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東正教派在華的間諜活動
    自康熙五十五年俄羅斯東正教第一屆北京傳教士團到京以來，至宣統三年 （1911年）清朝滅亡為止，沙俄政府共派遣了18屆傳教士團。他們實際上是一個從事間諜活動，蒐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報，為沙俄政 府侵華政策服務的工具。大量的事實表明，東正教的傳教活動，是在沙俄政府的指導下進行的，與其侵略野心和侵略陰謀息息相關的。

   政治上，大肆進行間諜活動，刺探各種情報。每一屆北京傳教士團自抵達北京之日起，都積極學習漢語、滿語和蒙古語，在社會各階層間開展活動，以廣交「朋友」為名，瞭解中國的各種情況，盜竊各種機密情報。例如，第九屆北京傳教士團團長俾丘林，在京的13年間，經常出入北京的茶館、胡同、市場及各種公共場所，對城市的每一條大街、每一條胡同，都進行了實地測量，最後繪製成一幅《北京城廓平面圖》，圖中詳細地標明了北京城牆的高、寬度，以及城內大街、小巷、橋樑、廟宇的數量和位置，然後密送沙俄政府。

   軍事上，充當沙俄侵略軍的急先鋒。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刺探當地的軍隊人員、軍事設施、武器裝備。例如，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沙俄和英、法侵略軍就是在接到傳教士關於大沽清軍設防的具體情報後，採取了反措施，迅速突破大沽清軍防線，並攻佔北京，脅迫清廷簽訂了出賣國家利益的《璦琿條 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其中，《璦琿條約》的起草者，就是第13屆北京傳教士團的醫生米•達•赫拉波維茨基。另外，東正教傳教士還根據沙皇的旨意，千方百計地拉攏天主教耶穌會士。

早在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前，俄使尼果賴就利用南懷仁的欽天監監正一職，竊取了一張中國的軍用地圖和清軍在黑龍江的設防等機密情報。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舉行《尼布楚條約》談判時，俄使戈洛文特意把擔任中方翻譯的西洋傳教士徐日昇請到俄方駐地，對他給予的巨大幫助表示由衷的感謝，並聲言他不久將得到莫斯科方面給予的同等價值的報答。 

 經濟上，東正教士披著「慈善」的外衣，進行為所欲為的敲詐勒索。他們自從來到中國以後，就利用各種非法手段，搶奪土地，收取高額地租，對城鎮居民則收取各種賦稅。

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沙俄政府跟在其他帝國主義的屁股後面，向清廷勒索了上億兩白銀的賠款。北京傳教士團用其中的一部分，修建和擴建教堂，創辦教會學校、工廠、醫院，建立育嬰堂等「慈善機構，實際上是藉機擴大他們的間諜機構，增加他們的掠奪收入。他們用敲詐勒索來的錢財，過著一擲千金的驕 奢淫逸的生活。

幾乎每一屆的北京傳教士團的團長都是一個貪得無厭、利慾薰心、橫行霸道、生活腐化的惡鬼，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數不清的罪行。

   文化上，東正教士打著「漢學家」的旗號，進行文化侵略活動。俄羅斯東正教士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諭令，來到中國後即積極學習和鑽研漢、滿、蒙古語言文字和書籍，從中產生了一批「漢學家」。他們一方面編譯了大量的漢、滿文書籍，如翻譯《八旗通志》、《理藩院則例》、《大清律例》、《異域錄》、編譯《中國絲織廠 資料》、《中國地理手冊》等書，又在大量「研究」中國的歷史、民族、宗教、地理和風俗習慣後，寫出了《蒙古志》、《西藏志》、《中亞各民族志》、《北京志》等書；另一方面大量收集和竊取我國各種文物和重要的圖書資料。

俾丘林回國時，帶走的中國文獻資料「分裝了15個駱駝之多」，他搞到的收藏品「填滿了俄 國的圖書館和博館」。這些「漢學家」與東正教士一起，

俄羅斯東正教士和「漢學 家」們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真可謂有目共睹，罄竹難書。同時，也說明了俄羅斯東正教在華的傳播根本不是為了宗教目的，其所作所為充分「反映了沙皇專制制度的政治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