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942》 匪化区谣言树结出的毒果（上）

（作者： 沉默克 来源： 右派网 ）

以余观之，中共近年来的文宣大致集中于三大类。一曰颠倒是非。这个本来是老狗们的老把戏。远如郭沫若郭文忠公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为殷纣王翻案，为李自成翻案（《甲申三百年祭》明明就是为匪张目之作），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作为反例，吴晗不愿意将生性疑忌险刻的朱元璋改写成开明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得罪了毛泽东）；如范文澜把孙权比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把胡狄入侵中原屠杀汉人称为“民族融合”；如胡绳、范文澜、翦伯赞、戚本禹等人把义和拳称为“反帝爱国运动”。

近则有二月河之流讴歌康熙雍正明君盛世云云。其实最早把康熙塑造成明君的是金庸，因着要回敬文革红卫兵对香港“英国殖民主义”的攻击，虚构了一个“勤政爱民”故而“统治有理”的异族圣主。八十年代金庸卖身投靠，当上基本法草委会要人后，中共文宣便全盘接收了他这套政治寓言，只是将寓言的对象英国人改为中共自身，现政权就此与满清的鞑子朝廷划上等号了。

二曰革命变成反革命。中共僭政以来，一直奉革命话语如圭臬。明明蒋中正是三民主义革命者，偏要说他是“反动派”。毛泽东明明是个朱元璋式的忌刻的帝皇权术家，失势时还偏要说自己最革命，号召“革命小将”起来打倒掌权的“走资派”刘少奇。即使文革后，”革命”的角色还没完全转换过来，仍沿用”现行反革命”之类罪名对付独立思想者。但八九之后，这副画皮便被撕破了。不再有人相信一个用坦克机枪残酷屠杀人民的政权是“革命”的。即使像毛泽东那样的权术家，在面对四五天安门运动时，也不敢赤裸裸出动军队镇压，只是派“工人纠察队”拿着大棒去驱赶抓捕。毛独夫起码还顾及”革命”的脸皮，但邓残贼肆无忌惮，竟口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的狂言。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人民爆发革命，枪决齐奥塞斯库。更使邓残贼们对革命话语惊惧不安，深怕有人振臂一呼，打出革命的旗帜推翻共产僭政。但抛弃革命话语，需要有新的理论依据装点门面以惑人视听。于是便有李泽厚刘再复之类的文棍闻风而动，起而为镇压人民、不事悔改的反革命政权背书，拐弯抹角去赞颂老佛爷慈禧和一帮“改良主义”满清贵族。为了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不惜从根子上作文章，连辛亥革命也否定了，要“告别革命”。

当然，这套所谓“保守主义”理论原非文棍们所能自创，而是余英时所发明，藉以暗讽八十年代“河殇”式的全盘西化思潮。余英时在台湾在美国在火星讲新儒家保守主义没什么不好，偏偏在1988年的中国语境上批五四、下贬河殇，鼓吹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可谓迂腐到极，只能起到最负面的作用：令改革派无所适从，向反动的当权血债派慷慨提供了理论资源。八九之后，文棍们自然毫不客气就披起这件新画皮，为革命写上休止符：一切革命都是激进的、罔顾民生的，孙中山是坏的，慈禧是开明的，当权血债派总头子邓小平的坦克车镇压是为万世开太平，稳定压倒一切，以经济剥削为纲，谁敢革当权派的命谁就是人民公敌。

这套反革命理论在九十年代愈吹愈红愈演愈烈，蔚然成主流显学，被无数学者文人视同救世福音。指挥棒下的走狗文棍心领神会自不必说，所谓改革派阵营的跟班们眼看毛及其“革命”被否定，亦不禁窃喜而从、闻歌而舞，以为党这回确乎“与时俱进”了。

直到二千年代，这种“告别革命”、”革命原罪”论依然甚嚣尘上，方兴未艾。南方报系捧出来的一堆烂人中，有个老叫兽袁伟时因鼓吹“狼奶说”导致“冰点”停刊而爆红。天涯猫眼乃至全网右派集体叫好，一致觉得”教科书给青少年喂狼奶”点中了当局的死穴。其实这帮鸹噪蠢蛋根本不明白“狼奶说”的真义。

