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在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倫理精神，根據律藏文本中的相關記載，我們發現戒律在制定過程中因時、地、事、人的差異，而體現出豐富的倫理精
神，主要有因事與人之心理的不同而現出的人性精神，因時空條件不同的隨宜性，制定、實施過程的民主性，以法束僧的法治特點，這些都是為達成個人解脫、教法 久住的最高道德訴求，因此也是詮釋與實踐戒律的基本倫理準則。

 （一）人性精神

 

 原始佛教的戒律，形成於僧團建立之後的若干年。最初，佛陀度弟子們出家，並沒有事先制定現成的制度（成文法），而是因弟子們不能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的精神去處理日常的修學生活，經知慚愧的弟子們的勸請，他才為了教法久住之故，對其所犯進行批評；並制定相關限制性條文，要求僧團大眾從此以後不得再犯， 否則將按所犯的輕重進行懲治。佛陀認為：「如來亦復如是，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來有正信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
家，舍家出家，或有心亂顛倒，起於淨想，三毒熾盛而犯諸罪。舍利弗，是時，如來當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在《四分律》中，佛陀也認為：「如來未 為諸比丘結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者，然後世尊為諸比丘結戒，斷彼有漏法故。」這說明佛教的戒律是輿人的自我覺悟有關，當弟子們能
自覺修學正法斷除三毒，就不會以諸多具有強制色彩的條文約束大家，而等到出現了不守戒的情況時，才不得不進行諸多戒條的制定，並以它來達到斷除有漏法的目 標。從這裡，可看出佛教戒律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反映了人性的精神內涵。而且，每一條戒的制定，都有不知慚愧者以身試法的背景。由此制定的戒律，表達了佛
教非律法主義者的思想內核，足見其符合人性的原則，它隨眾生根性的變化，才有越來越多的繁瑣條文，其目的最終還是在於使不同根性的眾生獲得清淨。

 （二）民主與隨宜

 早期佛教戒律的制定過程，基本上是通過教團大眾集會商議之後訂立的。如最初第一條學處的出現，就是因有個別弟子出現了不如法的行為，佛陀便集合大眾，一起
來討論其所犯戒的輕重等，並以此為契機，告諸弟子此後再有同類情況出現時，應如何處罰。《摩訶僧只律》曾載：「佛告諸比丘：依止昆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 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行（某某）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而在處罰個別犯戒者時，也強調了集
眾商議的羯磨作法，並允許犯者作自我陳述，這主要體現七種滅罪方法之中。《四分律》載：「若有靜事起，即應除滅。應與現前昆尼，當與現前昆尼；應與憶念昆 尼，當與憶念昆尼；應與不痴昆尼，當與不痴昆尼；應與自言治，當與自言；治應與覓罪相，當與覓罪相；應與多人覓罪；當與多人覓罪；應輿如草覆地；當與如草
覆地。」其中，現前毗尼強調了當事人於大眾前，一起抉擇有關犯戒的問題；憶念昆尼重在要求當事人自己作陳述與辯護；不痴昆尼主要是為保護有精神病者，在發 病時的行為不構成犯戒；自言治是讓當事人在大眾前對其錯誤進行懺悔；覓罪相是讓大眾對彼所犯還有疑問處的進一步核實；多人覓罪則是對意見不一致的問題進行
表決，只有徵得多數人同意才可執行；而如草覆地是將爭執不下的問題，經僧團依律處罰後，於此事上像草覆地一樣，不得再起爭論。從這幾條處罰原則來看，戒律 的處罰制度具有相當的民主特性。

（三）德法並施

 佛教的法治精神，早在釋迦時代就相當重視，如《摩訶僧只律》卷一云：「（佛言）如是舍利弗，如來不廣為弟子說九部法，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故如來滅後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來廣為弟子說九部法，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這是說，佛陀制戒、以戒束僧，是從 佛教未來發展需要的長遠眼光考量的，而法治觀念正是緣於僧團管理的實際需要，必須予以貫徹執行，否則教法難於維繫。這一理念強調了建立制戒與說戒的法治機
制，是有效保障佛教順利發展的根本動力。昭慧法師也認為，以戒為師是讓我們要建立法治理念，使僧團在健全的制度下維持和合清淨，達成最高之久住目的。從這 裡，我們可以略窺戒律的立法理念，也同法律一樣具有一定的法治特徵，是佛教倫理思想在制度層面的具體化、外在化表現，它讓我們領會了「以戒為師」的深刻內
涵。

 （四）程序合法

 僧團戒律在實施過程中，相當重視合法原則。此處所說的合法原則，是指以具體的戒律文本為準繩，由精通戒律的律師對個人的犯戒行為進行判定；然後，根據羯磨
法中的規定，如律的進行懺悔的程序合法原則。在《律二十二明了論》中，對此以「五方」進行說明，而道宣律師更在此基礎上，增加到九個方面的內容。１．知其 罪名種相。即要知道自己所犯的為本類罪中的哪一條哪一款。２．知成不成覆藏。要求自己或知情者回憶是什麼時間犯的罪，是否有開許的情況，到懺悔時大致有多
少天。３．知用僧多少。要確定需要用多少清淨比丘前求悔，才能將所犯罪清洗。４．知用聖教。懺悔者要明白懺悔本罪，須用羯磨法中的哪一種。５．知懺儀置 設。要知道行懺悔時必須先做什麼後做什麼。６．覆日長短相從。在處罰之時，須依覆藏所犯罪時間的長短進行別住。７．明總別懺法。懺悔之時，根據犯戒時間的
長短，有無故意覆藏的隱瞞情節，以及所犯戒是哪種、有幾條等，然後提出相應的懺悔要求。８．明正加羯磨。即行懺悔者在懺悔時應具備何種威儀，應知如何作羯 磨等。９．明奪行、誡敕。組織懺悔的僧眾，必須在懺悔結束之時，告訴求懺者處罰的目的與意義，並將在懺悔期間應注意哪些問題，向懺悔者宣告。最後要把此事
告之大眾，讓大家在此期間能如法教誨懺悔者。這幾條原則是佛教戒律判罪的必經環節，而能否按照這些程序操作，則關係到如律如法的佛教治罪精神能否有效貫徹 執行。

 我們通過以上的簡要討論，可知佛教戒律在制定及實施過程中體現出的倫理精神，作為制度倫理的範式，為今天佛教制度的訂立與實施，提供了制度倫理的范型。它
的作用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佛教戒律訂立與實施時的人性精神，為更好的體現人生佛教的思想精髓，提供了制度前提。二、戒律制定過程中因時、地、 人、事的隨宜性特徵，體現了佛教戒律制度具有鮮活生命力的源頭活水，這為佛教制度的創新與重新詮釋提供了理論依據，避免了佛教制度在不同地域與文化背景
下，因封閉個性而陷於「制度缺失」的尷尬處境。三、從戒律制定所反映的民主特性來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戒律在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單極傾向（以個人意志 為核心），這為保障戒律的實施提供了群眾基礎；四、德法並施的思想，為達成個人解脫與僧團和合及佛教的正常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外護。

 總之，佛教戒律在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倫理精神，為我們把握制度建設的根本原則，提供了具體的理論指導對彌補今天制度的缺失來說，具有相當強的現實意義。這
一點，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歷代叢林清規，在制度創新上已為我們樹立了典範。但是，在今天新時代背景下，佛教的制度建設依然還沒有完成，我們同樣還面臨 如太虛所說的「中國向來代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境中所養成的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的任務，也就是
說佛教制度的重新整合，依然是佛教界新世紀迫在眉睫的問題。

 （本文來源：寶蓮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