治哲學、文化哲學、歷史哲學等），也無法有效而準確地來詮釋中國現在的處境與問題（因為西方學說並非為我們而設）。因此，若要說到真正的融會貫通、反本開新，恐怕還要假以時日，並有待全民的努力。當然，這也不純粹是書齋中的事，而必須是整體社會力互動的產物，畢竟理論與社會實踐是相互激發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此一方向上的自覺。

依筆者的觀察，大陸的學界起步雖晚，但已漸有此自覺；而台灣的學術界的主流，則向來受美國的影響太深，似乎對此已失去感受，失去反省與創造的力量，不再有任何的歷史使命感與責任心。這是失去了靈魂表徵，是傳統失落太快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的地理格局與歷史斷裂，造成缺乏「大國意識」而自我矮化的結果。

二、創新的富強之路，必須依中國文化對資本主義作出某種修正

筆者與這裡的多數網友一樣，都希望中國富強。而筆者更希望，中國的富強，是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某種修正，是基於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情而對資本主義有某種創造性的轉化而致富強，而不是隨西方的軌跡亦步亦趨的富強。因為，若追隨西方的模式，則勢必要學習美國的全球擴張霸權主義，以確保自身在資源與市場上的優勢。如此一來，中國成了一個說中文的美國，這並不是中國人真正的光榮，也不是中國真正的復興，更與中華文化的價值背道而馳。

資本主義鼓勵人追求欲望的無限滿足，這對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破壞已非常明顯；而中國文化作為一種成熟的農業文明，基本上是敬天愛物，崇尚物我（天人）合一的。這與資本主義必須嚴格的區分物我劃定界線的基精神並不一致；這種差異使中國在運行資本主義時產生種種困難（如知識產權問題等），但也因此使中國文化對資本主義的外部制約（如節儉觀念）或內部改造（如將環境成本納入的綠色GDP）成為可能。總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權，與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運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資本主義又與基督宗教精神與個人主義等西方文化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使我們在接受西方產生的任何一種價值時（如自由民主人權等），都不能忽略其背後的整體大背景。這種對「大背景」理解、吸收、轉化、創造的工作，才是我們目前所最該努力做的。

對反對意見的回應

就具體政治操作而言，筆者的意見主要表現在反對外國勢力介入中國的社會改革。相信反對筆者看法的也大有人在。他們的意見可能不外下列幾種：

問題一、照你的說法，要等中國的學術能趕上西方甚至超過西方，要等到那年那月？那中國的民主豈不遙遙無期？

對這種看法，我的回答是：為民主而民主是幼稚的。「民主」的目的是要我們擁有一個比較好的政治運作方式。那麼，對其「好」（也就是價值），如果我們不能透過自己的思維體系而有一個完整而成熟的掌握，則不免於是「為民主而民主」的幼稚與淺薄。世界上這樣的「民主」國家還少嗎？下場還不可憐嗎？所以，遙遙無期就遙遙無期，重點就是我們在學術上要能「吃透」民主。這不能簡單的看作「趕上西方」或「超過西方」，而是為「民主」發展出其「中國特色」，是「民主」在一個不同其原生文化的環境下所必然要求的。

前文曾提到一個好的變革，就是生長出新的理性認知而使社會達於更好的平衡；如果這個「理性」出不來，這個變革就無法完成。今天多數的後進民主國，其實都處於「變革未完成」的狀態，僅有民主之「形」而無其實，對「民主」的意義並無真正的發言權。這樣套用外來的民主，其實是用民主的形式來鉗制政治社會，而非以政治社會的能量來發展民主。這等於是新的壓迫，卻讓人誤以為政治改革已經完成，因而失去改革的動力，走入沒有方向的死胡同。

中國已有過一次「照搬外國經驗」的慘痛經驗。若非六○年代中蘇鬧翻、若非中國在蘇聯解體前十年就開始「摸著石頭過河」走自己的路，則一九八九的「蘇東波」，中國非隨蘇聯一起瓦解不可。一之為甚豈可再乎，「照搬」是絕不可行的。寧可改革滯後，也不可貿然照搬。改革滯後還能激發社會力自我調節，繼續「摸石頭過河」；而「照搬」則「再回頭已百年身」，要再繞出來才真正是不知要等到那年那月了。

