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鴉片煙販、間諜三位一體的郭士立在華活動紀實 《中國近代史通鑑.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前後及鴉片戰爭中，在中國沿海有一位極其活躍的漢化西方人，他就是德籍傳教士郭士立，他「在中國沿海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張 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郭士立以傳教為護符，幹著走私鴉片和蒐集中國情報充當英國間諜的罪惡勾當，為英國侵華立下了汗馬功勞，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西方少有的中國通
    郭士立，1803年出生於普魯士的什切青，在新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下，自願參加了傳教工作，後在柏林和鹿特丹訓練之後，於1826年被派到亞洲傳教。

由於中國清政府嚴禁傳教，使他的活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然而，郭士立是一個懷有極大報負的人，他決心以自己百倍的努力，去打開中國緊閉的國門，向中國人傳授基督教的「福音」。

 
    為了有朝一日實現到中國傳教的願望，他刻苦地學習漢語，而且很快學會了廣東話和福建話。為了表示對中國人的友好態度和取得中國人的尊敬，他還特為自己取了一些筆名，如「愛漢者」，即愛中國人的人；「深德者」，即勤於道德的人。他自己說他已加入了一個中國宗族並成為福建籍的公民。當訪問福建時，他不斷地自我 介紹是福建老鄉。當他第一次沿海旅行時，他還穿著當地福建人的衣服甚至戴上頭巾，「他很像一個中國人，因此中國人常認為他是一個扮作洋人的漢人」（威廉• 亨德：《廣州番鬼錄》）。
   

 郭士立曾說過，「除了讓他把餘生為中國服務外，他別無所求」（J•G•路茲：《教士外交家郭士立與鴉片戰爭》，《史學選譯》17期）。郭士立真的是這樣嗎?他一生服務的不是中國，而是英國。

他傳教、走私鴉片和干間諜的勾當，都是為英國侵華服務的，「儘管郭士立有著普魯士傳統，他卻把自己很好地融入了英國 人的行列中，而且他的許多西文作品都是用英文寫成的。當他用漢語表達或介紹政策時，『我們』一詞他通常是指英國人而不是德國人」（同上）。郭士立實際是英國侵華的馬前卒。
   

（二）郭士立在華活動紀實
    郭士立首先是一個傳教士，他來到中國沿海以後，不顧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禁令，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人傳教，使中國人皈依基督。為了使他的傳教更有效，他邊傳教，邊行醫，以行醫博取人們對上帝的好感。他每到一處，就散發一些簡單的特效藥和基督教的小冊子。他傳教的對象，有水手、商人以及普通的農民。他如飢似渴 地學習漢語，就是為了更好地接近他們，瞭解他們。

    郭士立他的傳教，完全是為西方侵華服務的。他曾這樣說過，「中國人……構成了人類的第三部分，在其所有的亞洲鄰邦中擴充影響，並熱心於很多愚蠢的宗教，而且不能期望他們自己擺脫桎梏回歸於永存的上帝。

壓力必須來自外部，動力則直接源於上帝」（同上）。雖然他認為推動力來源於上帝，但是充當上帝工具的是英國人。他在其《中國史綱》裡說：「一定消除至今一直使她（中國）的人民隔離於外部世界的障礙，英國人才將從此享有自身進入其港口的權力」（同上）。郭士立為英國侵華從基督教的說教裡尋找理論根據。
   

郭士立又是一個鴉片煙販。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侵略者瘋狂向中國走私鴉片的年代，郭士立不甘寂漠，積極從事鴉片走私貿易，從中獲取暴利。儘管他的良心、道德、行為曾經受到譴責。他曾經指責鴉片令人上癮，使人虛弱，說明他還有良知。

但鴉片貿易巨大利潤的誘惑，使他拋棄了自己的良知，在傳教的同時進行鴉片走私 貿易，「他以極大的熱情進行著走私和傳教兩方面的工作」（同上）。他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地理，風俗人情等，更為他走私販賣鴉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以至於許多英國鴉片販子都願意和他合作。

