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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匪化区谣言树结出的毒果(下)《1942》,所温故的不止是从1942到2012整整70年的一系列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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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所温故的不止是从1942到2012整整70年的一系列谎言

《1942》 匪化区谣言树结出的毒果(下)

(作者: 沉默克 来源: 右派网 )

(责任编辑:林远山)

中共文宣部门卵翼下的诽谤者们信口开河,毫无史德,每一字一句都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即使自称“用坚实的史料说话”的学子,若耽于只用共方资料作研究而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最终也会掉入文宣陷阱不自知,人云亦云地说些“汤恩伯部腐化堕落、一触即溃”等并不坚实的废话。

苏俄为避免两线作战而希望中共协助抗战以牵制日本时,《大公报》名记范长江(当年是深受周恩来赏识的亲共分子,后来官至《人民日报》社长)在1937年写过一篇《南口碟血记》,极口夸赞:“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根据陈宝琦(他于1942年曾投奔汤部参加特种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汤恩伯。后来加入中共,官至贵州省电子局副局长,正厅级待遇)的回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枪毙了一个上校团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 抗战岁月回顾”,铁岭文史资料第九辑)。

张雪中(前十三军军长,后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曾写道,“相从汤公20余载,在授受与应对之间,觉得他:其严厉处是一位威肃的长官,其慈祥处是一位爱拂的家长,其认真处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其随便处是一位至好的朋友”。(朱连法,《民国上将汤恩伯》)

我们很难相信驭下极严、“不要命的抗日铁汉”汤恩伯居然会纵容官兵奸淫掳掠、强拉壮丁、谋财害命,以至于被河南民众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更难相信他的骨干嫡系十三军会是”民谣”所形容的“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的土匪部队。

“水旱蝗汤”一说,早在三十年代之前便流传甚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这个”汤”,乃“蹚匠”的蹚之谐音。“蹚匠”是河南当地流动的青年打工农民,”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 ‘蹚将’。同音谐转,也就变成了’汤’字。从蹚匠,到蹚将,再到老汤,无疑显示了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

可见,河南人口中的“水旱蝗汤”指的是洪水、干旱、蝗虫、蹚将,与汤恩伯及其部队无关。那么,是谁硬要把这个”水旱蝗汤”栽赃到汤恩伯头上的呢?答曰中共的造谣机构。陈宝琦先生提示我们,造谣的具体责任人是著名的文棍陈伯达(陈伯达写本书,说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蝗、汤。把汤恩伯比做洪水蝗虫,“为害一方”)。文棍陈伯达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其抹黑国民政府的功业堪称“彪炳”,除了栽赃汤恩伯之外,还受命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将蒋、宋、孔、陈描绘成“掠夺农民”的“买办、封建奴隶主”。此书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即以单行本出版,是内战期间共匪制造的一枚谣言炸弹。

如果说汤恩伯真的靠吃空饷贪污了几百万斤军粮,还做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那他何至于退台仅仅两年后,就生活困顿,被迫节衣缩食,辞退安保人员,甚至穷到连病都治不起的地步?

汤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一班老同事,过去专致力军务,一心为国,向来不曾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我此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不知住定后,能节省否。服务党国数十年,至今生活感受威胁,殊为苦闷。自信我能吃苦,谅可随遇而安的。”

国内学者朱连法在其著作“民国上将汤恩伯”中如此记述:“一次,旧友徐复观去三峡镇看汤恩伯,他正在当地的一家小诊所里割治盲肠炎。徐复观问他为何不到中心医院去做手术,在小诊所开刀怎能放心。汤恩伯笑笑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对部属、朋友常倾以热情与精力,而对他自己的身体却甚为疏慢。由于长期过军旅生活,眠食靡常,早年落下的胃疾时愈时发,一直未能根治;迁居乡下后,胃疾又复发了,且日趋严重。为方便就医,他不得不迁居台北市。

