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亞禮西斯．托克維拉〈Alexis de Tocqueville〉觀察19世紀的美國議會殿堂，是如此描述的：

「踏入眾議院時，很難不注意到那些眾議員的粗俗舉止，說話大聲，透過麥克風震耳欲聾，說理能力就差了，還有一些議員連拿筆也感到困難，看起來整個議事廳鬧哄哄的，活脫像充斥著小丑、屠夫以及西部牛仔的舞台劇…。」「但是如果你走進參議院，想法就會全然改觀…。」

說到舞台劇，忘記誰說的：好人整壞人是喜劇，壞人整好人是正劇，壞人整壞人是鬧劇，好人整好人是悲劇。

總質詢期間，電光雷閃：那麼，這是什麼劇？

最辛苦的其實是市長，每天幾乎都要從下午兩點，一直站到下午六點半──整整四個半小時。

如果有官員不乖的，就會被叫上台，並不是有事問你，而只是罰站，是的，罰站！故意羞辱你。

市長都乖乖的站在那裡了，官員豈敢不從？否則「藐視議會」這頂大帽子，誰也戴不起。

唉，到底誰在糟蹋自己，誰又輕賤或藐视了誰，就像劇中的臉孔，粉墨模糊，看不真確。

叫人每天站四個半小時，其實是有點不合人道，只是，在台北市，這種不人道的狀況是怎麼形成的？

研究議會制度的人可能了解：一個議會文化的形成，除了法制、議員產生方式、議事規則、議員人數外，還會深受硬體格局以及它的歷史傳統所影響。

我在英國時，常從劍橋到倫敦西敏寺，觀察他們的議事運作──

英國國會有650位議員，比美國眾議院的435席還多出215名，然而議事廳卻只有美國眾議院的三分之一大（英國約86坪，美國約360坪），而且只設346個席次，這使得議員出席時，慢到的就必須坐到樓上的旁聽席。建於1852年的國會大廈毀於二戰炮火，戰後有人倡議重建改善這情況，多數議員卻堅持這種席數與擁擠的格局裡頭充滿智慧。其中，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這段發言，最具啟發性，他說：

「如果議場太大，十之八九的討論可能會落空，因為，空盪的議場會形塑稀落的感覺，而讓議事產生敵意，說話會變成咆哮，質詢會扭曲成作秀，無端的衍生許多誤解、失望以及負面情緒。議場若是小些，質詢如同對話，意見交換也較為容易些。

我們要重建議場，便應選擇合乎人性以及會帶來文明氛圍的設計。」

邱吉爾的看法，為議會制度帶來了柔美與溫暖的氣息。

我在國會服務時，當時委員人數是225位，現在人數只剩113位，議事廳卻多達英國的七倍（542.8坪），然而，當我進了北市府，到市議會接受質詢，幾乎與美國眾議院同樣大的議事廳〈約330坪〉，議員人數卻只有53位，不知道這種硬體格局是否係形塑文化的主因？

有一天，很不忍心，回頭看站在發言台的市長，後方其實有一張座椅，但卻從來沒有被坐過，才又愕然發現另一件早已被遺忘的事──

迄1994年，歷任台北市長，包括李登輝、黃大洲，除了演說或答詢，否則是坐著的，那樣會不會比較文明？

這種情形，在陳水扁當選後，全然改變，主因是市府由民進黨主政，議會由國民黨主控；一直都站著，方便對峙時的相互叫囂；後來的繼任者還沒有覺察到傳統與合理性，即使身心倍受煎熬，也就逆來順受，習以為常的成了一種思維模式。

說到這種思維模式，就不能不再提，我們在日常生活所處的位子，若干程度取決於思維模式。台灣的政治人物奢談高道德，只是那類問題，由來自有公論，還不如談合理性──

黑格爾說「存在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這句話不能演繹為「凡事都是合理的。」因為人的潛意識會自然與環境連結，太過逆來順受，假象會等同真相，如果對這些事情，都習焉不察，就不會有理性判斷的能力，那種慣性思維，很難解決今日面對的課題，實際上，它就是亟待解決困難問題的一部份。

何況，即使慣性思維是理性思維（rational thinking），在文明的演化過程，也會逐漸被願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所取代。

《孟子》：「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是說，要小心啊，任何作為，無論善惡，都會回到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