在鴉片貿易中最為活躍的大鴉片販子威廉•查頓曾指示他的船長說：「你將很高興就與改變自己的有關的所有問題與郭士立博士商量，他在語言及中國人的特點方面的廣博知識，對你制訂及實施計劃很有益處。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要很好地意識到合作雙方的熱情」。

他為鴉片販子提供諮詢服務，幫助他們制訂走私鴉片的計劃。然而他這種服務不是無償的。一個鴉片販子說：「我為郭士立的三天時間付了1000美元」（同上）。郭士立在鴉片走私貿易 中所起的作用，所牟取的高額利潤由此可見一斑。
 
    郭士立在鴉片貿易上唯利是圖的作法受到了含蓄的或直言不諱的批評。受害的中國人曾譏問他，為什麼耶穌的信徒把邪惡帶給中國？    郭士立還是英國的間諜。他在中國沿海進行海道測量、地形勘查、繪製航海地圖，調查各地物產及商業貿易情況，蒐集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提供給英國政府以備採納。郭士立還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前胡夏米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活動，參與制訂侵華的軍事方案。
 
 1832年（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查理•馬奇班克斯派遣公司職員胡夏米到中國沿海進行一次周密的偵察，蒐集中國整個海岸線各方面的情報，準備以武力推銷鴉片，並為英國政府武力侵華作準備為了不使中國發現這次活動的企圖，他們都改名換姓。胡夏米本名叫林賽，冒充船主。郭士立是這次活動的重要成員，翻譯兼醫生，更名為甲立。
 
    1832年2月26日，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號船從澳門出發，開始了這次長途偵查，沿途經過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地，復 折往朝鮮、琉球，於9月4日回到澳門。他們沿途為人治病，誘人信教，並分發《戒賭博》、《戒謊言》和《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等小冊子，向中國人民進行欺騙宣傳。而真正的船主禮士則專門測量沿途的河道、河灣、繪製航海地圖等。
 
    胡夏米、郭士立這次偵察活動，為英國侵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報。他們調查了廣州以外的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的商業貿易情況，認為要擴大對華貿易，必須開放東北部的貿易。怎麼打開廣州以外的貿易局面？郭士立認為：「採取商議的辦法，將會得不到任何結果」，但通過武力解決，可以達到目的。

他還認為 中國的防禦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英國的）一艘戰艦」（南木：《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活動》）。這次對中國沿海的偵察之後，東印度公司擬定了一項軍事侵華方案，而這個方案，成為鴉片戰爭時英軍制定作戰計劃的根據。
 
    郭士立還是英國侵華戰爭的主要參加者。1835年，他接受了英國對華商務監督的漢語秘書職務，從此更直接成為英國侵略者中的一員。他是鴉片戰爭前九龍之戰的主要肇事者。

1839年9月5日，與林則徐具結貿易政策相對抗的義律帶著譯員郭士立，率領一支由5只戰船組成的艦隊進抵我九龍海灣。郭士立在兩名水手的 陪同下乘小舟上岸，向中國方面遞交他用中文替義律寫的信函，信中威脅說，如果中國方面不供應英國船隊食物，那麼將受到英國方面的武力懲罰。

中國水師官兵遵 照林則徐的指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英艦竟向我水師船開炮。中國水師戰船和九龍砲臺被迫還擊，這就是九龍之戰。中國愛國官兵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義律、郭士立狼狽逃竄。
 
    鴉片戰爭爆發後，郭士立作為英國遠征軍的翻譯隨軍作戰。由於英軍官和士兵都不懂漢語，翻譯的工作尤為重要，承擔了大量重要的任務。比如同中國軍政官員的談判，軍需的供應，情報的蒐集及對攻陷城市的管理等都由譯員承擔