但是,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情却不断加剧。请中心医院的外科权威张先林医师检诊后,发现除胃部溃疡外,还有十二指肠肿瘤。…身在美国的夫人王竟白得知病讯,十分着急,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说美国的波士顿对此病手术是世所闻名的。…汤也考虑到,美国医术先进,但赴美费用昂贵,哪里支付得起,向人家言穷告借,又觉脸上无光;而到日本医治,至多七八千元,这还是可以应付的,遂倾向于去日本。”结果,汤在日本动了三次手术,于1954年因医疗事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汤恩伯在日本无力支付医药费,写信向胡宗南求助。胡宗南向蒋介石写报告,获批3000美元。此款未到,汤恩伯已死。被中共肆意诬蔑为国军贪污典型的汤恩伯却死于清廉,死时一穷二白,死前连3000美元都没有,死后还受尽匪共伪史学家们的嘲笑奚落。不过再怎么样,想来也比毛泽东的笔杆子、“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陈伯达文棍死得光彩。

所谓贪污罪名站不住脚,而所谓河南旱灾中汤部宁可坐视老百姓饿死也不肯发放军粮赈灾的罪名就更其荒诞。这个谣是白记者修德所造。“中国的惊雷”里,他挖空心思抹黑重庆当年的征实收税制度(这个制度是美国顾问兼苏联间谍居里Lauchlin Currie向蒋中正倡议实行的),还编造了农民每亩地出产二十斤粮食要缴十五斤税,缴不够卖耕牛凑数的谎言。他还不如直接写“蒋帮”数十万大军武装征粮逼死三百万河南农民得了。可惜,这种事情他的偶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干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不少于75人,配备2、3挺机枪。并用毒气杀害抗粮农民),中正公没干过。

享受正厅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的共产党员陈宝琦回忆在汤恩伯部经历时说,“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靠野菜度日。抗战官兵为了节约粮食,每天仅吃两顿饭,节余部分粮食,发放给附近居民。我还配合陶干事,到各村大户人家,查看财主们的粮囤,说服动员富人,出卖粮食,救助乡亲。”已经将汤部勒紧裤腰带节省军粮用于救灾的情况说的很明白。当然,要求白修德和刘震云等法定造谣者们承认真相,比登天更难。

国民政府没有像白修德说的那样拒绝设法赈灾;也没有等到白修德面见蒋介石,“痛陈”惨况时才迫于压力关注灾情,做做样子稍作救济。(“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估计是白修德这个毫无职业道德的造谣记者自己编的段子。)

“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王小静,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三章“国统区的赈灾救荒”明确写道:“1942年秋,河南继二麦歉收后,秋收又告绝望。值此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9月份成立了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制定七项救灾方针,六项具体救灾办法。国民党中央旋即将1942年度征实征购粮食由500万石减为280万石,并拨发三次急赈款共三千四百万元,连沦陷区每个县都有至少数万元赈款。又向银行贷款七千余万余元,作工赈工程和水利工程,中央再拨七亿五千余元作疏浚河道,凿井,修塘等用。河南收到各地捐款约三千余万元,均配发各县。第一战区副长官汤恩伯个人捐款二十万元,十万汇发河南省府发放急赈,十万购粮救济灾民。

所谓“工赈”,即以工代赈,召集灾民,给予工薪和粮食,使其疏浚水利,一来控制旱情,二来救助灾民不致饿死。当然,这到了匪共嘴里,就成了汤恩伯“强拉壮丁鱼肉乡民以逞私欲”的十恶不赦罪状,居然是1944年“民变”的理由之一。奸党的文棍们之擅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由此亦可见一斑。

此外,河南省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临近敌区及灾情严重县份贷出所存仓谷总数五分之三,共125770石(每石约合60公斤)。第二次是1942年秋收歉薄之后,贷出及发放154000市石,谷麦各半。第三次是1942年3月,春荒严重,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尽数散放饥民用资救济。在第三次开仓时,豫省不遗余力不留存粮,全部积谷用于救人。

