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認為“我”即所謂“心”或“識”，此“自我”或“靈魂”是永恆不滅的實質。相信一個人有靈魂，在佛陀說教中看做是一個難以消除，為人們所特別喜愛，為多數思想派系所固執的問題，這種特殊信仰即使在現代也很頑強。事實上釋迦牟尼很明確的否定了不變的“識”——“靈魂”的存在。
識的生滅無常：佛陀看來，與其認心、意或識為“我”，還不如認物質色身為“我”。因為色身似乎更堅實；心、意、識遠比色身更加變幻無常。
識的因緣而生：一個名叫嗏帝的弟子，聲稱世尊曾教他：“輪轉飄泊的，乃是同一不變的識。”佛問他所謂的識是指什麼，嗏帝給出了一個典型答案：“它就是那個能夠表現、能夠感覺、能隨處經歷一切善惡業報的東西。”世尊訓誡他說：“你這愚蠢的人！你聽我對誰這麼說過？我難道沒有設法解釋‘識是因緣所生，離開因緣條件，就無所謂的識’嗎？”佛陀解釋識是如何依生起的因緣不同而得名眼識、耳識、鼻識、味識、身識、意識。他又比喻說：“以木柴燃燒的火叫做柴火，以稻草燃燒的火叫做草火……識也是從使它生起的因緣得名。”
沒有離開物質而獨存的識：佛陀毫不含糊地宣稱識是依色、受、想、行四蘊而生起，不能離此四蘊而獨存。他說：“識可以以色為方便、以色為對象、以色為給養而存在，並且為樂此不疲故，它可以生長、增進、發展……（受、想、行同理）”“如有人說：我可以顯示識的來、去、消逝、生起、成長、增進、發展，而與色受想行無關，那他所說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識不是與物質對立的絕對精神。
佛在人間：佛陀從不以神靈或神使自居，“我今亦是人數”。佛教不是神教那樣說為神的啟示；乃以人間覺者的教化而達安樂和清淨。“諸佛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他曾說，弟子接受他的教導，卻並非所有人都能成就，“婆羅門，對此我能做什麼呢？婆羅門，我如來只是指路的人。”
慈悲與無私：佛陀的慈悲在其言教中隨處可見。拔耆國有位名為獅子的將軍，他本是耆那教的豪華施主，當與佛見面後非常歡喜欽佩，要求成為居士弟子。佛陀答應後，勸他不要取消長久給與耆那教徒的佈施。吠舍離發生瘟疫時，佛陀冒著被傳染的危險，身入其境以化導。對於門徒，佛陀同樣予以無私關懷：他親自照料生病的比丘，為失明比丘縫衣服，為重病比丘洗灌，向小比丘懺摩……他的護法居士雖不乏權貴之人，但他身無分文，始終三衣一缽行腳乞食。他祥和安寧，從不憤怒、悲傷、嫉妒，沒有任何自私與傲慢。即使受到誹謗迫害，也從不起仇恨；受到稱頌也毫不得意。他赤足行走於恆河兩岸各地，四十五年說法不倦，通過自己的言行化導有情，從不希求任何回報。
不以統領者自居：佛從不視自己為僧團領導者，也不願別人這麼看待他。“我不攝受眾”，“同坐解脫床”。他以身作則：自己建房，自己洗衣掃地；五日一行比丘之房。阿難在說法，佛忘病而起身聽之；聽到堂中說法，佛便站立在戶外。眾僧按律自恣時，佛說：“我若有過錯，歡迎大家揭發！”他讓弟子不要不好意思向他請教，“應以友人與友人請問”。姨母以新衣施佛，佛讓她施與眾僧：“施比丘眾已，便供養我，亦供養大眾。” 頻婆娑羅王以竹園施佛，佛說：“但以施僧，我在僧中。
”關於談吐：佛陀侍人謙遜有禮，對主動上門的辯論者，他總是心平氣和地與他們討論。他的態度是理智而非感情的，對來求教者總是順應談話的對象，循韜善誘，引發別人自作思考。他不喜歡向他們發表滔滔講演，也沒有無意義的話。他善於用比喻，從生活中選取來的比喻來闡述比較難懂的佛教教義。他的談話很富於幽默感，例如他會用挖苦諷刺口氣討論婆羅門教。
揚棄時代思想的深見：佛陀打破婆羅門的第一因論和非婆羅門的共因論，立互為因果的緣起論，這接近辯證法；又承認業力，有反唯物傾向；以緣起為本，無神我為世界主宰，無神我為個人靈體，又傾向無神論；東方雖衍出反吠陀潮流，但頗嫌於神秘和苦行的極端。釋尊以中道為解脫行；慈和不失其雄健，深思而不流於神秘，淡泊而薄苦行。以世間為無我的緣起，反侵略而唱無諍，辟四姓而道平等；崇善行以代祭祀萬能，尊自力以斥神力、咒力。是對六師外道以及婆羅門的徹底揚棄。
超越思辨的如實修證：六師外道以及婆羅門都以本體論為依據，但佛陀學說否定本體論的價值，有位青年曾請教了十四個問題（十四無記）， 牽涉到世界本質、身心關係、人死後續存與否等哲學問題，是當時印度思想界經常討論的不解之謎。佛陀一概避而不談，理由是這些問題無關人生實際，無法以討論得到解決。是束縛人的枷鎖，使人困惑痛苦，對於修道解脫毫無意義。即使他在說法中也運用哲學，但他認為哲學應解決生死切身問題。佛教以實際修證而超越哲學思辨。
意義：佛教是釋尊本其獨特深見，應人類的共欲，陶冶印度文化而樹立。佛教蘊藏著許多新文化的萌芽，從而成為後來印度新思想的代表。後起六派哲學的思想分化，宗教制度與社會秩序在東方崛興中動搖；佛教的傳佈衝過恆河上流，到達印度河流域；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代，摩竭陀中心的大帝國達到非常的隆盛。佛教也進而為印度國教，弘通到印度以外。
