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分共之經過——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

作者：汪精衛

1927年11月5日

本文是以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初版之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臺北： 漢京文化）所收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王書此文底本係據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庫藏史料。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曾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爲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的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叙述，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於事實有關係於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於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於什麽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到满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攏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爲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

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旧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麽政策，什麽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就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秘密革命運動起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现在看来，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要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握有軍政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

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爲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但在和他們聯合，即曹、吳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爲段、張已爲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爲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爲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

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反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爲第一個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内否决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案，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确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决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爲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爲三派：一派人稱他爲最右的，他們的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還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托）洛斯基本一派，却是最左的。

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爲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满，反對权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现狀尚且如此不满，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洛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主義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

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地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现在得權力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爲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裡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辯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政策了。

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麽解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说，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

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在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一雙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带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带往共產主義那絛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麽要容共，我們試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部在鄧本殷手裡，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尚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震寰）、楊（希閔），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包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就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劉、楊已有廣州陰謀叛亂了。

六月十二日才把劉、楊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音已在沙基殺死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估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膽的殺死了廖仲凱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装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摇，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

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著，只顧往前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麽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曾說過。

民國十四年冬季，統一廣東，十五年春間，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再確定容共政策，當時廣東已經統一了。所谓經過一個段落之後便必有一個風潮發生，西山會議派於是决定聯蔣削汪的策略了。當時我們二人是一道奮鬥的，他們欲把我們二人分開，所取决定聯一打一的策略，三月二十日便是此種策略的成功。兄弟知道將來蒋同志必然明瞭的，故自動辭職離開廣州。離開以後，許久未和國内同志通消息，因爲知道蒋同志終必明瞭，爲避去一切離間挑撥，所以緘默不發一言。如果大家說兄弟不應該辭職，不應該去國，致黨的裂痕益深，這是兄弟甘願受大家的責備的。

兄弟離開廣州以後，往法國讀書。學生的心情，彼此是一樣的。當七八月的時候，看見法報中國革命軍的勝利，以爲可以安心讀書；雖則有時看見報上說某同志戰死了，覺得很難過。九十月的時候，病得很厲害，不能思想。十二月以後，漸漸好了，連接中央及蔣介石同志的電報，催促回來。今年二月間，蔣同志又來一個電報說，你如再不回來，我也走了。那時心裡才十分難過，不能再讀書，精神與書本子已不能聯在一起了。後來再接一個電報，說黨要分裂了，於是兄弟便不能不回來了。

回到上海的時候是四月一號，那時蔣介石、吳稚暉、蔡孑民、李石曾幾位二十多年來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見面了。見面之後，蔣同志等提出兩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趕走鮑羅庭；一是分共。從四月一號到五號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這兩件事。蔣同志等對於這用件事，很堅决的以爲必要馬上就做。而兄弟則以爲政策關係重大，不可輕變，如果要變，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决。蒋同志等說道，中央已開過第三次全體會議了，全爲共產黨把持。兄弟說過，如此可以提議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新决議來變更舊决議；而且南京已經克復，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可以由武漢遷到南京，第四次全體會議即可以在南京開會。

會議怎樣决定，兄弟無不服從；如不由會議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黨於粉碎糜爛，這是兄弟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兄弟自任前往武漢向中央提議，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迁往南京，並提議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討論决定蔣同志等所提議之事件。

蔣同志等很不贊成兄弟往武漢去。而兄弟則以爲不得不行，遂於四月六日下船。在船中寫了三封信，兩封是下船後即發的，一是寫給蔣介石同志，一是寫給張靜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說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决一切。隨後又寫一封信給李石曾同志，說明十三年改組的精神不可犧牲，黨的紀律不可不守，黨的組織不可破壞。

這封信在南京未曾宣佈過，只看見李石曾同志所編「革命」曾發表覆兄弟的一封信，而於信末說明，原函未經本人同意，不便發表，只能列舉出幾點來，並且說「汪精衛先生的主張，與吳稚暉先生不同；汪注重於黨的組織和紀律，而吳則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我是贊成吳的主張的。」這封原信，現時已沒有發表的必要。就從這封原信看來，可見當時兄弟等主張，確有分歧及其分歧的所在了。