军队调粮。第一战区长官部借出后方屯粮3万包,汤恩伯部借出160万斤,军队节省口粮共300万斤,又买到陕西存粮2万包,一一贷放。

又办理平粜。设立平粜委员会,由中国农民银行先行贷出一亿元予平粜基金配发,后各县自筹一亿余元,用以平价调拨外省粮食入豫。

老实说,值外寇驰骋国家危亡之际,政府能做到这份上,已是仁至义尽,难能可贵。如果观察者秉持客观立场,就不应对国府予以苛责。

不过,白修德只是他老师费正清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显然与客观中立相距甚远。我们在“中国的惊雷”里发现了这么一段:“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这傻逼的数据不但不准确,而且口吻特别白痴。就像我们现在说,2012年全中国灾情严重,政府只供应了大约13亿斤粮食,每人不到一磅。当然,这个例子是不准确的,因为共匪不会发放粮食,要发也只发别人捐的,而且红十字会还要克扣百分之五十。

河南省在1943年3月前,就给灾民发放了四千万公斤粮食。这还不算查放余粮和贷放军粮的。省府为杜绝囤积居奇,查封大户余粮以贷借灾民,合共88382石。汤恩伯部光是向鲁山县灾民就贷放了120万斤军粮。

而刘震云这条作协豢养的狗,还狺狺吠着国民党不赈灾,“日本人…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根本没有任何日军放粮的纪录资料,连白修德都不敢造这种通敌的谣言。我们只能佩服刘震云的胡柴式臆想性造谣已经远远比白修德高明了。

七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蛊惑者,代代相传地引用着“蒋委员长两膝轻微哆嗦”之类纯属伪造的细节,却无视蒋委员长开粥厂收养灾民等宏观的史实。

1943年1月1日,“豫省遵照蒋委座手令,在陇海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运灾民”,总经费8,051,000余元,救济灾民共达558,800余人。后因省会鲁山灾民众多,遂在鲁山城关设粥厂,每日收养灾民1,500名,进而每日增至4,000余名。还通饬各县在春荒时期普遍设立粥厂以宏救济,总计各县共设大小粥厂4,289处,收养灾民l,891,546名。(王小静,“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

换言之,连张高峰、大公报都还没折腾出那篇“豫灾实录”之前,中正公就对灾情了如指掌,并且早已着手救灾。几时轮到白修德跑到中正公面前“大声疾呼”,还扯淡说中正公只管征粮不问灾情,仿佛只有他白修德才是河南人民的大救星。当然,在党管学者们笔下,这个大救星也轮不到白修德来当:“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夏明方语)。苏联的孝子贤孙,在抗日中最拿手拖后腿的民族叛徒、二等汉奸,居然成了灾民的大救星。历史在这些文棍学霸们眼里,已经是可以意淫笔奸不辍的对象了。

追根究底,最早造谣“河南人民不堪压迫起而缴国军枪械”的人是中共文宣机构和白修德这对狗男女。查1944年7月8 日“解放日报”社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堂而皇之造谣谓:”河南连年灾荒,千百万哀黎,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河南省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地圈占民田四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了 7000多万,修筑官舍,大兴土木,河南民众,怨声四起。军队视民如草芥,而民视军如寇仇,因此,战争一起,老百效便起来缴军队的枪。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究竟是谁的贵任,难道还不洞若观火吗?” 同年11月3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说”这次民变,又是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的’政令’的结果”。

而白修德则在“中国的惊雷”传谣道:“农民等候这个时机已经等了很久。他们身受很久的灾荒以及无情的军方勒索之苦,已经受得太够了。 现在他们回过头来,把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已。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如果华军能支特三个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议了。 当乡村处在武装暴动的状态之下时,抗战是一无希望的。在三个星期之内,日军夺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汉路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大军停止存在了。”

白修德的骗子老师费正清即以此为据,做起了谣言历史化的工作:“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

中共这具史上最庞大的谣言机器,为什么要与美国流氓记者联起手来造出这个弥天大谎呢?难道就为了给几十年之后满嘴跑火车的无节操文人刘震云提供拾人牙慧的机会吗?当然不是。这不但涉及汤恩伯与中共的恩怨,更不止是美国共产主义同路人们的个人行为。究其本质,乃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领头羊”美国,与史上最大的独裁政党中共的一次巨大合谋,目的是颠覆蒋中正及国府的大陆政权。