1840年7月5日，英軍進攻定海。郭士立與來自鴉片經營者所組成的領航員一起為艦隊提供了航海資料，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經驗，參加偵察探險隊，蒐集有關軍隊佈置、軍事設施和可能攻擊地點地形的情報、他遞送了最後通牒並同中國軍官進行了談判，要求中國地方投降以免遭到炮轟。

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陸部隊，隨身帶來了安民告示以安撫中國百姓」（J•G•路茲：《教士外交家郭士立與鴉片戰爭》）。郭士立被任命為定海知縣，他堂而皇之地進入定海知縣衙門，坐在原屬中國知縣的交椅上，以知縣的名義向中國人民發號施令。後來，隨著戰爭的發展，他曾在英國佔領的幾處地方做民政官。

1842年8月，英軍打至南京，清政府向英國投降，鴉片戰爭結束。郭士立參加了《南京條約》的最後談判和多次談判會議，從清政府手裡攫取了許多侵略特權。
 
    郭士立就是這樣一個集傳教、鴉片走私和間諜於一身的三位一體式的人物，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阿瑟•維利稱郭士立為「牧師和強盜、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騙子的綜合體」。

在外國人回憶錄中西方傳教士充當間諜的證據
西方人的傳教士不管是哪個教派的，從來都是充當殖民者的幫兇，輝煌的印加文
明實際上就是毀在傳教士手中，殖民軍要的只是金銀珠寶，而傳教士卻以印加文
明是異端為名銷毀了幾乎所有的印加書籍，給人類文明留下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00週年，一百年前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震撼中外的反
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是把反對利用宗教作為侵略工具、反對列強瓜分和抵抗
八國聯軍結合起來而進行的民族自衛戰爭。

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性，表現了中國人民敢於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狠狠地教訓了入侵者，對中國當時面臨的亡國危機起到了挽救的作用。周恩來對義和團運動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為爭取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獻出生命和鮮血的義和團先烈們，丹心碧血，將青史永垂。

為「基督文明」而戰的八國聯軍（許多傳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北京和北京陷落後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們的全部罪惡是罄竹難書的；西方在華的強力傳教與「護教」軍隊在中國人心靈所造成的極端痛苦與屈辱，中國人民也是不會忘記的。本文僅就義和團運動時期，洋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敘述，以茲紀念義和團運動並緬懷先烈。

義和團運動期間，洋教士無惡不作，始終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們從干涉、參與武裝鎮壓到搶劫，直至設計進一步侵華方案，欠下了中國人民數不清的血
債。

19世紀末到1900年春，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和京津迅速發展，帝國主義大為震驚，列強公使紛紛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嚴懲義和團，以後又發展成八國聯軍侵華。洋教士也興風作浪，推波助瀾。

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他早在山東時就用各種手段搶佔房地產，以擴展他的地盤。他以《字林西報》專欄作家的身份，大寫文章、廣造輿論、誣衊和謾罵，並要求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他於1899年12月2日，向駐京美國公使館發出了下列電報：「拳民叛亂
在山東、直隸兩省的20個縣迅速蔓延。槍殺、放火、暗殺之事有增無已，其明顯目標在殺害基督教徒，驅逐所有外國人。除非四國公使聯合起來，使用壓辦，則龐莊—臨清—濟南府的美國人，認為形勢是毫無希望的」。（麻海如：《華北公理會七十五年》，第64頁）同年《字林西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北方火災臨頭》。他疾呼「若不從速撲滅，則全帝國將無外人可居之地，甚至連將來的勢力範圍也就沒有了」。明恩溥還親自出面控告魯西道台吉燦升，平原縣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屠縣的秦應舉等，「懲辦拳民不力」。袁世凱任代理山東巡撫後，他又和袁商討有關鎮壓「大刀會」事宜。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竭力參與帝國主義列強鎮壓義和團的活動。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國出席「環球基督教會議」和「布道差會會議」。在會上，指陳中國局勢的嚴重，預言不久將有「變亂」發生，要求各個傳教機構採取共同行動，設法弭止。