問題二、不借助外在力量，大陸本身沒有任何力量可與中共抗衡，中共是不可能自動改變的。

對此，我們要有一個基本立場的認定，那就是「中共到底會不會自我改革？」如果答案是「不會」，那我們只有選擇革命的道路。如果答案是「會」，則我們就會選擇走改革的路。而革命與改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道路。如今，大多數的中國人是選擇那一條路呢？答案實在再明顯也不過。所以，既然選擇「改革」，而又要說中共是不會自動改變的，這在基本的立場上就已矛盾了。

當然，有一種比較迂迴的說法：那就是「革命者」自我犧牲，以「革命」的方式逼迫中共改革，而「革命」是可引進外力的。

假如「革命者」有如此高度的愛國心，那是很令人敬佩的。但我對其引進外力迫使中共改革的做法，還是不能苟同。理由前文已述之甚詳，玆不再重複。但之所以有人要如此心急的引入外力以促使改革，基本上還是對中國社會內部的多元力量發展沒有信心。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事實告訴我們，革改造成社會利益的分化，也使得中共內部早非鐵板一塊了。退一步說，就算中共團結一致捍衛自身利益，但中國中產力量不斷壯大是不爭的事實，眾苗併發多頭並進的公民社會逐漸形成，正在不斷衝撞既有體制，並多少已造成改變。而改革的方向與速度，坦白說，正由所有中國人在摸索中探尋著。

那些「革命者」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不相信眾人的摸索探尋，而必定要把中國的改革置於自己的預定的框架之中。這其實是一種深層的權威心態，其實是反民主的力量，但偏偏卻包著一層主民的外衣。

問題三、中國近代的變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借助過外來力量。

對這種說法，我要說，第一、這正是他們不能取得完全成功的原因。就以其中最成功的毛澤東來說，開國十年後也勢必要與蘇聯鬧翻。不鬧翻，自主權抓不住，自己的立場站不穩。而孫中山與蔣介石，都從來沒有光明正大地仗著其身後的外國勢力。不止這三位，在這之前的清末戊戌變法，據最新的研究指出，慈禧政變，與伊藤博文來華，而光緒急於引入外國勢力有關。斑斑史實，已告訴我們引入外國勢力沒有好下場。

第二、最重要的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革命」，都是在中國「救亡圖存」的階段，在為中國找救命的藥方。要救命，不免「拾到籃裡就是菜」，「死馬當作活馬醫」，顧不得那麼多了。要救命，郎中說吃那個藥好就吃那個藥，那還有時間好整以暇的去研究藥的成分？如今則不同，今天中國好歹已過了「救亡」的階段，今天是要壯大，是要吃補品。吃補品自是和吃藥不同，要好好研究一下補品的成分，並且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體質，確定有益無害才吃。豈能輕聽人言隨便吃？吃出問題來又要誰負責呢？

問題四、中國的政治異議份子，若沒有外國力量的支援，他們的下場將十分悲慘，有良心的人怎麼看得下去？

坦白說，我亦十分佩服那些為了自己信念而勇於對抗中共政權的人，不論他們的主張為何。但是，我們不能只微觀的看個人的處境，更要宏觀的看社會的發展。從整體看、從長遠看，我必須很冷血的說：任何改革要衝撞既有體制，都不免有一些「先知先覺」的個人身先士卒的做出犧牲。假如他的信念是正確的，是符合多數人的心聲的，則必定後繼有人，前仆後繼，最終水到渠成，最後自能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時代洪流。如果這時外力介入而不讓他「犧牲」，則無疑是斬斷了這一應有的發展的路徑，結果反而使改革的時程延後。

