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毀的佛像（來自網絡）
唐武宗雖然急於想滅佛，但是，他心中卻是有所顧慮的，並不敢冒然進行。這是因為他害怕兩個信仰佛教的鄰居的干涉。一個是北方的回鶻汗國，另一個則是西南的吐蕃王朝，也就是現在的西藏。
武宗最後選擇在會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滅佛是有原因的。
因為就在前一年即840年（開成五年），北方的回鶻汗國在遭遇內訌和天災之後，又突然受到黠戛斯人（柯爾克孜族）的襲擊而瓦解。另一個強鄰即西南的吐蕃國王達瑪也幾乎在這同一時期被暗殺，吐蕃王朝也陷入了內亂。
回鶻和吐蕃不但是唐朝的兩大外來威脅，而且還都是佛教的堅定支持者。正是在這兩大外部勢力消除之後，唐武宗才毫無顧忌地開始了他的滅佛大業。
在武宗滅佛的過程中，道士趙歸真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趙歸真又是一位怎樣的道士呢？
趙歸真可以說是道教史上以邪術干政最有名的一位道士。由於他臭名昭著，甚至連道教的書籍都恥於為他作傳，因此後人無從知道他的來歷。
據《資治通鑑》記載，公元826年（寶歷二年），太清宮的道士趙歸真上書唐敬宗，自稱有神仙術，受到敬宗器重被召入宮中。文宗即位後，曾一度將趙歸真逐出長安，後來因為文宗也像敬宗一樣，沉迷於神仙方術，又將趙歸真召回長安。武宗繼位後，因為崇尚道教，對趙歸真更為寵信。後來因為受趙歸真的蠱惑，將崇道活動推向了極致，並最終釀成了滅佛的大禍。
開成五年(840)秋，唐武宗剛做皇帝，就召道士趙歸真入宮，進行推崇道教抑制佛教的活動。第二年即會昌元年（841）六月的慶陽節，武宗設齋請佛教的僧人和道教的道士講法。他只賜給道士紫衣，而佛教的僧人卻沒有。這雖然只是一樁不起眼的小事，但是，卻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新皇帝不喜歡佛法，緊接著對佛教發難的敕令便一個接一個地發佈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運動——唐武宗滅佛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武宗滅佛的時候，正好有一位日本的和尚圓仁，因為隨著日本的遣唐使來到中國，被困在長安，親身經歷了這場劫難，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下面我們就通過日本的圓仁和尚來看看武宗滅佛的過程。
根據圓仁的記錄：
廢佛的第一步是在會昌二年（842）三月，當時的宰相李德裕奏請嚴密加強對僧尼的管理。
十月以後朝廷下詔，命令逃兵、罪犯、娶妻而有僧籍者必須還俗，禁止僧尼走出寺院之門，此舉使長安城內大約三千五百人還俗。
會昌三年，加強了對外國僧人的監視，要求在長安的外國僧人必須申報姓名以及留在長安的理由。圓仁因為當初在山東領的“公驗”即通行證，一到京城就已失效，沒有新的“過所”或“公驗”發下來，他就一步也不能離開長安，因此而成為“會昌滅佛”的親歷者。
會昌四年，不許供養佛牙，命令各地拆毀大型的寺院、佛堂，強制僧尼還俗。與此同時，朝廷開始向道教方面傾斜，武宗在宮中設置了九天道場祭祀道教諸神，配製可以成仙的仙藥並建造瞭望仙台。
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首先，規定天下寺舍，不許置莊園。其次，又令檢查天下寺舍奴婢多少，財產情況如何。對諸寺的財產及貨賣奴婢的收入全部沒收。最後，又迫使幾乎所有的僧尼還俗。這次打擊的對象不限於佛教，還包括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也就是說除道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遭到了鎮壓。
此次滅佛的成果可謂“戰績輝煌”：
全國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毀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景教、祆教3000餘人還俗。
被毀的佛像（來自網絡）
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稅源。但是，對於僧尼們來說則是一場浩劫。某種程度上講，佛教自身的墮落也是遭此劫難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宗頤禪師曾經為此反思說：“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可謂一語道出了真諦。
從個人的角度講，武宗滅佛是為了成仙，實現他長生不老的目的，這是武宗滅佛最大的動力。但是，結果卻事與願違，他成仙的願望不但沒有能夠實現，後來反而在藥物的作用之下，變得越來越消瘦、性情更為乖張。趙歸真就告訴他說這是在換骨，屬於正常情況。對於長生的狂熱追求，使得武宗難以自拔，根本聽不進大臣們的規勸。
會昌六年（846）的新年朝會，由於武宗病重沒有舉行，道士們就說他生病是因為名字“瀍”從水，與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因為，土勝水，“瀍”名被土德所克，應改名為“炎”，炎從火，與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災禍。但是，改了名字也沒有給武宗帶來轉機，不久便一命嗚呼，年僅33歲。
武宗病重時，掌握兵權的宦官們私下商議，矯詔擁立武宗的叔父光王李怡為帝，光王在武宗的靈柩前即位，是為宣宗。宣宗即位後立即下令處死了趙歸真，罷免並流放了李德裕，改任牛僧孺為宰相，頒布詔書停止了毀佛運動，並要求將銷毀佛像鑄造的開元通寶錢幣，再銷毀重新鑄成佛像。
單就佛像與銅錢而言，可以說是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實現了一次輪迴。但是，歷史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並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下面我們就從文化的角度，看看“會昌滅佛”對後世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唐武宗的滅佛行動，雖然牽涉到了道教與佛教的矛盾，但是它並不是一次宗教性的運動，而是世俗政權對日益膨脹的佛教勢力的遏制和打壓。
武宗滅佛的時間雖然並不太長，前後僅有四年左右，最激烈的時間甚至還不到一年，但是與其他三次滅佛運動相比，只有這次是在國家大一統的時期，由中央與地方聯合行動，其程度和範圍比其它三次對佛教的打擊都要更大，影響也更為深遠。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之後，發展迅猛，到唐代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八個流派，號稱“八宗”，即：天台宗、華嚴宗、律宗、密宗、三論、法相宗、淨土宗和禪宗。
經過這場法難之後，佛教的典籍大多數都被焚燒或散失。因此，義理深邃的宗派因為沒有了精神食糧而後繼乏力，最終都斷了香火。只有義理相對簡單，主張“頓悟”的禪宗一派成為唯一延續下來的宗派。其餘宗派都無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敗，中華佛教從此陷入了“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的末路。
另外，以“三夷教”聞名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外來宗教經此打擊也都銷聲匿跡了。從此，中華的大地上，只剩下了本土產生的、充滿迷信色彩的道教。由此造成了中國思想領域，只有儒家一家獨尊的局面，這對於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思想的形成，不能說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這卻是單純地追求長生不老之術的唐武宗怎麼也想不到的！
歷史就是如此低詭譎，非拉長時間段不可能看的清楚。所謂蝴蝶效應，大概指的就是這層意思。因此，為政者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