接著又到波士頓、華盛頓、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政府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返華途中，他聽說義和團運動已經由直隸發展到許多省份，便發電給上海的英國總領事，轉請英國首相要求中國各省督撫對在華英人的安全負完全責任，如有事故發生，惟該督撫是問，提供了「東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區法籍主教樊國梁致函畢盛，因義和團在
京師及直隸發展迅猛，請法國武裝人員駐北京，「保護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
。（《藍皮書》，第72頁）

1900年5月末，傳教士們一再向榮祿、裕祿、順天府尹和總理衙門發出緊
急函件，要求他們迅速鎮壓義和團，保護洋教勢力。樊國梁寫信給榮祿說：「…
…即是保安、安肅、安興、新城、霸城、霸州等處拳匪日眾，凶焰甚熾，眈眈虎
視，……本主教目擊如此情形，不得不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閣下遇便代為奏明
皇太后，設法救教民於水火之中也」。

「若不作速想法嚴辦」的話，列強將「護教弭亂」，將要「倣傚佔據膠州之故事」，各國軍艦「將銜尾而至」，「數平匪亂」。（樊國梁、林懋德：《信稿錄存》1900年，《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3期，第23頁、26頁、20頁）

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砲臺，7月14日，天津陷落，在準備向北京
進軍時，聯軍蒐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侵略軍的嚮導、翻譯、情報官等。

樊國梁在給巴黎遣使總會白登卜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
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
，……這是為了提供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
的，他們都受到法國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們報告，我手中已掌
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遣使會年鑑
》1902年（合訂本），第71頁－72頁］

法國遠征軍伏依龍軍團司令福裡在給天主教北京教區副主教林懋德的信
中透露：「自從聯軍開到直隸境之後，你非常樂意派遣傳教士們以隨軍司鐸身份
加入軍隊，我們對他們在各方面無不儘量照顧。…他們離開自己傳教的職務，在
各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為軍隊服務的熱情和誠意，是值得我們十分感激
的」。（《傳教雜誌》1902年合訂本，第123頁）

除天主教傳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傳教士也有人擔任情報官的職務，丁韙良、明恩溥等都脫去了道袍，成為翻譯官，並拿起了武器。義和團開始包圍使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館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在天津的英國傳教士寶復禮被英國遠征軍僱用，任遠征軍情報處官員，隨聯軍進攻北京，他還帶幾名中國教徒充當便衣密探。據他自己說：「情報處負責繪製每天的行軍地圖，……圖上標明每一村莊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獲得的其他情報，包括敵方的炮位、炮數和戰壕；事實上，這張行軍地圖對軍官們的重要性等於航海圖對船長一樣。……在我們出發前5天，首先派出兩名基督徒學生充當密探，……當他們回來向我們報告時，我把他們帶到司令部，……他們提供的全
部情報在地圖上一一標明。……這已成為每天的日常公事」。（《傳教雜誌》1902年合訂本，第123頁）寶復禮在跟隨聯軍打到北京的過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據他自己的敘述：「這時我們已捕獲了不少俘虜，……通常是把他們編成12人或20人一隊去拖船或推車。……凡敢於逃跑的 就立即射殺。……我的一部分任務就是審問這些俘虜，把所得的情報給情報處」。

（《跟隨聯軍從天津到北京》，第80－81頁，第101－105頁）他又說：「8月12日，參謀長巴魯將軍把我叫去，……把竇納樂的一封急信出示給我看，……
內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適宜的地點，並附有一份作戰計劃書。……我認為他要
我們從永定門打進城去的建議是錯誤的；首先，這樣做使聯軍多走三英里路，這
將浪費時間；其次，永定門要比東南城沙窩門堅固得多。我們建議從沙窩門（即
廣渠門為外城的東門）打進城去。我的意見被採納。……13日黃昏，先頭部隊出發後，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兩點鐘跟隨將軍率領步兵團出發攻城」。