四月十日兄弟到了武漢，聞得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已决定遷往南京，極爲欣慰；以爲分裂之禍，庶幾可免。不料十二日以後，便接得南京上海實行分共的消息，並且接得南京成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消息，兄弟每日均有電報去反對及阻止。至十五日而消息證實，十七日而武漢中央黨部也决定免蔣同志的職了。

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爲蔣同志等是不對的。因爲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都不出蔣同志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麽違心之論。

於此有一句附帶聲明的話。四月四日兄弟會同陳獨秀發表過一篇闢謠宣言。這篇宣言是有來歷的。當四月一、二、三日，吳、蔡、李諸同志曾對兄弟說，共產黨已提出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並要主使工人衝入租界，引起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以造成大恐怖的局面。

兄弟聽得十分驚訝，曾將這些話質問陳獨秀。陳獨秀力稱决無此事。兄弟以之轉告吳、蔡、李諸同志，吳同志說：「這是口頭騙你的話，不要信他」。兄弟又以之告陳獨秀，陳獨秀遂親筆作書，並親筆作此宣言，以解释謠傳，表明態度。如今親筆書函還在兄弟這裡，這一段事，本無關正文，因有人誤會謂這篇宣言乃是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治國的，故不能不附帶說明幾句。

如今再說自從四月十五日寧漢分裂之後，一般忠實同志從黨的組織和紀律着想的，都服從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命令，以反對蔣同志等，然而並不因此而停止了北伐的進行，所以十七日免蔣同志職，十九日依然誓師北伐。關於北伐的事，不在今日演述的範圍，如今當說說武漢分共的經過了。

武漢分共的經過，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共三個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制裁共產黨徒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第二階段是和共產黨和平分離；第三階段是以嚴厲手段驅除共黨。如今逐一說來。

當四月中旬，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間的廣東了。其時武漢已成爲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其理論與方法已完全是共產黨的，而不是國民黨了。

一般忠實同志痛心之極，然而主張立時分共是作不到的，因爲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帥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分子雜在裡頭。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爲什麽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生在一塊。其實這是容共的事實，十四年間東征時候和十五年間北伐時侯，死屍堆裡可取證明。

即如此次北伐，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作死戰的時候，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則聯合戰線爲之摇動，無異給張作霖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了。

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雖明知已到了國共兩黨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將國民革命带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便是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带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已是無可並存的。然而爲前方武裝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問題，而祇提出制裁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中央黨部决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民衆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便是此意。

可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惡感，從此日深，而鬥爭亦從此開始了。及至五月二十一日溯南長沙發生反共風潮，當時蘇俄代表鲍羅庭等及中國共產黨徒，都要求中央黨部對於長沙事件加以嚴重之處置。

及至六月一日，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兢：「莫斯科曾有一種决議案，給我與鮑羅廷的，鮑羅庭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决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爲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兄弟如今將這决議案原文送給主席，以備各位同志的參考。那决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改革，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

這實爲湖南事變的原因，爲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党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去，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

這决議案的內容，大概如此。拿剛纔的譬喻來說，已到了爭船的時侯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侯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將國民黨變做共產黨，否則只要消滅國民黨之一法。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共產黨變做國民黨，否則只有消滅共產黨之一法。正如一支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恰好這個時候，第四方面軍已在河南打破張作霖的軍隊，收復黄河以南。兄弟等便於六月六日前赴鄭州，商量第四方面軍班師回武漢的事。

六月十三日，兄弟等回到武漢，第四方面軍也陸續班師回來。在那時候，兄弟忽然聽得羅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後來纔知道羅易因爲將那決議案交給兄弟，大受鮑羅庭的責備。羅易的意思，以爲國民黨左派必當與共產派同其生存，否則必爲右派所消滅，故應該將這決議案給左派知道。鮑羅庭的意思，則以爲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不同，他仍然是爲國民黨的，見了這决議案，必然和共產黨決裂，責羅易的輕率誤事。中國共產黨多數是幫助鲍羅庭的，遂將羅易驅逐回去。兄弟等知道這個消息，當然更加紧張。

於是從六月中旬起，一面集合非共產黨的武裝同志，將那決講案宣布，請他們在軍隊中留心防範，聽候中央議決，努力奉行。鮑羅庭聞此消息，不能不走，而中央執行委員會達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在一個月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分共的問題。在未開會以前，制裁共產黨人違反本黨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可是，同時又發布命令，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由此可見中央雖然因爲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然其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