或曰,此说有危言耸听之嫌。非也。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自大傲慢的山姆大叔从一开始就亲共成性,主张干涉军撤退,陷英法于不义,救列宁独裁政权于水火中,一手扼杀了二月革命,开扶助共产专制的先河。“书生总统”威尔逊诚始作俑者也。

关于豫湘桂战役是否因国府救灾不力、贪污腐化引发民变而失败,我们(包括立志”用坚实史料说话”的天真学子们)别光听解放日报、白修德、刘震云们一脉相承的一面之词,还是多看看国军是怎么说的。两造印证,真相即可了然。

河南第一战区汤恩伯兵团的核心嫡系部队第十三军军长石觉曾经辩白,“暴民妨碍军队作战,不限于某军某师,战地所有国军…豫籍非豫籍,原驻及初到豫西的军队,同样遭受败类捣乱…豫省号称中州,为四战之地,在军阀混战时期,莫不欲逐鹿中原,以致甲去乙来,循环不已。而豫省民性强悍,红枪会遍地皆是,内战中常对失势之一方趁火打劫, 杀人夺械(临汝及嵩县间有两个王寨,截击国民三军岳维峻之后尾部队,岳部回头对两寨扫数焚烧屠杀;十六、七年北伐军某部从洛阳南撤时,亦遇杀人夺械事 故),企图壮大私人势力,称霸一方。

殊不知此次为抗日圣战,关系国族存亡,竟仍视为一如以往内战,国家意识淡薄如此,因之对作战发生最大之恶劣影响。更加 土劣匪党潜伏其间,捏词煽惑鼓动,成为为虎作伥之一股恶势力,构成妨碍抗战行动之绊脚石,作战部队为恐投鼠忌器,不克作任何反应,徒增官兵无限艰难感伤而 已。本军团营级干部及士兵,十之三四为豫籍,对此景况,亦感茫然啼笑不得。

中原会战前,本军驻训于登封临汝两县,会战前期激战于登封密县之间,后期转战于临汝嵩县境内,会战终结,竟有三百余封千篇一律叙述相同之控告函,来自豫省 未沦陷之县份,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控告本军扰民事件,道路传闻,不堪卒听。我们疲于奔命,与敌人机械化部队竞脚程,竟有人向重庆统帅部虚报第十三军士兵都牵着一头牛走,在那种急于星火情况下,骑马犹恐赶不到目标,何况牵一头牛,真是荒谬透顶。…至于奸匪,更施其毒辣卑劣手段,专对本军作有组织计划的破坏活动,其情 况如后:

1穿着本军士兵服装、带假护照,散布各地,制造扰民事件。

2假冒商贾,于本军驻地附近,串演扒窃抢劫等事件,宣称本军士兵所为。

3在本军行军经过 之处,待部队通过之后,扮装本军落伍兵,将民众供应茶水用具恣意破坏;或冒充本军采买,强买强卖,为非作歹。以上跟踪本军之破坏者达三十人以上,在滦川朱阳关之间业经发现,直到通过郧阳之后,才告肃清。上述事件假本军之名,通过串演制造后,加以运用,广为传播,以破坏本军军誉,挑拨军民间感情,同时散布控告函件,使上级对本军疑心。

前者确有某种程度之成功,后者则引起上级之警觉,总政治部陈部长于西坪主持中原会战检讨会议时向我面告:“有关控告函情况,大多数来函县份贵军从未到过,控函遍及全省,显然别有来源及作用。”其后本军奉令调华南战场,经豫西、鄂西、川东长途行军到达重庆,地方政府沿途查看,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先生,为军界耆宿,曾亲临鄂西山地,费时多日,沿途从头到尾对本军行军纵队暗中检阅,见我全军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依然整齐严肃,秩序至为良好。