（《跟隨聯軍從天津到北京》，第101頁－105頁）實際上寶復禮早在被英軍僱用前就已為他們效勞了。1900年7月14日八國侵略軍攻陷天津。寶復禮奉命帶一名騎兵上尉去搜查總督（裕祿）衙門，把總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帶走。

從以上可知，所謂「傳播基督福音」的傳教士已撕去其偽裝，成為八國
侵略軍的一部分，直接參與了武裝侵略的行列。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後，燒殺擄掠，「京內屍積遍地，腐肉白骨縱橫。」
（《義和團》第1冊，第90頁）他們在北京下令大殺、大搶、大燒三天，實際上豈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難書的。就連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的瓦德西也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義和團》第3冊，第123頁）當時各國在北京的傳教士，各國公使及其隨員，也都趁火打劫，大發橫財。

以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
下令教徒搶劫，樊國梁自己也參與這一行動，從8月18月開始，連續搶劫了8天。1901年樊國梁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時承認了這一事實。他說：「我們應該不應該下令搶劫呢？我於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遣使會年鑑》1902年（合訂本），第69頁）樊國梁於是公然出了「佈告」下令教徒搶劫，並規定教徒搶劫不滿50銀兩的，不用上繳。超過50銀兩的，一切搶來之物都應歸公，堆入一處，然後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每戶為全家使用，在解圍後八天之內所抑之糧、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總值不超過五十兩銀子（折合175法郎），可視為無義務償還，因為這些東西屬於絕對必需。（2）每戶或每人於上述期間所搶之物，價值如超過五十兩銀子的，應負責償還，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將多餘之物歸公」。……（《遣使會年鑑》1902年（合訂本），第229頁－230頁）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的報導稱樊國梁僅在一處王府立山家裡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100萬兩銀子。樊國梁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搶劫，但他只承認搶劫了二十萬零四十七銀兩又五十枚」。［《傳教雜誌》1902年（合訂本），第121頁－123頁］八國聯軍是同天主教傳教士一起進行搶劫的。

1900年12月14日，法國的《北方醒報》登載了某回國士兵的陳述道：「從北堂我們開向皇宮，修士們跟著我們去，……他們慫恿我們屠殺、搶劫，……我們行搶都是替教士干的。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實際搶了八天。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我們進一家就隨便拿東西，我們把店掌櫃抓了當僕役，教士們把搶來的東西，讓他們背著運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傳教士還到各個縣勒索巨額賠款。

基督教傳教士和天主教傳教士一樣瘋狂地參與了搶劫的活動。丁韙良也是搶東西的強盜。他對當時的北京情況是這樣描寫的：「有一大半居民放棄了他們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於他們倉惶逃跑，他們的衣櫥裡塞滿了值錢的皮貨，地板上撒滿了最華麗的綢緞，有些地方滿地都是銀錠。多麼誘惑人去搶劫啊！」（丁韙良：《北京被圍目擊記》第131頁，第135頁，第136頁－137頁）

丁韙良承認自己「幹了一點小小的搶劫」。他還描述了美國公理會都春圃牧師在一處王府搶劫的情況。他說：「美國公理會在一處王府駐紮，都春圃牧師發現該
處和附近一帶房屋裡有大量的皮貨、綢緞和其他值錢的東西。他向軍隊和使館做了通告，把這些物品拿出來公開拍賣」。（丁韙良：《北京被圍目擊記》，第131頁，第135頁，第136頁－第137頁）

美國公理會梅子明牧師的搶劫活動更為瘋狂，可謂是典型。他在使館解圍前就已動腦筋要搶佔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後，他就挑選了他以前住處東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會同幾個傳教士，帶領200餘名教徒佔領了王府。他們首先搶劫王府裡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裝起來。在他的指揮下，兵分兩路，一路在王府裡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圍的各個客戶家中進行搶動。他的一部分親筆信，反映了他當時的強盜行徑。如8月20日從蒙古王府他寫的信中稱：「由於我是王府的頭頭，我突然變成了一個顯赫的人物，周圍的鄰舍把我當做一個王子對待」。