無如七月十六日，中央方纔宣布以上的決議和命令，而同日市上已看見共產黨七月十三日的傳單，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議決：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惟共產黨員仍須加入國民黨，不能退出。

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回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裡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裡，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

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膽做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電報裡頭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裡建立非法的戰鬥機關，其用意至爲明顯。兄弟如今將這兩種宣言和一個電報也都交給主席，留與各位參考。

中央黨部看破了共產黨這種陰謀，所以一面訓令國民政府，允准共產黨人一律退出；一面訓令軍事委員會，通飭國民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撤去。

因爲國民革命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共產黨人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沒理由仍然仍留在國民革命軍裡頭，要想利用軍隊的地位，以爲破壞國民政府的利器，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經此一番嚴密地防範之後，知道計無所施了，只有糾合賀龍、葉挺一般黨徒在南昌發難，以希圖一逞。南昌之變，江西備受茶毒，其流毒且及於廣東，國民黨遂不得不由和平的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

以上便是武漢分共經過之大略。

武漢分共的經過是很艱苦的，尤其五六月間最爲危險。在河南的軍隊和多一倍的張作霖軍隊打仗，而楊森軍隊又到了新隄，如在廣東來說，好比敵人已到了黃埔；夏斗寅軍隊到了土地塘，即好比敵人到了沙河，而下游又天天要來進攻，四面都受敵人的包圍。

共產黨乃乘人之危。德国有一種報紙，譯登蘇俄中央的會議錄，其中有一段是杜洛斯基質問史達林何故仍要助武漢國民黨。史達林答道，因爲武漢國民黨已在共產黨的掌握中。

可見共產黨在當時的勢焰了。分共的時候，武漢同志發表許多文章，兄弟也有一篇題爲「夾攻中之奮鬥」，說我們雖是孤軍，但不要怕，我們要在四面夾攻中奮鬥，以三民主義總理給我們的精神去奮鬥，有三民主義總理的精神擺守我們面前，鼓舞我們奮鬥的。

我們分共，是與張作霖的討赤、帝國主義的反赤不同，我們是爲國民黨而分共，爲主民主義而分共的。分共之後是不是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不錯，是有的。譬如一個人腹內有病，不能不用剖腹的手術；剖腹之後，至少要卧床二三星期才能起來。可是如不割去即死，割去才可以生。國民黨到了六五月間，不能不分共，也和人腹內有病，不能不開割一樣。開割後的暫時虚弱，是必然的現象，是須培補元氣，便能回復健康。

所不幸的國民黨於割腹之後，健康未復，便發一場大熱，這個熱症，就是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然而這個熱症，是可以用精神來治好的。廣東在四月閒已實行分共，武漢則到七月才能分共。然而分共以後，同是害着南京特別委員會這個熱症。我們如今須要推倒南京特别委員會，纔能不辜負當時的分共。

試想，如果說不要黨紀，如何能以黨治國，如何能以黨治軍。其結果必致變爲以軍治黨。如此，這一個兵力大的，便去打那一個，互相爭殺，了無窮期，革命永不能成功。故現在割後之熱症，不能不以全付精神去治好他。

今天報告完後，希望大家下一個最大的決心，在最短期以內，治好這割後的熱症，即是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大家在黨的主義下、黨的紀律下、黨的組織下實行三民主義。我們既能用開割的手段來肅清共產黨，必然能用肅清共產黨的精神，來推倒南京特別委員會。能够把共產黨肅清，誠然是一部份的必要工作。

但須知道消極的肅清工作是不够的，還要做積極的肅清工作；鞏固發達國民黨，便是肅清共產黨的根本方法。我們要在三民主義之下、在黨的紀律下、在黨的組織下，把忠實努力的同志團結起來，担負這些工作，担負救黨救中國的責任。

要能够肅清共產黨以後，把國民黨破壞的能力、建設的能力同時發揮出來，才能算爲忠實努力的同志。將來慮該如何做法，現在不及詳說，只看我們的努力做到什麽田地。我們要把精种力量聚集在黨裡，對黨努力工作。各位對於兄弟關於黨的工作，若加以嚴厲的批評，是兄弟是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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