虽行李及伙夫担亦无例外,且无眷属随军,中原所风传之谣言,毫无踪影,沿途各县所见所报皆同,本军快过鄂西兴山县境时,王东原主席才由树林中出来与我见面,向我道贺,告以所见部队情形,由衷表示赞佩,认为我在中原背了大黑锅。

我到达重庆后,陈部长向我说:“贵军长途行军,纪律良好,证明中原谣言乃系恶意中伤,我一定转报委员长,希望你好好努力。”本军到达贵阳后,军事委员会颁 我一座勋章,以赏登封战捷之功,然而我最大之收获,不在勋章,乃系此永生难忘于枪炮作战以外之最大经验教训,而最后终于揭开黑锅还我清白,这比获得勋章更 为重要。”(“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6年,台北)

他在答问部分又对“有关汤集团军纪问题,流传颇广,对谣言来源,有无说明?”的问题再度澄清:

“有一个传播广泛的口语是:“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这句合韵顺口易被记忆传播的口头语,完全是政治性的中伤破坏,用以离间军民合作感情的。它不需要任何事实根据,只要给你戴上这顶黑帽子,就达到目的了。尽管你有辉煌的战胜纪录,替国家立过多少功劳;尽管你走遍数十行省,都受到民众欢迎;尽管你有过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民众帮助你警戒、封锁、带路、侦察、运输、救伤等军民良好合作的记录,也轻易的给这句话摧毁无余,变成为十恶不赦的了。

…请您想想,即使是甘作日寇的走狗汉奸群,最多也不过贪图一个利字,那有宁愿伸长颈子任异族屠杀,而不愿自己国军驻扎的道理?这非常明 白,良善的民众不会说,官僚土劣也不会说,日寇自己说不出口,只有站在战线后方专门扯后腿的奸匪才有这份天才捏造得出来。戡乱期间也有一个部队在此区遭受同样的诬蔑情形。我在东北,也听到把“新一军”改称为“新日军”,及“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的类似口语,这些都是奸匪所造出来的玩意。汤集团在中原地区,捉到潜匪数以千计,妨碍了奸匪的生存发展,因之非要将之撵走不可。

汤集团原始部队是十三军,所以匪矛头也对准十三军,即使是 由第十三军分出之第八十五军,也遭恶意中伤,当他们毁谤十三军成功之后,立即加上一句——“八五也是十三”。…可见匪党编造民谣利用耳语毁谤伎俩,相当成功。 …

二、河南红枪会攻击零星国军抢夺枪械,请问贵军曾否与其发生冲突?答:我的部队没有和红枪会冲突 …

我看到一份杂志说:“三十三年春日军进犯中原时,汤部两个集团军撤退之 际,屡遭豫西民众拦截……”这是荒唐不过的话,慢说是两个集团军,即使是一个战斗的班,也根本吃不动,拦不住。我曾见在远方担任警戒的班,暴民四五十人逼 近,意图夺械,班长警告之后,发射两枚枪榴弹,该等暴民即行鸟兽散;附近村民连忙送茶送水前来,连连好话,表示亲热。只是对离散的官兵有杀人夺械的不少报 导,尤其敌军猛攻之下或空袭之时,暴民对离散人马趁火打击的行为,层出不穷而已。

该杂志又说:“对失散官兵,被民众缴械资遣。”民众有资格资遣国军官兵 吗?这是黑心瞎说,所谓资遣云者,乃为遣至地府之饰词耳。又说:“民团全是自卫,决无为非作歹者。”请问对抗日国军,敢于杀人劫械,此非为非作歹而何?而 对敌军纵横窜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反无任何阻碍,“自卫”云乎哉?该杂志既吹嘘了民团能拦截两个集团军(在豫西作战是五个集团军及若干独立师旅,是日寇动员了大量兵力击退的,你们只会剪径的小毛贼,没有这能力),同时一口咬定战场地区没有共匪活动(单是交付感化的潜匪就有两千多,南召以北山地几成匪化区),这真是天真到了家,糊涂透了顶。”

台湾在两蒋治下,无论国计民生还是历史研究,都比共产大陆正道,而且严谨。据说六几年给白崇禧做口述史,三年间登门二百余次。从石觉将军的回忆,我们可以确认几件事:

一,“暴民”对抗日国军”缴械”,确有其事。但暴民不是用“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已”的农民,而是由义和拳转变而来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在豫、鲁、陕三省有数十万人马,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新式武器。

中共早在二十年代就对其庞大组织及影响力十分感兴趣,陈独秀、李大钊视其为对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农民运动”,下令政宣人员要尽快下乡,将红枪会收编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大钊文集(下)“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到的”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指的就是红枪会。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区委,尽一切力量争取红枪会,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的武装组织。

并要求联合各地红枪会建立一个统一联络机关,然后召集各地红枪会领袖开代表会,拟订共同行动政纲。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冬和1927年春,曾派”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红枪会作争取教育工作,加强了对红枪会的领导”(河北政府网,”红枪会” 。杨靖宇等人对红枪会改造成功后,在河南确山县召开农协成立大会,并于1927年率领红枪会员攻克确山县城,建立河南第一个中共县级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死灰复燃,马上又想到”团结争取”红枪会,进行“政治斗争”。周恩来、彭真对此颇为重视,彭真还写了“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进入河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严格遵照这个方针行事。彭雪枫不惜折节与夏邑县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吴宏亮,“中国共产党与河南红枪会”)。基于这个历史渊源,红枪会在豫湘桂会战中攻击、缴械、“资遣”(实为杀害)国军抗日官兵,其幕后指使者便呼之欲出了。是时石觉尚未掌握中共秘密策动红枪会之资料,故有”暴民”之叹,而不知暴民拳民身后有奸党的幢幢鬼影。

中共武装自己同时也按照“内战内行”的指导思想趁机起而发国难财。腾讯“坚实的”历史编辑们查到了“登封县志”的记载:“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二,中共抹黑汤恩伯部及十三军其来有自。汤部是最铁心反共的国军部队之一,与那些平素惯于眉来眼去勾结共匪的墙头草们作风迥异,驻扎河南战区时“捉到潜匪数以千计”,”单是交付感化的潜匪就有两千多”。中共恨之入骨,但汤部兵力雄厚,不像韩德勤那样不经打,土八路徒呼奈何,只好使用各种舆论唱衰手段,污蔑汤部军纪败坏,汤恩伯贪污腐化云云,企图以栽赃陷害之手段将其赶走。

三,豫湘桂会战前后,中共冒充河南民众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寄去三百多封函件,诬告十三军扰民,竟至于捏词称石觉部士兵每人都牵着一头牛走。日军此次大迂回运动战旨在捕捉汤部主力,若十三军敢于如此行进,恐怕早被消灭三百多次了,焉有登封战斗之短促胜绩。

好在军委总政治部部长陈诚发现”大多数来函县份贵军从未到过”之疑点,又有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东原为其辩诬,否则必陷于奸匪狡计中也。石觉明白无误地说,“将民众供应茶水用具恣意破坏”者,实为共匪所遣跟踪破坏者,“坚实的”腾讯编辑们可再加斟酌,免得继续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至于“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之类的顺口溜,就跟“水旱蝗汤、河南四荒”一样,想来都是土八路的师爷陈伯达及其高足们的杰作。

历史上,秦桧之流因专权需要而篡改册籍文过饰非的奸臣暴君不少,但像中共匪帮那样大规模地罗织谎言、赝造史实,几乎泯灭真相的例子却着实不多。或曰刘少奇尚存些许书生意气,尚存“人吃人是要上书的”的丁点历史敬畏感。以毛为代表的赝造历史派是连这丁点敬畏也不感。人吃人,对他们来说,不及“三面红旗”重要,救济饥荒就是要砍红旗,所以就假装饥荒不存在。

抗日,民族大义,对他们来说,不及武力夺权大事之万一,所以就躲在窑洞里与蓝萍吴莉莉史沫特莱们夜夜笙歌,好整以暇地派出游而不击的匪部帮日本人打国军,尽量削弱黄埔嫡系,为战后发动叛乱踢开绊脚石。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一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边还把一个个自己的屎盆子扣到蒋和国府头上,谓之不抗日假抗日,谓之汉奸,谓之贪腐,谓之不救灾民,谓之涂炭生灵,谓之不民主,谓之独裁,滑天下之大稽莫此为甚。