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說：「今天我在這裡前主人藏財寶的閣樓中發現大量的珠寶、紋銀和四隻表。我們將盡快地把這些財寶全部運到美國公使館的保險庫中去」。
9月18日的信說：「福西士上尉帶了二百名騎兵到北京東郊沙河和別的地方進行掃蕩，我擔任嚮導和翻譯。我們放火燒了兩個義和團總部，摧毀了一些軍事設施」。（博恆理：《梅子明傳》，第190頁－191頁，195頁－199頁）梅子明還將劫物進行公開拍賣，甚至私設公堂審問群眾，進行逼供和敲詐勒索，並要他們供出義和團人員的去向。他還不時地跑到鄉間去強迫派糧、派食物，要他們運送到侵略軍的軍營中去等等。

傳教士們還到處任意勒索賠款，「用人頭抵人頭」殺害無辜農民和索取銀兩。從1901年到1902年，僅北京和直隸自籌賠償給教會和傳教士的銀子竟達11124012兩，這些都是在簽訂條約之外的額外勒索。

對傳教士們的強盜行徑，李佳白在1901年美國出版的《論壇》雜誌上，
發表題為《搶劫倫理學》一文中卻為之辯護。他說：「搶劫是戰爭的戰利品，倘
若中國人不願被搶劫，他們就不應該發起這場戰爭」「搶劫是一種高級倫理學」
。他還對自己未能進行更多的搶劫表示遺憾。可見這位傳教士的帝國主義本質。

美國著名的進步作家馬克•吐溫對當時傳教士們在中國的暴行作了義正辭嚴的譴責。他寫了題為《給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評論》上。

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12月24日《紐約太陽報》刊載的該報記者錢伯蘭從北京梅子明處直接採訪的消息：梅子明「已為每一個被殺害者索到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毀損的教徒財產給予充分的賠償。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十三倍的罰金。梅子明先生聲稱：他所索取的賠款，比起羅馬天主教來，還算是適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錢外，還要『用人頭抵人頭』，他們為每個被害者索取五百兩銀子」。

接著，馬克•吐溫評論說：「梅子明先生為了清算別人的罪行，從貧困的中國農民身上搾取十三倍的罰款，因此讓他們、他們的妻子和無辜的孩子們勢必慢慢地餓死，而可以把這樣獲得的殺人代價用於傳播福音。他這種搜刮錢財的絕技，……正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瀆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在這個時代或任何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聰明謹慎的手段來經營，是一個聚寶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戲，這裡面有更多的錢，更多的領土，更多的宗主權，以及更多的別種利益。」馬克•吐溫的正義譴責擊中了要害，使這些干壞事的傳教士張惶失措，美國的反動勢力也為此慌了手腳。

不僅如此，傳教士們還為帝國主義強盜設計了義和團運動後如何進一步
侵略中國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為列強擬訂了一份「如何在中國恢復秩序」的「意見書」，印發給西方各國政府機構參考，重彈他在維親運動期間提出的「國際共管」的老調，其內容如下：「目前中國既然沒有一個被各國信任並能執行條約義務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權已通過一個秘密策劃使全國陷入戰爭狀態，……各國被迫必須組織一個新的、能夠維持永久秩序、使中國人和外國人獲得持久和平與繁榮的聯合內閣。

1、  這個內閣將由一半外國人和一半中國人共同組成。2、每個能派遣10000名常備軍駐紮在中國的大國得派2人為閣員。3、中國的總督 和巡撫得推派同等數目的人（譬如說2人）為閣員。這些人必須是列強所絕對信任的。4、這個內閣的主要任務是：（1）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2）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3）毫無歧視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個或幾國的利益；5、新內閣將不受任何一國的直接管轄；6、應組織一個國際法庭處理這個聯合內閣產生的一切問題；7、在過渡時期責成各國督撫負責各自轄區內的秩序，不可派遣軍隊援救北京」。（《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頁）