袁老叫兽在一次演讲中明言，“狼奶”指的是辛亥革命。他说，孙中山自己狼子野心才会去煽动推翻清朝，晚清的统治十分开明，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有民选的咨政局，还可以结社和办报，新闻自由很充分。北洋比晚清坏，民国又比北洋坏，现在正逐步重回改良的正路。他还说，中共血腥革命也是迫不得已，被蒋介石“四一二”清党逼的，罪果还是在孙、蒋处。

他又说，蒋介石不是好东西，蒋经国也不是好东西。小蒋与财政厅长任显群争夺名伶顾正秋，用情治手段栽赃陷害任显群下狱，但顾正秋坚贞不屈，每天给任送饭云云。袁叫兽就拿这些谣言当历史，忽悠80后。就连任显群的小女儿任治平都承认，其父因吴国祯案被牵连，与顾正秋毫无关系。事实真相是，台湾情治部门发现台电总经理刘晋钰是共谍并将其逮捕。刘与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是同学，吴国祯遂与任显群闯到官邸当面咆哮蒋介石是封建统治，情治部门是东厂锦衣卫。吴国祯因其言行无状被迫辞职，任显群后来则因贪污下狱。蒋经国与顾正秋素无来往，根本与此事无关（谷正文“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袁老叫兽的演讲，不知道是拾人牙慧，还是故意传谣误人子弟。

不但半只脚踏入棺材的老文棍老叫兽口口声声“告别革命”，就连写得一手别字的草包”青年意见领袖”韩寒也加入合唱。一个明显患有认知及阅读障碍的低能儿，人云亦云信口胡柴几句“告别革命”、“莫谈民主”，竟然既满足了文宣部门利益交换的要求，又如愿晋身臭公知行列，更成为纽约时报等若干弱智外媒的关注焦点。这种一箭三雕的神迹，也只会在鸡巴支那国这块盛产低能儿的土地上发生。

三曰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共的计划经济时代，因物资匮乏而致民不聊生，文宣部门的重要职责便是每天编造谣言，讹称”台湾儿童餐风露宿，备受蒋帮摧残”、”美国黑人儿童连续六天吃不上东西，极度营养不良”，力图让读者相信，反共国家的人民过得跟你们一样凄惨，你们就别抱幻想了，老老实实接受半死不活的命运吧。

八十年代胡赵的政治“小阳春”，使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真相浮出水面，形成了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但在八九之后，中共检讨历史真实的勇气荡然无存，又重回六七十年代造谣惑众的老路。除了有一拨御用文棍不要脸地到处叫嚣没有大饥荒也没有饿死人，全是敌特的恶攻之外，更富于创意的是，居然翻出来民国的”河南大饥荒”。你说新中国饿死三千万，我就说旧中国一个省就饿死了三百万，五十步笑一百步，谁都不是好货。这简直就把”天下乌鸦”手法用得花样翻新别出心裁，叫人叹为观止。

仿佛是为了要将谣造得更才情横溢，文宣部门这次没有让新华社、参考消息之类党报党刊官方喉舌赤膊上阵，而是交托一位青年小说家担纲，幕前跳梁，主演新一轮”民国高级黑”。

这位青年小说家叫刘震云，不久前刚搭着胡赵文艺小阳春的末班车在文学杂志上走红，虽比不上残雪、莫言诸人，也算小有名气。90年代初，所有80年代的所谓”先锋”们集体转向，几乎都成了党的守门员、看家犬了。刘震云也不例外，从”批判现实主义”变成了”批判历史主义”。当然，他要批判的是民国的历史。党的看家犬一贯以来都有较高待遇。据刘震云自己说，是”一位朋友”赏赐两只猪蹄，请他游遍豫晋秦三省写作“温故1942”的。