还有一点,汤恩伯兵团在河南做生意、吃空饷,确有其事。做生意是在国穷财尽军费不继之下勉强维持大兵团的存在,是得到国府批准的,绝非匪共瞎掰的“大发国难财”。当时国军一个师的编制约为一万二三千人,但不仅汤部,全国没有一个部队足额,最理想的状况也只有七八千人。这是因为管粮饷者从不把抗战的通货膨胀考虑进军费发放里,”于是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降到几分钱。一切的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的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如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更不能打仗”(黎东方“细说抗战”)。

这个问题固然是制度之弊,另一方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也与苏联跟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切断对中国的物资运输通道(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而美国人又对蒋公卡脖子不给援助脱不了关系。美国通共人士白修德、费正清之流不但不退思己过自惭形秽,反而喋喋不休说蒋公“腐败无能”,其无耻程度与匪共互相辉映。

最后必须说明,豫中会战溃败,与饥荒无关,红枪会在中共指使下对国军杀人夺械也只占次要因素。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蓄意提供假情报,说日军只是例行演习,还汇报罗斯福“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史迪威坚持华军应该“以静制动”,并抽调五分之四的华军精锐入缅作战。他还命令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不许支援洛阳守军,并迟迟不向中国战区发放后勤物资。

事实上,日军一号作战是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空军储备了半年的燃油、两年的弹药,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储备半年以上使用量,每个师团作战兵力提升到三万两千人,还出动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豫中会战的前敌指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辖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一个战车师团,总兵力至少十五万人(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刘震云和大陆“军史家”们硬说日军进攻河南兵力为五万人,显然罔顾事实。

另一个“居功至伟者是潜伏已久的”共谍刘斐。他好不容易钻营到军令部次长要职,得蒋公信任,为这次终于可以逮住机会搞垮国军有生力量而窃窃自喜。刘斐伪造蒋公命令,要国军不得主动出击,“未奉上峰命令以前,不许移动”,以汤恩伯部29个师分别死守29个县,不相往来,不许呼应,不准机动,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分割包围、逐个歼灭。好在汤部知机,如石觉部在日战车师团合围前退入嵩山;如蒋公令刘茂恩部坚守洛阳7日,刘斐却变其令为“守至最后一人”,刘部守了12天,伤亡惨重(汤兵团豫中会战死伤达五万之众)不得已撤退,却被刘斐告以“不战而逃”。与此同时,刘斐心领神会配合史迪威,将国军五个集团军共三十余万精锐美械部队留驻云南,不让回援。(黎东方,“细说抗战”;钱文军,“卧底刘斐”

日本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毫无后顾之忧发动豫中会战,还因为“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由此可见,一部“温故1942”,所温故的不止是从1942到2012整整七十年的一系列文史谎言,还暗含着一系列中共玩寇自重、为武力夺权部署后手的大阴谋。宁可当亡国奴、不愿当中国人的并非河南农民,而是中共匪帮。这是我温故“温故1942”,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神州陆沉中共篡权之后,就开始“连根拔起”式地毁灭文化、赝造历史。“温故1942”和“一九四二”,其实是“地道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之流文宣片的徒孙, 只不过刘冯们浸淫”市场化”久矣,深谙涂上“人道主义灾难”的政治正确伪装色以鱼目混珠之道。

鸡巴支那国文化共匪们既能祭出洒满福克纳马尔克斯春药的莫言肥肉奇葩,让瑞典皇家学院一干左棍老逼们春情勃发为十八大献礼,也能摘下歪嘴文痞刘震云冯小刚浊溷中的谎言粪果,熏得匪化区愚夫愚妇们五迷三道自掏腰包贡献票房,不可谓不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如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

(作者: 沉默克 来源: 右派网 )

(责任编辑:林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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