就以八九民運為例，我相信這些民運份子，如果沒有外力的支援，那麼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著迫於現實而放棄民運，但那些不放棄的，自然就是真誠的投入了。這些人勢必要去了解真實的民意，去貼近老百姓的心聲，去負責任地思考、探索中國的未來；為自己也是為了國家，去尋找可行的出路，以爭取真真實實的民意支持。而如今，因為外力的支援，那些不真誠的改革者混進來了，他們只要靠罵中共就能有飯吃，完全不必顧慮罵的結果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或反對，更不必去設想真實的改革步驟該如何進行。而真誠的人，也因為外力支援失去了真實處境的存在感，以致難以激發真正的行動力；就算仍真心致力中國改革，但混跡在這不真誠的隊伍中，自然也就減損了作用。更何況從中國民眾的角度看，民運份子得到外國的支持，光這一點就足以令人心生疑慮，於是民運人士感動人的力量就大大減低了。結果我們看到的是：外力介入的結果，「愛之適足以害之」。事實上是消滅了中國的民主運動，而非幫助了中國的民主進程。（以上還基本假設外力是善意的。若惡意的就更不用說了。）

但如果站在「外國」的立場看，「見死不救」自然也是很不人道。我個人以為，如果真的只是「救命」，那還是必要的。如同鄰家失火，我們就不能再拘泥「不能私闖民宅」的法律。但外力應只限於「救命」，命救下來其他部分便不應干涉。當然這只是原則，實際上何者屬於「救命」何者不屬於「救命」，自然要個案判斷且不免爭議。

事實上，我們並不能限制「外力」，不管是好心還是惡意，外力它總是要來的。重點還在於中國的改革者自身。自身要有足夠的自覺，拒絕外力的支持，才有可能發揮真正的力量。更何況，在今天的中國，無論如何是不會因為「民主改革」而被判死刑了吧！

問題五、民主自由人權云云，並無中國外國之分，是經過長期實踐而證明的普世價值，我們應該放下虛無的民族自尊心而全面的接受。

大家都知道，越是「普遍」的東西，抽象的程度就越高。高度抽象的概念要落實，就一定不免在一層一層的落實過程中沾染各式各樣的特殊性。而這一層一層的落實過程，是靠大量的經驗與理論詮釋（論述）來構建出來的。作為概念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我想大家都不反對，但問題就在於落實的過程。今天，高唱「普世價值」者，就正是不顧落實過程的一群人。他們高喊「普世價值」，都是把它當咒語，好像只要念動真言，祭起法寶，就可以幻化出無窮的威力。莫說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就算有，那也是向「迷信」臣服，向「權威」臣服，這與一個要求由下而上以自由的意願、民主的過程去構建人權的價值之理想，其實踐的路向剛好是相反的。

對於「民族自尊」，我認為這並不虛無。今天「民族主義」已被妖魔化了，成為盲目排外的非理性象徵。事實上，真正勝義的民族主義，正是我們人類立足世界的真實基礎，是各民族友好往來邁向世界大同的真正橋梁。關於此點，由於內容龐大，要另文敘述了。筆者在這裡只能簡單的說，沒有一個人是以純粹的「個人」身份孤零零的立身於世界的。所有人「自我」的內容，其實都是文化的內容，而文化又來自一個民族的長期創造與累積。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在生物基因上完全相同的人，一個生在現代，一個生在萬年前的蠻荒時代，則此在生物意義上完全相同的二人，實質上卻完全不同。不同在何處？就在「文化」。文化之於人的重要，由此可知。而文化雖有部分來源於吾人理性的認知，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不自覺的習染熏陶。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民族對文化傳承之重要性。而「民族文化」必定是長時期摶造的結果，一個由全世界人類共同創造的文化其實還沒有出現。也就是說，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史」還沒有產生（頂多還在草創階段）。目前，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個世界相摩相蕩的情況，「世界文化」還在空想的階段。（也因此，筆者對一些以「世界公民」相標榜，表示自己不受限於原生母國而自命清高的人，非常非常的反感。）