说句题外话，因为中国作家都得靠邀宠混猪蹄吃，所以他们写作技巧虽烂，但智商奇高。譬如另一个以前只能混到面条吃的作家莫言，开始学意识流没学好，跟着学马尔克斯学得差，后来篇篇都学福克纳搞什么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从野合加剥皮、看守所吮鸡巴舔地喝尿、女市长激情嫖男妓，到猛男七天七夜坐桩而死边死边肏女主角，篇篇都是无底线超下限远胜维多利亚加潘金莲的小说，却能安造出抗日、地下党、揭黑反贪腐、义和团英雄勇斗德国鬼子及卖国贼的种种名目，实属文坛奇葩。此朵奇葩一面与大江健三郎高谈阔论与马悦然臭味相投，一面依仗中共与瑞典皇家学院那帮老逼们的台底交易，篡获诺文奖之后，洋洋自得对媒体说自己文学素质高，希望刘晓波尽快获释。”获释”云云，显系共酋于十八大前故意释出的”善意”，莫言氏既给共酋传了话，又在友邦媒体处博取了”敢言”的名声，其狡猾多智可见一斑。

文人为虎作伥不是什么新鲜事。参与中共政治宣传的摇笔杆者，上有周扬郭文忠公之辈，下有孔庆东韩小龄童之流，刘震云夹在中间，绝不显眼。但是，像郭文忠公“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一望即知是免费发行的政治宣传品，像韩小龄童“反革命，爱独裁”，一望即知是披着改良伪装的悔过书（内部消息称，当局收买”公知”的起步价大约是月薪二万，不要求他们明面上做事情，只须暗中通风报信。韩小龄童宁可不要脸皮也要写出三篇找骂的弱智博文，想必报酬在起步价的百倍以上）。老实说，撰文反驳这些破玩意，也只有闲得蛋疼的微博V们和方肘子这种多面孔人士才会干。

比较起来，刘震云“温故1942”的智力程度就高得多了。而且里面牵涉到诸多关键问题，如中原板荡神州陆沉的真正原因，共党之伪造历史，官办”纯文学”里的假影射，美式民主对全球民主化的负面影响…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有力量帮助人们去识破并抵制阴谋家们的谎言，但当这个谎言是有无数个谎言交织而成时，要识破并抵制之，便极具难度了。郭文忠公的颂歌、韩小龄童的逢迎，仅表面的补丁矣，惟刘氏震云的“1942”，因其“温故”，故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可供我们鞭辟剖析，以识破谎言，以还原真实。

这篇号称走遍三省、具有”笨拙的精神”、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实的史料”、超越了报告文学的”调查体”作品（刘氏震云不承认它是小说）“温故1942”，讲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底，河南大旱，”水旱蝗汤”肆虐，汤恩伯是坏人，战区司令官蒋鼎文更坏，蒋介石（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尤其坏，不愿意救助灾民，饿死了三百万人。这时日本反而是慈善家，”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发放军粮救助，”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老百姓与日本侵略者同心同德，于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策应皇军攻势，”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整连整连地解除了五万国军的武装，三十万国军一触即溃。刘震云还总结道，行将饿死的灾民在”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的问题面前，选择了后者。

这种所谓的卖国主义、殖民主义、汉奸主义的论调对知识青年有相当强的蛊惑性。部分人甚至把“温故”当作政治寓言看，以为”饿死三百万”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影射。从刘震云本人的“故乡”系列作品看，也颇有”饥荒题材”的意思。但当”作家良心”依凭于一堆精心挑选的伪劣资料时，那结果只能是为中共的谣言背书，充当假见证；这颗”良心”也与莫言的”敢言”一样，无异婊子的牌坊。

文艺娼妓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没有人怀疑这两年河南乃至中原发生大旱，随后引发蝗灾和饥荒，但”饿死三百万”这个数字实在太过骇人听闻、出离常识了。

据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所列的数据，河南在大跃进饥荒之前，灾前人口为4805.8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93.9万。这里面包括了重灾区信阳饿死的150万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追随吴芝圃，搞”反瞒产”，用刑讯拷打逼农民交出口粮。为了隐瞒灾情，路宪文命令各县派民兵设关卡封锁村庄，”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丁抒，“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逃到城市的以”流窜罪”抓起来遣回原籍，不肯回去的押送劳改。（顾准日记，信阳以机枪封路阻止农民出逃。）农民失去逃荒讨饭活命之途，这才导致信阳地区825万人里饿死了150万人，占了河南饿死总人数的一半有余。