同年7月，丁韙良也草擬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國書》，叫嚷：「讓基督教列強把這個異教的帝國（指中國）瓜分了，使中國跟著新世紀的到來而出現一個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變了主張，向各國公使提出新的主張。

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報》上正式發表了他的「以華制華」的方案。其內容有：「1、為了根除慈禧太后製造的災難，在各大國共同擬定下，將慈禧放逐，恢復光緒帝的合法權利；2、取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頒佈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黨羽的委任狀，新政權許可者除外；3、恢復光緒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國批准後執行；4、讓各國劃分勢力範圍，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各省督府的行動。

丁韙良進一步提出：「對中國來說，完全的獨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計劃可使現有的機器保持運轉，避免無政府狀態，有利於進步，並可獲得中國人中間最開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個選擇是推翻清朝，由帝國進行正式瓜分，這是一個包含長時期和痛苦磨擦的過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國可有時間醞釀他們的政策，推動逐步改革，這比公開的或暴力的吞併所希望獲得的利益要更為廣泛。利用中國人治理中國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辦法不可能達到目的」。（丁韙良：《北京被圍目擊記》，第145頁－147頁）

同年9月28日，丁韙良在路經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僑
禮拜堂）發表演說，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張，並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見」，即「若能有一個由外國官員組成的強有力的委員會來指導這位年青的皇帝進行治理
中國，和平與秩序就可以恢復。像目前這樣的暴亂必須要採取預防的措施。為此目的，就必須解散中國軍隊，接收所有兵工廠或加以推毀。當你抓到了這隻老虎以後，就必須拔掉它的牙齒，斬掉它的爪子。……」（《北華捷報》1900年10月3日，第729頁－730頁）這一番話中其猙獰面貌完全暴露無遺。

很顯然，丁韙良的新「計劃」，是要求由各國組織「聯合委員會」，通過扶植傀儡來控制清政府，並實施對中國的「改革計劃」，使中國成為各帝國主
義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僅僅是傀儡政權的外殼。

丁韙良後來又寫了《北京被圍，中國抵抗聯軍》一書，除了惡毒地攻擊義和團外，還為美帝國主義出謀劃策。他在提出「以華制華」政策之後，又為美
國提出了領土的要求。他說「假如讓我在中國境內挑選任何地方以代替戰費的賠償，由中國割讓給我們一個『立足點』，那最好是海南島，這是一個在香港與菲律賓之間的踏腳石。它只有西西里島的一半大，但在出產方面可能是同樣富饒。那樣我們就有一個踏實的基地，使我們在有關中國前途的一切重大問題上有發言權。

60年前英國要求香港島並不是為了掠奪土地，它所要的是一個根據地，一個
轉動世界的支點。對我們來說，為了取得海南島而進行談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國應當像英國一樣，不因懼怕發展而放棄它光榮的卓越地位。…
…我們將領土擴展到太平洋沿岸，並將我們的勢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國，是由於自然的伸展。……在中國，直到目前，我們的政治影響一直不夠顯著，但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機會出現了，上帝不允許我們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來，我們並不需要大塊土地作為我們的立足點。如果一個海南島不夠稱心的話，再有一個大陸上的海口就可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也就是說，有了一個作為我們海軍艦隊的避風港，一個駐防陣地，使我們軍隊為了反對某個貪慾的國家企圖吞併中國時，或是為了鎮壓另一次像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這種世界的暴動時，有一個集結的所在」。

丁韙良揭開了「善良的傳教士」面紗，顯現出了殖民主義者的原形，為
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出謀劃策。

以上僅是洋教士在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已可見他們侵略中國的
活動，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洋教士參與鎮壓義和團的罪俱在，不容抵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