關於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關係，筆者以為孫中山先生講得最好。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演講中說，有個鄉下人買了彩票，不知要放在那裡，心想，就放在每天不離身的扁擔裡吧。結果彩票中獎了，他一高興，想到今後再也不必辛苦工作了，於是就把扁擔給丟了，等到要找彩票時，才發現彩票藏在扁擔裡。孫中山說，世界主義是彩票，民族主義是扁擔，如果丟開民族主義，其實是到不了世界主義那裡去的。世界大同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傳統理想，（如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興滅國，繼絕世」等等。）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是要「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求各民族平等往來，共躋世界大同。其言簡而意賅，立論平正，值得我們三思。

問題六、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界線逐漸模糊，全世界即是一個大社會。所以，所謂的「外國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內部的力量。

這個論點的基本立場就是虛構的，所以根本不成立。世界並不是一個大社會，其最明顯的表徵就在於並沒有一個「世界政府」存在。在全世界之內，其實是沒有「民主」的，一切還是依賴大國力量的較量。

在這裡，我們可以附帶一提，本文旨在說明「外國力量」對一國內部改革是負面因素，最主要的理由就在於這種力量並不能接受到社會的反饋而自我調整；但並沒有去討論「外國力量」所代表的意見是否正當。在此，我們要進一步的說，就實質內容而言，「外國力量」往往是非理性的。不論該「外國」是否為一民主國家。原因也與上述完全相同，在一個民主國家內部，「民意」還有一定的理性程度，那正是因為「國內」是一個社會，所有的力量都可在國內接受到反饋而自我調整。但「民意」若用之於對外，則完全沒有這種反饋的作用，也就失去了自我調節的理性機制，因而不論其具體主張為何，就其存在狀態來說，必定成為非理性的存在。因此，一個民主的制度，其實並不能保證其對外政策的合理性。而這就是民主國家亦可以是霸權國家的癥結所在。

就在寫作本文的同時，我看到媒體報導，希拉蕊為了爭取印地安納州藍領階級的選舉人票，而開始大罵中國，說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又製造黑心產品來殘害美國人等等；她的前顧問說這並非希拉蕊的真正想法，並曾建議她不要這樣做，但她為了選票，還是決定要如此操作。這實在很生動的說明了我們對「民主」運用在對外問題上的憂慮。

結語

本文從中共的媒體管制談起，主要在討論外國勢力對中國改革的影響與應對之道。現在，回到引起討論的西藏事件本身。我以為，這次事件顯示中國官方與民間的互信還是經得起考驗的，所以，爾後中共對國內媒體的管制應會放寬。我個人當然希望中國言論自由的限制越來越少，畢竟國家是屬於全體國民的。但考慮到複雜的現實與嚴重的歷史問題殘留，我也承認現階段不得不有一些管制。只是，一有管制，就不免有結構性的罪惡，那就是管制機關的濫權，以致管了那不該管、不必管的；甚且壓制了若干真實力量的釋放與互動。我知道其間分寸的拿捏甚為不易，但我仍希望中共政府能以更大的誠意來面對此事，承認並承擔（而不是粉飾）此「必要之惡」，盡量以公開透明的運作來取代一人一機關的黑箱決策。那麼，真心實意的態度必能贏得更多國內民眾的肯定，創造社會各種力量良性互動的契機。

最後，我要說，在享有言論自由的所謂民主自由社會，雖然沒有直接來自官方對言論的管制，但仍有嚴重的媒體霸權的問題。這次的西藏事件，便把這一現象暴露無餘。「媒體霸權」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現象，它是解除言論管制的變革之後達到的一個新的穩定狀態。但它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媒體開放後的必然結果？實在需要更多的研究。所有生活在台灣四十歲以上的人，比較一下解嚴前後與現在的媒體言論品質，相信必有很深的感慨。任何生活在台灣的人，如果以台灣媒體的現況與言論品質示驕示傲於中國大陸，甚且認為我們可以作為模範，那此人不是糊塗愚昧至極，就是因自卑而自大到遮蔽了良心。

如我們只是追隨西方的步伐，不能處理好言論自由與「市場化」的關係，則「媒體霸權」的現象恐難避免；而此不過西式民主化道路所帶來的問題之一斑而已。我們真的要重走西方之舊轍？我想我們總不該亦步亦趨地步上西方的後塵，而應當有一種信念與動力，要走出中國人自己應有的理性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