按照“中国人口史”，河南在国府时代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左右（比59年的四千八百万少近两千万），要饿死十分之一（比大跃进饥荒还多几万），那除了灾情极其严重之外，还必须日军、中共、国军三方都封锁受灾地区，不让老百姓逃荒。我们知道，情况绝非如此。根据外国左翼记者和中共机关报的报道，当时有大量民众通过爬火车、步行方式进入郑州、洛阳等大城市，或向东逃难到日占区，或向北闯关东，或向西进入陕西，沿途卖儿鬻女。这种境况固然很惨，但至少大部分人可以靠此活命，不像大跃进时期信阳那样，全体农民只能困在灾区活活饿死。再者，根据一些回忆资料，逃荒者并不都是手持饭碗沿街行乞，有父亲将女儿送入收容学校后，曾拿出钱对介绍者表示感谢。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河南饥荒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发表于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形容”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吁请政府加大赈灾力度。该通讯并未提及饿死人数。

“饿死三百万”这个离奇的数字最早出自美国人白修德笔下。白修德在与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我们以我们认为最可靠的访问和数字为基础，粗粗地估计了一下。河南三千万人民中，逃出了该省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中国战争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世界最大的灾荒之一。”

迄今没人知道白修德”两三百万人”数据是如何”粗粗地估计”出来的。难以想像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可以自由畅行国统区、匪化区和日占区，仅靠翻译就能了解到河南全境百余县的死亡情况。

我们只能猜测，他是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报道摘抄了一遍，再”合理地推算”而得的结论。正如刘震云后来极其不负责任地质问他那早已把五十年前旱灾忘得一干二净的姥娘而得出结论一样——”’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

当时中共匪化区喉舌们比姥娘和刘作家震云要负责任许多，对灾难的报导可谓不遗余力。譬如 1943年7月17日《解放日报》说：“全河南110县，3000万灾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从河南洛阳最近寄来一篇一个青年记者多方调查之后，写成的灾情报告，这里只抄录其中令人不忍卒读的数字：广武县，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饥饿致死者有8，372人，逃亡外出者33，188人，全县各村落，只剩2万多饥民。……灾荒期间，新郑全县逃出者凡47，633人，死亡者1，38．5人，合计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荥阳逃亡人数，要占三分之一强，还有10万多人口，伸着待救的手。远在去年11月上旬，汜水汜济乡一个乡，弃婴的总数是144名，饿死283名。……郑州，这河南大都会，最近3月间两周内饿死人口1700名”美国记者白修德大概就是抄了这篇报道中的最大值，一个县既然饿死了八千多人，十个县就是八万多人，一百个县就是八十多万人，再顺手乘以三。这就对了，也就“饿死三百万”了。

但，匪化喉舌的报道疑点甚多。所谓“青年记者”无名无姓，究竟确有其人抑或喉舌虚构，不得而知。广武、新郑、郑州属国统区，该”记者”用什么办法查悉准确到个位的死亡人数？难道他单人匹马去当地收尸，或者逐个停尸房去数尸体？至于逃亡人数，连国民政府也只能约略统计，该”记者”却言之凿凿。至于说全河南“3000万灾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更是匪夷所思。这篇缺乏信源、近乎杜撰的喉舌报道，实在不必当真。

查“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着）援引“国民政府年鉴”的数据，1944年全河南人口为30805621，只比1939年少一百万人。这少了的一百万人，除了因42、43年灾荒亡故的，还得算上因抗战兵荒马乱而背井离乡的，因灾荒而逃难至于别省的。

“暸望东方周刊”引用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河南灾情实况》”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数据，也称此次旱灾死亡人数300万。国共内战方酣之际，这个“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抗日兵荒难民四逸之中，是不可能准确统计所谓”损失人口”的。再说，这个1946年统计的”300万”，竟然与白修德1943年报道的一模一样，令人怀疑它只不过是照抄了白记者的数字。白记者修德1943年刊于“时代”周刊的”等待收成”一文先说饿死了五百万，后来在“中国的惊雷”里调整为”饿死三百万”，据说晚年又调整为”饿死五百万”，他要再活几年，该把河南人民全饿死了。

根据地下党员“前锋报”记者李蕤的说法，河南人口三千万，沦陷区一千二百万，国统区一千八百万。饿死五百万，接近人口总数三分一（我们不能想像白修德调查了沦陷区的死亡人数，因为日本不会同意交战国记者自由采访），那就不是旱灾，而是通古斯大爆炸了，杀伤力堪比热核武器。

刘震云在这篇”调查体”作品里，除了不加求证地引用白修德之类共党同路人的谣言外，自己也肆意以小说家手法胡编乱造许多细节。此在钱江晚报的采访中略见一斑：”和刘震云对话的那位老人，就是这几百万灾民中的一个。十多年前（1993年），刘震云遇见她的时候，老人已经90岁了，她的名字叫刘和平。老太太跟刘震云说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她说在逃荒的路上，她父亲给她的亲妹妹寻了个买主，她母亲知道之后，急了，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就跑，就躲，实际上万没想到，她的母亲抡起扁担是拍死自己要卖出去的孩子，她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也不能把她卖了。’刘震云说，这段往事让他沉默了好长时间，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到《温故一九四二》里，’我觉得这些细节非常有力量。’”

一个1993年已经90岁的老太婆，在1943年是40岁，她的妹妹再小也得30岁了。在那个年代，30岁的女人早就出嫁生孩子了，自己卖孩子还差不多，要卖她，也得她老公卖，如何轮到她父亲把她当小孩卖给人贩子？刘作家之满嘴跑火车如此。要不就是他的调查对像记忆力衰退，误把光绪咸丰年间事挪到民国了。　

钱江晚报的采访里还提供了这么个令人咋舌的细节，”’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作为一个河南灾民的后代，刘震云对这300万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也知道震云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祖母在逃荒的路上收养的。震云跟我说过，他的老母亲在饥饿的时候，就不断地舔他外祖母的手腕，一直舔到白骨森森。’因此，冯小刚认为刘震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段历史。”刘作家令堂之舌莫非如狮子鬣狗，长满了倒刺？如若不然，能把人手舔出骨头，难度确乎有点大。

另，刘作家在自己老家河南延津县所作”旱情调查”整个是大笑话。他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竟然不知当时延津是日占区，那些姥娘舅舅口中的”官府”是伪当局。刘作家操起汪精卫和皇军的屎盆子扣到蒋介石头上，把破绽当绝招卖弄不休，当真令人绝倒。

现如今”史料”述及河南大旱，总要提到汤恩伯，说他本人鱼肉百姓，部属军纪败坏，以至于激起民变，助日军将国军缴械。不过，中共的”史料”跟“人民日报”一样，得倒过来读。它说亩产十万斤形势大好时，实际上饿殍遍野；它说共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实际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同理，它说汤恩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那汤恩伯必然是个好人。

1944年前后中共大肆造汤恩伯的谣。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则大帮其腔”（河南农民）他们讥刺道：’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白记者不谙中文，译文很不如意。原话是”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拿中共资料吃饭的”治史”者一直将”水旱蝗汤”的”汤”与汤恩伯挂钩。

近年此类谤文的代表作是“1942：河南大饥荒”。作者宋致新（当年豫灾的造谣记者之一、左联分子李蕤之女。李蕤后来官至河南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协主席，曾参加”赴朝写作团”，以写《快打美国狼》之类玩意为乐事，极无节操）曾对多维记者言道：”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文思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就更加恶心，可谓集共匪所有谎言之大成。光看目录页”第六章 纵兵扰民 上演’汤灾’ 汤恩伯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横征暴敛，中原地区民不聊生，时人称此地为’浆糊汤’，暗指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即是诽谤型伪史学的奇葩。内文细列了汤恩伯部种种罪状，曰官兵占住民房、强奸民妇，曰强拉壮丁、谋财害命，曰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曰吃空额粮饷、贪污腐化，曰不务军备专事投机买卖，曰不顾灾民死活搜刮口粮，曰囤积居奇不发军粮救灾等等，真是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读之让人义愤填膺。

这种由汤部“投诚”的原将官撰写的抹黑文，不但误导了缺乏辨析能力的读者，还误导了不少资深历史编辑。腾讯历史频道做了一个意在批驳刘震云史实错误的”河南老百姓没帮日军打国军——抗战史系列(3)”专题，竟然也引用了“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书中原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的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作者： 沉默克 来源： 右派网 ）（责任编辑：林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